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象傳》：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在強調口舌之防的同時，第一次將言語和飲食放置一處來談論。其所指向的“頤”卦深意，正是古人頤養之道的智慧結晶。言語作為文學的基礎，由此發端，代代相沿而下，書寫了我國飲食文學的燦爛星漢。

廚師出身的已故作家吳正格在他的《飲食與文學》中提出：中國最初是以“鼎食民族”的形象崛起立世，繼而鼎與君權、疆土同義，并成為國家禮器。他注意到中國最初的小說創作便是以飲食為題材：《呂氏春秋》第十四卷“本味”篇寫伊尹從庖人到宰相，并“說湯以至味”的故事，主題是治理國家要求得賢人。魯迅先生認為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小說。如果此說成立，“本味”篇理當成為中國飲食文學的濫觴。

沿著這條脈象，不難梳理出一條中國飲食文學的演進路徑：自《詩經》《楚辭》發源，經歷漢賦、唐詩宋詞的發展，到明清小說乃成為高峰，連看上去端莊肅然的《論語》也談論飲食。為此，吳正格作了一個統計：《論語》中，“政”字出現過41次，而“食”字也出現了41次，其中30次是當“吃”講的。

蜀人李調元在《醒園錄》序中開宗明義，說“飲食非細故也”。與他同時代的袁枚則在他著名的《隨園食單》序里感慨，“古之于飲食也若是重乎”，大有遙尊老子“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思想大義在其中。

飲食流于風習，文變染乎世情。當下作家在總結前賢經驗的基礎上，必須賦予飲食文學的嶄新內涵和時代精神。有鑒于此，從問題意識出發，我們必須思考，當代作家如何處理好承繼飲食文學古典傳統和開拓當代飲食文學新領地之間的關系；當代作家如何利用飲食，以長篇小說為主體，重返“古之于飲食也若是重乎”的思想高地?本文試圖用“物同理同”“理一分殊”和“無用之用”三個中國古典哲學理論，以當代作家王安憶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和新晉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葛亮的長篇小說《燕食記》為對象，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物同理同：飲食只是表象，文學才是內核

味覺是最深的鄉愁。王安憶生于20世紀50年代，葛亮生于20世紀70年代，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有著共同的鄉愁，皆因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生地：南京。南京夾在上海和浙江之間，上海本邦菜和淮揚菜交叉熏染，無法不對他們產生影響。《一把刀，千個字》中的“一把刀”，即出于“揚州三把刀”中的菜刀。王安憶長期在上海生活，揚州保姆教她說揚州話，當然也吃揚州菜，這便成了《一把刀，千個字》飲食寫作的源頭。葛亮在《燕食記》中，寫五舉山伯入贅戴家，以使上海本邦菜在香港得以立足。雖然《燕食記》的故事主場在香港，但大約上海本邦菜仍然是葛亮此番飲食文學寫作的源頭。

飲食相同的氣味和物性，是兩部小說賴以構建的基礎。《一把刀，千個字》試圖以淮揚名廚陳誠的一生，在日常與歷史、個人和時代、東方和西方之間架設起深刻的聯結，細膩的筆觸和豐富的細節描寫仍然是王安憶一貫的寫作風格。《燕食記》以榮貽生和陳五舉師徒兩代人的傳奇身世和薪火傳續入手，寫百年間嶺南飲食文化、尤其是點心的發展變遷。兩者都有較為宏闊的視野，單從體量上來看，后者更為龐大。寫作方法上，兩部作品都有承繼飲食文學古典傳統的潛意識，這從各自的題記中可以略窺一斑。《一把刀，千個字》所引題記“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是袁枚題揚州個園的名聯；《燕食記》的大題記則來自于《周禮·天官·膳夫》：燕食，謂日中與夕食。至于書中上闋九章、下闋六章的小題記，則大多來源于與飲食相關的歷代筆記。

在王安憶和葛亮的筆下，盡管一個說的是淮揚菜，一個說的是嶺南菜和點心，但飲食作為物存在的理是相同的。《一把刀，千個字》中，王安憶有對軟兜、上海青乃至各種淮揚菜細膩精致的鋪陳，舉凡食材生長差異、水土流變、中西口味優劣等皆有細入肌理的描寫，這和《燕食記》中寫諸多嶺南菜和上海本邦菜的呈現精妙物同理同：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菜系的變化奧秘其實都藏在一方水土中。

將“飲食文學”四個字拆解，“飲食”只是表象，“文學”才是真正的內核。所謂物同理同，那么，王安憶和葛亮相同的心意在哪里呢?

