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上的石板路、吊腳樓、水車與渡船，將觀眾帶入到那個對大多數人來說，只存在于文學世界的靜謐小城。隨劇情展開的悲歡離合，也一如小城中的生活，平靜卻又生動著。近日，根據沈從文同名小說創作的歌劇《邊城》，在中央歌劇院劇場結束了首輪演出。這部集結了國內頂尖藝術家主創的歌劇，生動展現了湘西鄉土人情之美，刻畫了當地人民勤勞善良、謙遜內斂的美好品質和熱情真摯的鮮明個性，達到了兼具思想性、藝術性與觀賞性的舞臺效果，成為近期民族歌劇的又一力作。

《邊城》的成功不是一個孤例，而是中國歌劇藝術繁榮發展的產物。自歌劇從西方傳入中國起，中國藝術家就孜孜不倦地探索，逐漸創造出一種取材中國故事，使用漢語唱詞與對白、中國音樂素材、民族與美聲相結合的演唱方法，用以表達中華民族審美旨趣和民族情感的新型歌劇形態，即現今的民族歌劇。

歌劇被中華文化吸收改造的過程，恰是其生命力日益增強、受眾群體日益擴大的過程。人民不僅為歌劇藝術賦予了無盡的創作源泉，而且提供了廣闊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黨的十八大以來，眾多民族歌劇作品受到扶持，在舞臺上各展風姿。《運河謠》《馬向陽下鄉記》《松毛嶺之戀》《呦呦鹿鳴》等優秀作品，無一不是很好地貫徹了人民性的原則。這些作品無論是歷史題材、現實題材，還是革命題材，大多將歌唱人民和為人民歌唱置于首位。劇中的人物是人民，取材于不同時代的人民生活，展現的是人民的真實情感，并且使用了傳承于民間的音樂元素。這樣深深植根于人民的作品，必然會受到人民的喜愛和傳頌。

當歌劇藝術著眼于滿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表現中華民族情感的時候，對民族性的追求就成為一個自發的過程。早在1945年，延安魯藝的藝術家們根據“白毛仙姑”的傳說，創作出歌劇《白毛女》，并成為中國民族歌劇里程碑式的作品。歌劇的旋律吸收了大量民族音樂的成分，有些唱段甚至直接改編自民歌。如至今仍被傳唱的《北風吹》，就來自河北民歌《小白菜》。二者的每一個樂句以及樂句之間，都以下行的方式發展，塑造了悲傷、凄涼的藝術形象。2015年的新版《白毛女》在音樂方面進行了改革，板胡、嗩吶、單弦、大鼓的使用強化了民族性，與樂隊的交響化構成聽感上的平衡。

除了音樂材料的借鑒使用，歌劇藝術的民族性在其他方面也有較為具象的表現。現代舞臺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對舞美、燈光、服飾的高度關注，雖然可以為歌劇的舞美呈現提供更多的發揮空間，營造出強烈沖擊力的視覺效果，但是隨著民族歌劇創作的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作品借鑒傳統戲曲的布景理念，以簡潔的舞臺設計達到豐富的藝術效果。以“情”勝“景”這樣的舞美設計理念，使得民族歌劇之內涵更具深刻性與思想性。

中華民族能夠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歌劇的民族性除了具象的形式之外，更重要的內在因素是對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表現與塑造。自2015年始，《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洪湖赤衛隊》《黨的女兒》《同心結》《江姐》等經典民族歌劇劇目復排巡演。這些作品經過時間的檢驗，至今依然歷久彌新，就在于它們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改寫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偉大斗爭，彰顯了理想與信仰的強大力量，閃耀著人性光芒的英雄主義，在歷史的長河里最終沉淀為能夠代表中華民族精神的經典。

民族性既是民族歌劇應該堅守的發展方向，也是檢驗其藝術價值高下的重要標尺。新時代以來的民族歌劇作品，無論是歷史題材的《金沙江畔》《沂蒙山》《紅船》《田漢》《青春之歌》等，還是現實題材的《命運》《道路》《先行者》《張富清》《呦呦鹿鳴》《天使日記》《馬向陽下鄉記》《扶貧路上》等，都彰顯著對國家、對民族的深厚情感，是新時代民族性的進一步提煉和高度闡發，也是中華民族之魂的生動寫照，更是對“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的有效踐行。

歌劇這一外來藝術形式，能夠在中華文化的土壤里落地發芽、生根開花，并得到充分發展，人民性和民族性二者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脫離了人民，以西方藝術審美為旨趣的歌劇藝術無法在舞臺上貼近中國人民的情感體驗，必將失去其生存的根本。如果不能有效地從中華文化中汲取營養，進而樹立中華民族審美風范，中國歌劇將失去情感之魂，也就失去了獨立于世界歌劇藝術的價值所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承民族情感，展現民族氣質，并將傳承與創新有機結合，創作出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優秀作品，才能夠孕育出中華文化的“根”與“魂”。沿著人民性與民族性的方向堅定地走下去，中國歌劇一定會收獲更加豐碩的成果。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