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執浩，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漢詩》主編。主要作品有詩集《苦于贊美》《寬闊》《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長中短篇小說及隨筆集多部。曾獲人民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詩刊》年度陳子昂詩歌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

公元684年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混亂之年，先是剛剛繼位不久的唐中宗李顯被廢，接著是登基沒有幾天的唐睿宗李旦遭軟禁，再之后，武則天臨朝稱制，一年之中出現了“嗣圣”“文明”和“光宅”三個年號。在中國古代，年號蘊含著帝王君臨天下、宣誓正統的特殊意義，往往也代表著時運的轉換。而如此頻繁的年號更替，若非統治者的草率，就意味著朝政進入到了焦頭爛額的無序狀態。一時之間朝堂熙攘，綱常紊亂，各種權謀的背后均可以看見一雙大手，在悄然助力。據史書記載，這一年，唐朝上空出現了一顆彗星，巨大的光焰掃過天宇，能照見黑暗中一張張驚恐萬狀的面容。

在飛蓬叢生的亂象之中，一篇題為《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后改為《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的駢文橫空出世，迅即傳遍了大江南北。這篇檄文或許是唐朝歷史上最具政治攻擊性和蠱惑性的雄文，堪與五百年前陳琳所作的那篇《為袁紹檄豫州》相媲美，不僅辭藻華美，而且從頭到尾句句誅心：“……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據說，武后是強忍著怒火讀完的，但讀罷之后，竟也禁不住盛贊作者雄健的筆力。《唐才子傳》記載：“為敬業作檄傳天下，暴斥武后罪。后見讀之，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過也。’”其時，這篇檄文的作者駱賓王，剛剛棄下臨海縣丞之職，投入到叛軍英國公李敬業幕下。這位七歲時便以《詠鵝》一詩名世，四十九歲那年寫出了名動天下的長篇歌行體長詩《帝京篇》的詩人，一生仕途不順，后來他索性投筆從戎，戍邊塞，平蠻夷，由西域而巴蜀，終于，硬生生地將自己活成了大唐歷史上少有的骨骼奇駿的文人。

南宋詩人魏慶之在《詩人玉屑》里說道：“駱賓王為詩，格高指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云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這無疑是極高的評價。文學史上，一般將駱賓王與王勃、楊炯、盧照鄰并稱為“初唐四杰”。但若是我們細究駱賓王在人世間留下的足跡，就會發現，這些足印時而清晰有力，時而卻戛然而止，蹤跡難覓，這個人的人生線路實在與多數文人相悖了。駱賓王早年因文辭出眾而順利入仕，但他“恥于自炫”，不僅主動放棄了晉進的機會，而且始終主動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其忽隱忽現的身姿，給世人留下了太多的謎團和想象空間，而他后來的每一次出場，一定都會不同凡響。“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徒歌易水寒。”（《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在駱賓王之前，也有許多詩人下筆書寫邊關風云、塞外烽火，但大多數詩都停留于外在景物的描寫上，充滿了愁苦悲情，缺少堅實可靠的細節作為支撐，而在駱賓王筆下，邊塞則完全呈現出了另外一番氣象，他筆力雄渾，充滿了昂揚的斗志，尤其是他對細節的精準把控，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這首著名的《在獄詠蟬》，有一種孤絕之美，顯示出駱賓王的詩，已經完全擺脫了齊梁文士詠物游戲式的寫作范式，突破了南朝詩人“緣題設境”式的寫法和低沉消極的格調。總而言之，駱賓王是那個時代的異類，其賦辭藻華麗，抒情與敘事夾陳，形式靈活多變，講究對仗和韻律，朗朗上口；其歌行通過抒發興衰之感，改造了傳統的帝京、艷情題材的寫法，呈現出闊大和昂揚的精神風貌，具有開疆拓土的文體意義。漢語詩歌在從齊梁走向盛唐的發展脈絡中，駱賓王無疑是一位佇立于最前沿，又承前啟后的過渡式人物，深刻影響了唐代近體詩歌的走向。駱賓王一生都處于理想與現實、懷才與不遇的矛盾沖突中，由此形成了他耿介正直的性格和汲汲進取的人生態度，詩文中貫注著飽滿的激情和強烈的自我意識，這是其作品有著剛健風骨的根本原因。