《一把刀，千個字》指向的內核是“千個字”，這“千個字”因人而異。以筆者的理解，還是“古之于飲食也若是重乎”的古典傳統在對作家產生影響。即使是看起來一目了然的那把菜刀，也絕非那么簡單。王安憶要寫的那把刀，更像作為烈士母親刺向非常時局亂象的一把革命之刀。小說第八章寫母親到津，訪問大學時的女同學，夜間聯床夜話的一段，看似漫不經心，實則驚心動魄。奔向祭壇的前夜，她在向女同學告別，也在向女同學作最后的托付。盡管這告別和托付是無聲無形的，但敏感的女同學還是感受到了，也才有了后面女同學從天津奔向更遠的吉林帶走弟弟陳誠去上海避難的安排。王安憶的敘事極隱忍含蓄，但越是這樣的隱忍含蓄，越能見出敘事的張力。小說上部寫陳誠“一把刀”成長的過程，為下部“千個字”做好情節和情緒的鋪墊，復調、交叉式的敘事，烘托出文學的內核：個體和血親、個體和歷史、個體和時代，所有淮揚菜的神乎其技，到最后都只成為這內核的工具。

《燕食記》中榮貽生做蓮蓉點心始終差一味，最后在一張白紙中品出奧妙，終于順利通關。葛亮在其中的鋪陳和張揚，是為了烘托同樣的飲食文學內核：作為養父兼師公的葉鳳池，如何以飲食為刀，參與到國家與民族的救亡圖存之中。葉鳳池個體在大時代下的選擇，表明了一種傳統衛道士的立場：飲食絕非安身立命、滿足口舌需要那么簡單，他要教會榮貽生的，正是飲食中的大義——即使和平年代不需要救亡圖存，但仍然有世道人情在其中。

從兩部作品對飲食文學內核揭示的心同理同來考查，《一把刀，千個字》和《燕食記》盡管來自于兩種不同的飲食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年齡結構作家，但它們因為這共同的內核，有了某種互闡的條件和可能。將它們共同列為當代飲食文學的代表作，也是完全適宜的。

理一分殊：局部與整體、內部與外部、市顯與俠隱

我們既要看到兩部著作以飲食入文學的共同性，也要看到它們在具體表達上的差異性。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里談到了他對宋儒“理一分殊”思想的影響，可轉引過來作為對這兩部著作雖同以飲食入文學，但又體現出各自不同的文學個性的解釋。

一是局部與整體的分殊。《一把刀，千個字》雖寫淮揚菜廚師陳誠的一生，但飲食的呈現只在局部，或只是一條暗線和一個背景、一個工具，它不同于《天香》和《考工記》為技藝和工匠立傳的整體性立意，其指向的是更為深刻的人性和時代精神。小說上部寫陳誠的成長史：生于哈爾濱、長于上海虹口弄堂，偶然的機緣學廚于高郵鄉廚和滬上名家，然后移居美國，做起“包飯作”，飲食的精耕細作和論說在上部每有精彩呈現，乍看這是又一部為技藝和工匠立傳的小說。到了下部，才陡然轉向交代烈士母親短暫卻傳奇的一生，其中間插了不少飲食操持的場景，但已是極細小而微弱的表象。飲食之道在這里開始讓位于王安憶對革命與啟蒙的思考和對真理的追問。

《燕食記》對飲食的寫作卻全然是整體性布局的。從陳五舉進入“多男”茶樓，到露露接過上海本邦菜的大旗，“十八行”重回灣仔，飲食的寫作貫穿全局、須臾不離。飲食在其中牽連起人物的悲歡離合、情節的起承轉合以及思想的曲盡其妙，看得出葛亮在架設這部飲食文學作品時，有明確的寫作主張和精密的結構設計。與《一把刀，千個字》相比，《燕食記》中的飲食雖然同樣為工具，但已經從暗線升為明線，從背景轉為主場景。太史第暗殺日本間諜河川守智的一場戲，于“賞心樂事誰家院，菊黃蟹肥正當時”的宴飲中，埋藏著正義的殺機，成就這場正義的暗殺的，還是蓮蓉月餅中蘊含的食物精妙之道。如此精巧的工具設計，以及如此重要的文學表象力量，主要應歸功于作家本人對飲食在小說中整體性作用的設計。兩部作品以飲食入文學體現出來的局部與整體性旨趣和方法，無疑為后來的師法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二是向外與向內的分殊。《一把刀，千個字》關于飲食寫作的主場其實不在國內，而在華洋雜處的紐約法拉盛。攜技移居于此的陳誠，以“包飯作”的身份，打入這里的華人世界，并逐漸妥協于當地的水土、物產和口味，淮揚菜在這里已經不正宗了。這種飲食文化的外向型妥協或者說拓展，蘊含了王安憶對大眾精神失落的隱憂和對南橘北枳大環境下人心人性改變的冷靜反觀。

文學評論家劉欣玥對此已有洞見：揚幫菜從“鄉下人的鄉下菜”走向五方雜處的上海灘，再進軍大洋彼岸，早已背離本宗遠矣。但是，與其說小說家關心的是“味”的偏離乃至墮落，不如說是要講述一個“知味的人”消失的故事。那么，這種向外是否呼應著當下的文化和非遺出海熱潮?

