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掠奪的不僅是生命，還有愛和尊嚴。你的，你深愛和深愛你的每個人的。全世界十大常見致死疾病中，唯一無藥可治的隱形殺手，它的名字叫阿爾茨海默病，代號AD。假設對它的掠奪束手無策，那么到2050年，全球受害者人數(shù)預估可達1.6億。

“我”的前岳父母苗裁縫和王會計乘坐的生活小舟被掀翻，他們先后掉入失智的汪洋。“我”的前妻苗松子緊要時刻忽然從浪尖上消失了，于是“我”被裹挾其中。對于苗松子的消失，“我”和老馬各有一套邏輯，這直接導致我們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動……就到這兒吧，再繼續(xù)下去，會堆砌出粗陋的劇情簡介。所有情節(jié)之外的疑問都將飛速衰變?yōu)槭腔蚍瘛蝈e。那是我最怕看到的。還是繞開風險，閑聊點別的吧。

符合因果或者說邏輯，“我”和他她它的行止都得遵守這條原則。是嗎？必須嗎？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回答是：是！而且必須。打從我開始寫東西，家人就是我的第一讀者。他最常說的是，這兒那兒的“我”（簡化起見，同時作為他她它的代言）應該怎么，不該怎么。聽到意見，我通常先報以微笑，不急于表態(tài)，轉身跟“我”緊急接頭，地點是主導“我”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左右大腦半球，也是我針對質(zhì)疑收集證據(jù)的地方，前提是離開我的。一旦我拿到足以支持“我”此時此刻行為方式的證據(jù)，就會在呈現(xiàn)證據(jù)鏈的同時對家人發(fā)起反駁。同學，你難道沒意識到你所期待的應該和不該完全出于你的邏輯慣性，忽視了每個“我”天差地別的曾經(jīng)過往嗎？然而沒人能真正擺脫自己的邏輯慣性，所謂“離開我的”并不成立。沒錯，但在“離開”的問題上，存在自覺與不自覺、做與不做、做多少的差別。出色的刑偵人員總能最大限度地掙脫自己的邏輯慣性，無限接近犯罪嫌疑人的，之后尋蹤覓跡，最終將其捉拿歸案。相反，蘋果砸到腦袋，你的邏輯堅持此處應該誕生萬有引力定律，而不是“我”的填飽肚子撒丫子，就只能任由“我”在你的邏輯非屬地上一路狂奔，逍遙法外。這樣的爭論反反復復，以另一方式強化著我“離開”的自覺和程度。

久而久之，我對自己 “無限接近”的能力充滿自信，阿基里斯沒完沒了追某龜不是白追的。再遇到就“我”的邏輯提出質(zhì)疑，我都特別放心地竊笑。即便未加反駁，依舊篤定反擊易如反掌。直到偶然讀到一段話——科學負責真，哲學負責善，藝術負責美——而我以為，科學哲學藝術和真善美天生三位一體，哪來隔裂基因讓他們彼此間如此一對一？這樣的“拉郎配”，達·芬奇肯定第一個跳出來反對。提到達·芬奇，我只能嘀咕出一句：天吶，這個妖孽！回到那段話，事物發(fā)展未必遵循有因就有果，一切事物可以同時處于不同狀態(tài)——疊加態(tài)，各種可能性并存。多妙！盡管我對這段話傳達的奧妙除了懵圈還是懵圈，仍然被深深吸引。

文本一旦遭遇作者寫創(chuàng)作談，結局何去何從？我想無論作者能否開解出諸如大小長短、方圓球、黑白灰、高中低、輕重、內(nèi)外、動靜、顯隱、虛實、香臭等等一大堆看上去熱鬧非常的多態(tài)多元性，開解這個動作一起手便已破壞了文本的疊加態(tài)和不確定性。有哪種確定比不確定更豐富有趣嗎？我想不出。不是說開解這樁事不可以做，而是由誰做。我肯定自己不是最佳人選，甚至可能是最糟的那個，令不確定性第一時間“塌縮”的隱形殺手。我還是只負責把圍繞“我”的種種疑點和證據(jù)而非答案記錄下來為妙，文本得以完成，即放入盒子。對，我在想那只不死不活、又死又活的貓，薛定諤的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