10月30日，北京朋友的電話打了進來，他開門見山地說：程樹榛老師走了……

“啊？”我一下子翻身坐定：“確定？”朋友認認真真地又重復了一遍剛才說過的話，我這才相信，我的恩師程樹榛先生真的離開了這個世界。驚聞噩耗，“困”在“深扎”地甘肅張掖的我，瞬間淚雨滂沱……人世上最殘忍又最令人傷痛的事情莫過于摯友之間的生離死別。先生于我，亦師亦友，誼切苔岑。新聞簡訊中的報道只是一個人民作家的離世，對于我而言卻是切膚之痛，程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眼前。

二十多年前，初晤先生的深切記憶依稀歷歷在目。那是1997年初，不惑之年的我還是邊陲小城里一個癡心不改的文學發燒友，商海浮沉為家計打拼之余，每月會按時收到《人民文學》這一充盈靈魂的精神食糧，彼時程先生正是《人民文學》主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公認的中國文學井噴期，每一期《人民文學》到手，我幾乎都是如饑似渴地去閱讀，咀嚼其中真味，從中汲取文學養分。向《人民文學》大膽投稿，是我自認那一年做的最為正確的事情。文稿寄出后望眼欲穿，一邊擔心石沉大海，一邊又忐忑著會收到退稿信，那種矛盾心情非此一般經歷者不可感同身受。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命運之神眷顧的幸運兒，中篇小說《馬蓮花》能夠在《人民文學》發表，也佐證了立世為人腳踏實地的真理。從此，我與先生相識，憑借鴻雁傳書竟也成了忘年交。先生為人謙遜耐心，身為“國刊”主編沒有任何驕矜高傲，他總是在書信中對我給予文學上的指導，并將他幾十年所積累的人生經驗一一傳授。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我與先生定期通信談論文學，也談論人生，雖未見面已是神交久矣。

是年底，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集《馬蓮花》付梓前，我邀請先生作序，先生毫不猶豫便欣然應允了。這篇序言發表在《甘肅日報》百花副刊頭條位置，一時引起關注。我知道，這是先生對一個晚輩的鼓勵與提攜，正因為他的肯定，我邁向文學之路的腳步更加堅定。

1998年，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下海多年身心俱疲，精神的游離與歲月的蹉跎，讓我找不到未來的方向。我將內心苦悶迷茫盡數泄于一紙書信，寄給了千里之外的先生。不久，先生特意打來電話，那是我與他的第一次電話交流。脫離文字直面對話，我們互相操著不太流暢的普通話談了半個多小時，末了，先生問我愿不愿意赴京到《人民文學》工作？至今我還記得受邀當時心跳如雷的感覺。掙脫商海牽絆，我沒有去原單位報到，而是毅然踏上了去首都追尋夢想的道路。“國刊”《人民文學》的采編組長是一個響亮的名頭。我興沖沖入職，先生第一時間找我談話，毫不留情給我“潑冷水”。他告訴我，“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采編組長這個頭銜只能為你下去采訪提供便利，是幫助你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的一個通行證。也就是說，你要沉到最下面去，去和老百姓一塊工作、一塊生活。這樣你才能寫出反映最基層老百姓聲音的作品來。同時，還要善于發現一些最基層的創作新人，因為他們也是我們文學的主力軍之一。經先生語重心長一番點撥，我才知道，下去采訪不但是我的工作，也是一種磨礪。他說：作家不能坐在家里閉門造車，應該走出書齋，通過采訪走出去，成為群眾中的一員，才能看到人生百態，才能聽到基層最真實的聲音。經此懇談，我恍然大悟，茅塞頓開。

由于《人民文學》采編組長的身份，下面的機關單位、企業都非常給我面子。頭一年，我超額完成了工作任務。第二年，我到天津市大邱莊采訪，采訪了大邱莊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禹作堯，也采訪了禹作堯的前任當年在大邱莊創業的同伴們與父老鄉親。從那開始，我的長篇小說處女作《1號會議室》的故事就住進了我心里。直到這個故事擾得我吃不香睡不著的時候，先生發現了端倪，他約我談話。