在漢語世界里，“風骨”一詞，最早是用來評價人物的精神面貌而非文風的，特指人物的風神骨相。劉勰最早將這一概念引入到了文學評論中，在《文心雕龍》第二十八篇，他仔細探討了文學作品應該具備的美學特征：“《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風”源于“六義”之風，即風雅頌賦比興的“風”，有風化之意；“骨”，猶如體之骨干，強勁有力，所謂風吹骨立，謂之氣節。劉勰將作品的風骨與風格區別開來，探討了風骨與文采之間的關系，首次將風骨定義為一切文學的總體面貌。此后，“風骨說”就成了人們品評文學的核心標準之一。稍晚于駱賓王出場的詩人陳子昂，在其《修竹篇序》中說：“漢、魏風骨，晉、宋莫傳。”主要是有感于六朝文風“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狀況而發，他推崇的是建安時期的文學體貌，是那種情思蘊藉與華麗壯大相互結合的文學，或磅礴，或清癯，或俊逸，總之，都充滿了“骨氣”。鐘嶸在《詩品》里曾這樣評論曹植：“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從這些評價中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出，講究風骨的文學作品應該是什么樣的體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這是建安文學的始作俑者曹操，在《短歌行》中發出的長喟，音色高古，音質若鐘磬繞梁。而比照一下，齊梁時期宮體詩的代表人物蕭綱，所作《詠內人晝眠》：“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鬢壓落花。簟紋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我們不難看出，兩者之間的涇渭之別，無論是情思、體態，還是氣韻、脈象，建安文學之后數百年間的六朝文學，一直都被盛行的華麗綺曼、感情蒼白的文風所籠罩。因此，這才有了后來杜甫的醒世之論：“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戲為六絕句·其五》）

公元696年，身為右拾遺，一直愛在朝堂上挑刺的陳子昂，被武則天任命為她侄子武攸宜的隨軍參謀，前往北地征討犯境的契丹人。詩人沒有想到，這既是一次斷送他個人仕途的旅程，同時也是成就他偉大詩人之名的榮耀之路。自古中國文人大多具有這樣一種絕處逢生的能力，即，只有當他們的政治生涯遭遇挫折，政治理想徹底破滅時，才會驚覺過來，發現自己活在世上，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身份：詩人。而正是這個或隱或現的身份，在絕望中喚醒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精神活力。窮途末路的盡頭才可能是詩歌誕生的地方，反過來說，詩人總是站立在他原以為光鮮敞亮的道路盡頭，在接受過失敗者的命運之后，才會服膺于命運的擊打，覺悟出了頑強的反抗志念。正是這樣一種絕處逢生的志念，催生出了庸常生命中的燦爛之花。

這種隱秘而偉大的力量，在陳子昂身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和體現。我們可以假設，倘若陳子昂沒有這番經歷，假如他素來就不是一個性格倔強、直言極諫的臣子，現實生活也就不會將他拋向那種孤絕的境地，當然也就不會有后來《登幽州臺》這首詩的出現——這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在此之前，陳子昂已經寫出了大量的詠古撫今之作，這些詩有的被統攝在《感遇詩》這一總題之下，有的獨立成篇，它們無一例外都充滿了蒼虬高古的力量，業已具有相當鮮明的辨識度：“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云。”（《感遇詩·其十一》）；“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躊躕。”（《峴山懷古》）；“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度荊門望楚》）……這些詩呼應和賡續著陳子昂一直以來極力推崇的建安風骨，“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修竹篇序》）無論是從理念上，還是在創作實踐中，陳子昂都是繼“初唐四杰”之后，真正的詩歌革新者，而革新的動力，來自于他狂熱的政治熱情，濟世、恤民，以及對國家社稷深刻的危機意識。在陳子昂看來，詩歌的“風骨”絕非空穴來風，更不是媚言軟骨，詩人只有以充沛而高尚的情感和德行，來書寫現實生活，傳達現實生活里的剛健之聲，他筆下的文字才能夠獲得與心靈相匹配的情貌。然而，造化弄人，也只有當《登幽州臺》出現之后，世人才終于真正聽清楚了詩人的心跳和脈動。《登幽州臺》以一種久違的高古之音，奏出了一曲慷慨悲歌，其中蘊含的曠世悲愴與哽咽之情，以及蒼茫遒勁的宇宙觀，不惟詩人獨有，更是世世代代中國文人郁積于胸的情愫寫照，博大、深沉，而且格外悲壯。因此，這首詩的出現，滿足了一直以來人們對“風骨”之說的幾乎所有期待，成為唐詩風骨的典范之作。《新唐書·陳子昂傳》載：“唐興，文章承徐庾之風，天下尚祖，子昂始變雅正。”六朝之音也只有到了陳子昂這里，才真正發生了變調。“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韓愈后來在盛贊陳子昂的同時，力倡“古文運動”，其實也是在進一步銜接陳子昂留下來的這筆寶貴的文學遺產。