三是市顯與俠隱的分殊。廚師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被目為“下九流”，社會地位普遍不高，而操持飲食也被視為侍奉人的低賤職業。《一把刀，千個字》和《燕食記》都有為這個“下九流”正名的命意在，但具體的表現手段卻有很大區別。《一把刀，千個字》中的陳誠，從國內移居美國紐約法拉盛，有大隱隱于市的動機。但一旦他身置“這塊看似沒有民族國家大義的新興僑埠”之后，作為烈士之子的傳奇身世在這里變得無關緊要，他借助于“包飯作”，期待著市顯揚名，打下一片基業，讓人生得以繼續，并重生一個新的自己。這其中當然包含著中西觀念的差異，英雄不問出處的文化和技高者尊的自然法則，讓他有了市顯的可能。這里的市顯和上面論及的向外，其實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全的。

和陳誠的市顯不同，《燕食記》中的師徒孫三代(加上露露，總為四代)，始終出于一種隱的狀態：隱入煙火人家，隱入市井百態。身為養父兼師祖的葉鳳池，更像古典武俠小說中的俠隱，以無聲之教完成對榮貽生最為重要和關鍵一環的技藝傳承。出于榮貽生特殊而敏感的身世，他的養母一生都在隱藏，偶然一次的太史第飲宴操作，為她和兒子帶來暴露的危險，于是不得不作出隱于草野的決定。這一決定帶給榮貽生的，也是一個終生的“隱”：人們對這位神奇大案的了解，大多源于民間。到了陳五舉這一代，雖然有過市顯的過程，但在經歷了妻子戴鳳行為隱居香港的上海青幫大佬顧鳴笙(杜月笙的原型)做家宴而死于破傷風的巨變之后，再次認識到市顯的危害性而繼續大隱隱于市。小說中關于飲食技藝的傳承，也是一種“隱”的狀態，因此也可以說，《燕食記》是一部講述俠隱的小說：飲食之中的大義，當然也必須包括俠的那一部分。

無用之用：小處謀生，中可振業，大哉報國

兩部小說對數位廚師及關聯的飲食或局部或整體的文學表象，對具體的飲食之功用究竟有無揭示?或者說，飲食進入進而影響和改變文學的價值究竟在哪里?這類飲食文學寫作的小說史意義何在?

《一把刀，千個字》中陳誠學廚的經歷，使這孩子從此“有半技之長，總有飯吃”。這便是學廚的功用：小處謀生。后面嬢嬢帶他拜單先生為師，也是說：“只求薄技在身，掙碗飯吃。”

《燕食記》中的榮貽生、陳五舉和露露也皆是苦寒出生，進入飲食行當起初也是為著謀生。榮貽生當了大案，陳五舉叛出榮貽生之后入贅戴家，卻都有了振業的氣象。但兩部著作對飲食進入文學的價值遠不止于振業。出道成才，謀生已是最初的想法，《燕食記》里，榮貽生和師傅們以飲食為槍智殺日本間諜，或者在大黃崗苦戰之后，進入一個道觀，榮貽生就地取材，給抗日的將士們做花錦鱔吃，這就是大哉報國的大用處了。而陳誠呢，讓中國的淮揚菜漂洋過海，并使其揚名美國，無形中成就大哉報國的大用，堪稱“無用之用，方是大用”的生動演繹，和她母親當年革命報國一個結果，時移事往，革命不就是請客吃飯?而那頓飯，是烈士之子掌廚的拿手好菜。萬里之外的揚州佳肴里，隱隱有一股血腥氣味……這讓她的小說充滿辯證意義，而這辯證借著紐約的揚州廚子和哈爾濱的文革烈士——兒子和母親——的關系，作了戲劇化呈現。

僅從王安憶和葛亮對飲食的敏銳感受力和領悟力，以及基于此而主動承擔起來的歷史意識和社會責任來看，《一把刀，千個字》和《燕食記》最大的成功或許在于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貴的連脈，那是飲食文學從傳統走向創新、作家在日常飲食的無用之用和主動擔起飲食文學發展使命之間的連脈。再一次地，當代作家借助于飲食書寫，完成了與先哲的古典傳統呼應，也通過小說的方式凝練出了獨特的中國敘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