一個冬日的下午，我應約第一次到潘家園華威北里先生的府上拜訪。一進門就被素簡、充滿書香之氣的家居生活所感染。先生非常健談，與我講起他的家鄉江蘇邳州，講他的童年，還有他的文學生涯。先生出生于破碎的舊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時他只有四五歲，還是一個懵懂稚子。等到上學年齡，中國抗日戰爭已經到了最困難時期，他耳聞目睹父輩們為抗日戰爭奉獻的種種，那些英雄的故事不斷激勵他成長，他暗下決心，一定好好學習將來報效國家。就是憑著這樣的信念，于新中國解放初期，他考進了天津大學學習機械專業。大學畢業后，他被國家分配到東北的第一重型機器廠工作。也是在那個時候，他寫出了平生第一部長篇小說《大學時代》。這部小說因為種種原因沒能第一時間出版，直到1980年才與讀者見面，可謂好事多磨。上班后，先生從小小的技術員干起，以過硬的技術、無私奉獻的精神，做到了廠里的工程師。因為愛好文學并且寫了不少關于工廠技術革新的文學作品，被廠里發現后調到了廠黨委宣傳部工作。從此，他一邊工作一邊創作，因為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歷，他的作品里生活氣息濃郁，刻畫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被上級提拔到了宣傳部長的位置。幾年后，由于創作成績突出，先生調任黑龍江作協，先后擔任過省作協主席、省文聯副主席、《東北作家》主編等職。后來，他奉調中國作家協會，擔任《人民文學》主編。

專業從事文學工作幾十年來，先生發表小說、散文、詩歌、話劇、電影文學劇本等作品數百萬字，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有長篇小說《鋼鐵巨人》《大學時代》《遙遠的北方》《生活變奏曲》等，其中《鋼鐵巨人》影響深遠，被改編成了電影搬上銀幕。他的報告文學《勵精圖治》獲1980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部分作品被翻譯到國外出版發行。

與先生長談，給了我極大的震撼和啟發。于是，我大膽提出了我的困惑。先生聽了非常高興，他說：這就說明，你通過采訪到手的素材已經積累不少了，現在如果不馬上寫出來，等過了這個時期，你再寫恐怕就沒有這個激情了。說到這里，他再次強調邀我來《人民文學》工作的初衷，他說：“讓你做這個采編組長，不是讓你奮斗幾年端一個吃飯的碗，而是讓你到各行各業去采訪，扎扎實實了解社會與人民，為人民書寫，你才能成為一個人民的作家。”

在此之前，我已經明白先生讓我到《人民文學》來工作的苦心，這天下午他推心置腹給我講他的經歷、他的創作和他的作品，令我獲益匪淺、備受鼓舞。當天晚上，推掉一切應酬，我埋頭書案開始了長篇小說處女作的創作。因為故事在心里已經十分成熟，二十幾萬字的作品，寫了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初稿完成后，我迫不及待送去給先生過目把關，先生卻并不急于翻看，他向我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讓我回去大聲通讀三遍，自己覺得沒有問題了再去找他。我略有不解，但還是按照先生的要求照做了。在朗讀自己的作品時才發現，里面還有許多細節和文字需要大加修改。十天后，我拿著仔細修改過的書稿再次找到先生，這一回先生欣然接下了。三天后在他的辦公室，他告訴我，這些年來他已經沒有過把一部長篇作品一口氣讀下去的情況了，這部作品是一個特例。他對我說，你拿著我的推薦信去找出版社的社長吧。得益于先生的推薦，很快，我的長篇小說處女作《1號會議室》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書一經出版即好評如潮，成為當年的暢銷小說，半年時間內重印了八次，我亦有了“1號作家”的虛名。至2005年，短短五年時間，《1號會議室》分好幾個版本在不同幾家出版社出版，累計印刷發行了60多萬冊。《1號會議室》出版后，我去先生家里致謝，先生說：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結果，我只是盡了一點點力而已。他還是謙遜依舊，而我學會了認真嚴謹。這么多年來，每當完成一部作品，我還是堅持通讀三遍修改得自己滿意了才交付出版社，這個習慣至今保留，這都得益于先生的諄諄教誨。

先生走了，他的遺愿是：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骨灰撒入大海。他灑脫了一輩子，把自己的身后事也安排得云淡風輕，而我因為疫情，不能到北京去送先生最后一程，只能憑此短文深切哀悼，殊為遺憾。

先生一生襟懷坦蕩，寬人律己，工作勤勉，廉潔奉公，家風嚴謹，正直善良。他為中國文學和出版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為我們這些后輩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先生值得我們愛戴和尊敬，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