有“孤篇橫絕”之稱的《春江花月夜》，出自于初唐至盛唐過渡時期的詩人張若虛之手。實際上，這首詩在問世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或許是當時的詩壇風氣，正在力倡剛健雄邁的精神氣象，而《春江花月夜》本來就是一個常見的、為當時世風所摒棄的宮體詩名，魏晉以來曾有不少詩人用過，梁簡文帝、陳后主、隋煬帝等都曾以此為題寫過詩。但是，張若虛的這個版本完全是舊瓶裝新酒，徹底擺脫了宮體詩的束縛，一改以往宮體詩矯飾旖旎的面貌，在其中注入了蒼茫博大的宇宙觀，創造出了深沉、寥落、高遠、靜穆的藝術境界，非但不同于舊瓶之酒，而且從形式到內容都作出了全新的拓展。“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詩人通過對春、江、花、月、夜這五種情景的描述，將個人之情融進了亙古亙今的人類情感里，并賦予了其生生不息代代相似的情感渴望。所以，當這首詩后來如朗月一般，鉆出厚重的云層，傳至明清之后，才逐漸被更多的慧眼注意到，并很快就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高度。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里說它：“前半見人有變易，月明常在，江月不必待人，惟江流與月同無盡也。后半寫思婦悵望之情，曲折三致。題中五字安放自然，猶是王、楊、盧、駱之體。”正是彌漫在這首詩里的強健筋骨，才使它擺脫了被湮沒的命運，成為唐詩之林里響遏行云的又一絕唱。這個例子給我們的啟示是，風骨可能還不止存在于文學的面貌和體態上，更存在于文學內部的肌理和氣息中。在唐代傳之后世的無數詩篇中，除了陳子昂的《登幽州臺》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還有一首是崔顥的《登黃鶴樓》，這三首詩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博大深邃的宇宙觀。這樣的宇宙觀作用于詩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某種穿透世相的孤絕力量，而這種力量恰恰是人類共同情感的某種見證，具有亙古亙今的內在驅動力。

如前文所述，“風骨”之說，雖然是從對人物的品評挪用到文學批評里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最終還是要回歸還原到創作者的生命狀態中去，從而在古今人物的精神呼應過程里，產生出直擊現實的黃鐘大呂之聲。詩人在確立自我風骨時，必得找到某種情感參照物，然后，從中發掘出與自身精神相匹配的人生支柱，由此才能構架出個人的整體精神風貌來。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文學史上有無數作品以史為鏡，通過詠史嘆古來傳達詩人的志趣。這里，我們僅以歷史人物荊軻為例，便能窺見一斑。自從《易水歌》中吟出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后，便引來了無數代詩人的唱和，由此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雄厚又悲壯的聲音天團：

燕丹善勇士，荊軻為上賓。圖盡擢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嘆氣若青云。（阮瑀《詠史詩》）

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駱賓王《易水送別》）

可悲燕丹事，終被狼虎滅。一舉無兩全，荊軻遂為血。誠知匹夫勇，何取萬人杰。無道吞諸侯，坐見九州裂。（王昌齡《雜興》）

荊卿重虛死，節烈書前史。我嘆方寸心，誰論一時事。至今易水橋，寒風兮蕭蕭。易水流得盡，荊卿名不消。（賈島《易水懷古》）

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柳宗元《詠荊軻》）

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鵜淬花白鷴尾。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

班行想望歲空多，知有龍門未敢過。和近圣人師展季，勇為君子盜荊軻。三刀舊協庭闈夢，五腨今傳里巷歌。復道諫書嘗滿篋，不唯詩句似陰何。（王安石《奉酬圣從侍制》）

貫日白虹可奈何，書生容易笑荊軻。美新伾黨臨遺冢，慚愧絕無狐兔過。（晁說之《過荊軻冢四絕句》）

我友劍俠非常人，袖中青蛇生細鱗。騰空頃刻已千里，手決風云驚鬼神。荊軻專諸何足數，正晝入燕誅逆虜。一身獨報萬國讎，歸告昌陵淚如雨。（陸游《劍客行》）

……

不同的詩人在同一個歷史人物身上重新發現了自我，并整飭重建了個人的精神向度。這一現象清楚地表明，荊軻所踐行的悲劇美學，蘊含著某種巨大的情感能量，能不斷催生出嶄新的生命光焰。“士為知己者死”，這一古老的人生準則，依然是固守在許多漢語詩人內心深處的道德律令。詩人們通過謳歌荊軻的壯舉，喚醒沉睡甚或泯滅在自我內心深處的那種心力，以此砥礪人生。而在這震耳欲聾的唱和聲中，有一位詩人的聲音顯得尤其特別，這個人就是陶淵明。

