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提出，“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此后的多次講話中，總書記都重申這一思想，并進一步表述為“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這樣表述：“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出現。如此頻繁強調，可見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時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關系，對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是如何地迫切與緊要。

到底有多重要，我想到看過的一則材料。有位華裔教授在一次訪談中說，他在國外的大學教了幾十年書，發現一個問題：中國留學生都很聰明，只要勤奮，進入好學生的前百分之二十不算太難；但要進入好學生的前百分之五，難度極大，成功者鳳毛麟角。經過多年的觀察和思考，教授得出的結論是：現在中國留學生斷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根，缺少來自母文化源源不竭的滋養，越往高精尖的研究上走，就越捉襟見肘，創造力難以為繼。教授從事的是理工類研究，說的也是理工科的事。他只提供了結論，論證的過程我沒看到。這顯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理工科我一竅不通，所以不能替人家亂解釋。但我想起宋代理學家朱熹《觀書有感》里的兩句詩：“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兩句詩我們都熟。我覺得朱熹和教授說的應該是一回事。

理工科咱們不懂，那說點知道的。我舉一個文學上的例子。

這兩年我在讀《聊齋志異》，最近作了一個梳理，想看看現當代文學中哪些作家真正受到《聊齋志異》的影響，影響的效果究竟如何。梳理的結果是，對《聊齋志異》的繼承和發揚較為顯著的作家主要有：魯迅、張愛玲、孫犁、汪曾祺、高曉聲、莫言和賈平凹。

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大作家。他們的作品我們都耳熟能詳，風格獨具，藝術性也強。他們的被經典化，固然是因為作品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們都是對傳統文學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極為得力、極有心得、極具延展性的作家。他們的創作在整個文學史中，有著鮮明的承前啟后、承上啟下的特點。作家自身有瞻前顧后的自覺與努力，作品也有承前啟后的客觀效果與價值。他們及其作品也更好地成為了后來文學的資源，我們在他們的作品中發現了一條汩汩不息的文脈，就如同他們在《聊齋志異》那里找到了敘事遺產和源頭活水一樣。可見，文學有根是多么重要。

可能有人會質疑，文學的生命不是在于創新、體現出個體卓異的創造力嗎？當然是，但世上沒有無源之水，也沒有無本之木。異峰突起從來都不是只有我們看見的那一部分。據說，真正穩固的高樓大廈，地面上樓層有多高，地底下的基座相應就有多深。老家一個鄰居建房子，打了一個深厚的地基，上面只蓋了兩間平房，大家都笑話，太浪費。兩年后，這個鄰居日子好過了，在平房上加蓋了一層；過兩年，又掙了錢，再加蓋一層。他的樓房可以再往高長。那些笑話他的街坊，只打了一個淺薄的地基，兩層之后就不敢往上走了，加一層風險就大三分。如果他們非要任性地往上加，那可能就應了《桃花扇》里的那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要想高樓永固、步步登高，地基就必須深厚牢靠，必須要有根。這是常識。文學要有根，今天的中國文學尤其要有根。全球化時代，地球成了一個村，中國文學也早已經進了“村”。中國文學有效地參與了世界文學，成為世界文學重要的一部分。進了“村”的中國文學，價值體現在哪里？既體現在既有的通約的普遍價值，更體現在差異性的個人特色上。這個差異性，個人的、民族的、文化的特色，正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是其所是”。我們的“是其所是”深藏在老祖宗的文學遺產里。它是我們區別于他人、得以自我確立的根本，也是我們的文學得以存在的前提。同時也是二十大報告中所期望的，“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前提。

當然，有根不代表全盤接受，而是要“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這也正是報告中所強調的“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有了根，再開出新的花，文學和文化才能不斷光大。

文學創作如此，文學刊物也如此。《人民文學》和作協的各個兄弟刊物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我們都頂著一個“國”字頭，而是因為我們是有根的刊物，幾十年里推出了一系列有根有花的作品、一位位有根有花的作家。承前啟后的作家和作品，讓我們得以成為重要的刊物；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作家和作品，讓我們成為有著蓬勃的生命力、能夠有效地介入中國文脈和文學史的刊物。前幾天，我在《人民文學》的過刊里查資料，順手又翻閱一遍七十年來的作品目錄，自豪感油然而生，一串串閃亮的篇目和人名，的確堪稱一部中國當代文學簡史。毋庸置疑，是優秀的作家和作品成就了今天的《人民文學》。

所以，在文學的意義上理解和踐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意義重大。在今天，“兩創”既是文學的靈魂，也是文學刊物的靈魂，同時也是我們的職業尊嚴和價值所在。

（作者系《人民文學》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