公元405年冬，在彭澤縣令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陶淵明，終于不勝其煩，索性辭掉了他人生仕途中最后一個職位，開始了他心心念念的隱居生活。“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歸園田居·其一》）從二十九歲出任江州祭酒，到后來陸續輾轉于桓玄、劉裕、劉敬宣幾個幕府，我們的詩人一直在過著“違己交病”的窩囊日子。蕭統編《文選·陶淵明傳》里載：“歲終，會郡譴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兮辭》。”向來堅守“素志”“任真”“固窮”的陶淵明，自然不會“為五斗米折腰”。這位生性淳樸的詩人，平素不慣以文字事人，其作品也極少涉獵重大題材，但他所有的詩文必定發自肺腑，充滿真情實感，即便是勞作躬耕，也必得親力親為。由于生活在晉宋交迭之際，政治漩渦此起彼伏，詩人不被裹挾已是萬幸。然而，即便身處險境，詩人仍然有感于綱常的淪喪，寫下了一些借史詠懷、托古喻今的作品，《詠荊軻》就是其中之一：“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這是一首真氣飽滿的長調，筆墨酣暢，慷慨昂揚，其筆法也是陶詩里極為少見的。這首詩取材于《戰國策·燕策》《史記·刺客列傳》等史料，按照事件的經過，描寫了荊軻出京、飲餞、登程、搏擊等幾個場面，尤其著力于人物動作的刻畫，塑造了一個大義凜然的除暴英雄形象，但并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復述荊軻刺秦這一歷史典故，詩人以豪邁的詩筆贊嘆歌頌了荊軻的壯舉，抒發了詩人內心中無限的感慨。

發思古之幽情，其實都是為了觀照現實，更確切地說，是為了給眼前的生活找到某種可以借鑒的人生模板，不讓自我迷失在現實的迷霧中。就像詩人所言：“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陶淵明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其實早已具有豪放、俠義的色彩和氣質，他的血液里沉淀著他祖父陶侃的豪情，只需輕輕搖晃，便會澎湃洶涌。這一點，似乎與我們大眾印象中的那位“田園詩人”形象略有不同。對于陶淵明來說，避世只是假象，他真正要回歸的是“自然人”狀態。這一狀態也是同時代的“竹林七賢”們的選擇，既然無法隨波逐流，那么，潔身自好，在佯狂或傲世的表象之下，選擇做一個真實的純粹的人，這無疑也是風骨的另外一種體現。“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發生在屈原身上的悲劇，被魏晉時代的這批文人一再改良、變通，其根本目的也在于保全他們各自的“素志”。而這正是劉勰所說的“骨氣”之本：“情與氣偕，辭共體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文心雕龍》第二十八篇）

五百年后，蘇軾在充滿劫難的宦海途中，重讀到了陶淵明這首詩，又作《和陶詠荊軻》：“秦如馬后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托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陛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詩人用幾乎與陶詩相同的音韻，唱和著同一個主題，兩位隔代知音在這里找到共通同享的情感界面。又過了數百年，龔自珍再作《己亥雜詩·其一百二十九》相和：“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這或許就是好詩的品格與力量，其中蘊含著一個強大的內核，吸引著不同的詩人不斷去靠近它，發生感應并引起裂變，催生出一代代燦爛夜空的光焰。而獲取這種感應的途徑，不外乎是通過培育自我的精神定力，獲得強大自如的心力。這樣的定力從何而來？肯定是詩人的骨力在發揮作用，惟有強健的骨力，才能讓你始終固守住本真之氣，保持住元氣不被紛亂的世相所侵擾，如此，你的文采才不會被揮霍，你的筆下就是心目中的山河莽川。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晚唐詩人曹松有感于唐末頻仍的亂象，創作了這樣一首《己亥歲》。這位才華橫溢卻又屢試不第，直到七十一歲時才考中進士的詩人，面對著戰禍、饑饉和人生的反復挫敗，在亂世中承繼了前輩詩人的風骨，為一個垂危的王朝吟誦出了一首絕妙的挽歌，歌聲里充滿了悲情、血淚和控訴，盡管早已沒有了“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瀚《涼州詞·其一》）的高蹈和豪邁，但依然讓人涕淚漣漣。也許，風骨就應該是這樣一種矢志不渝的情志，在旁人眼里可能會顯得不合時宜，但當曹松或曹松們終其一生為一役，以蹇驢為戰馬，一次次發起對科舉考場的沖鋒，終于，在古稀之年榮登“五老榜”（另外四老為王希羽、劉象、柯崇和鄭希顏）時，世人才能從他們身疲力竭的身影上，看出人之為人的端倪。成功者的喜悅里總是會不時閃現出失敗者的面貌，當這兩種面容重疊在一起時，悲欣交集就成了人生的底色和本質。所以，歷史的真味從來只在“功成”與“骨枯”之間游弋，最后思來想去，我們只能用澀苦來形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