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它的奪目光輝，照耀著幾千年來的文壇。提起唐詩，首先要想起盛唐。盛唐（始于開元，終于大歷），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巔峰時期；盛唐詩，則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在短暫的五十多年里，不僅涌現了李白、杜甫，而且還造就了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崔顥、崔國輔、儲光羲、裴迪、常建、祖詠、王翰、王之渙等一大批優秀詩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盛唐只有短短的五十幾年，卻涌現了十幾位大詩人。政治詩、邊塞詩、山水詩是盛唐詩歌的三種主要題材。這些詩里所表現出來的宏偉氣魄、進取精神、開闊的胸懷、健康的情趣，以及多姿多彩的藝術風格，構成巨大的魅力，吸引了歷代無數讀者，并成為不可企及的詩歌藝術之極致。”（《中國文學概論》）在這一盛世作家隊伍中，王昌齡是一個相當有成就和特色的詩人。

王昌齡（約694—約756），字少伯，京兆（今陜西西安）人，—說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開元十五年（727）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又登博學宏詞科，授汜水尉。開元末，獲罪謫嶺南。遇赦北歸，為江寧丞。天寶中，貶龍標尉。安史亂起，避亂江淮，為濠州刺史閭丘曉所殺。世稱“王江寧”或“王龍標”。他一生位沉下僚，在詩壇卻詩名遠播。盛唐人殷璠選《河岳英靈集》時選他的詩最多，在王維、李白之上，并認為他是四百年后復興詩歌“風骨”的兩主將之一。王昌齡詩作現存不足二百篇，其中七言絕句差不多占了一半。據黃天驥先生考證：“現存唐代的七絕470首，而王昌齡便有70多首，一個人的創作量差不多占了全唐七絕的六分之一，數量可謂不少。”（《唐詩三百年》，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其七絕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無論寫什么題材，表達什么感情，格調或高昂開朗，或清剛蒼涼，或雄渾跌宕，或爽麗自然，總有一種剛健之美在。故此，備受歷代不少詩論家的好評。就在李、杜日漸“光焰萬丈長”并被尊為盛唐詩壇盟主的晚唐，人們數到那個時代的詩人，也在李、杜之后就立即會想起他，像顧陶《唐詩類選》的序文就說“杜、李挺生于時……其亞則昌齡”，司空圖《與王駕評詩》也說“沈、宋始興之后，杰出于江寧（王昌齡），宏肆于李、杜”。明代王世貞指出：“七言絕句，王江寧與（李）太白爭勝毫厘，俱是神品。”（《藝苑卮言》卷四）胡應麟說：“七言絕，太白、江寧為最。”（《詩藪》內編卷六）這種說法到了清代似乎成了定論。如：“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葉燮《原詩》外篇下）“絕句龍標、供奉為絕調。”（潘承松《杜詩偶評凡例》）“七言絕句，李供奉、王龍標神化至矣。”（喬億《劍溪說詩》）“七言絕句，龍標、供奉，深情幽韻，意旨微茫，索之無端，玩之靡盡。二公可謂妙絕古今，別有天地。”（李畯《詩筏匯說·說詩人》）“七絕以太白、龍標為極，已成千古定論。”（袁家榖《臥雪詩話》卷四）而王夫之甚至推其為唐人七絕第一：“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颣”（《姜齋詩話》）。現當代學者，對王昌齡七言絕句的藝術成就，予以充分肯定、高度評價的，更可謂不勝枚舉。

王昌齡的七絕作品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廣泛：舉凡從軍、出塞、懷古、贈別以及閨怨、宮怨等等，都可以運用七絕來加以表現，幾達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的境地。也因此，他被后人稱譽為“七絕圣手”。后人稱贊王昌齡另有一譽，或曰“詩家天子”，或曰“詩家夫子”，自元朝以來卻一直爭論不休，至今沒有定論。

翻檢近幾十年來出版的著名唐詩選本、辭書和相關論著，主張王昌齡是“詩家夫子”的為數不少。例如：周勛初主編《唐詩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漢秋主編《歷代名詩千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錢仲聯等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畢士奎《王昌齡詩歌與詩學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韓兆琦《唐詩精講》（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羅宗強《唐詩小史》（中華書局2019年版），余江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三百題》（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趙昌平《唐詩三百首全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類似的出版物還很多，難以一一列舉。以上這些選本、辭書或論著在介紹王昌齡生平事跡時，一般只是簡單地說一句“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或“以擅長七絕而名重一時，有‘詩家夫子王江寧’之稱”，并沒有說明他獲得這個稱號的緣由。畢士奎《王昌齡詩歌與詩學研究》是唯一的例外，該書指出：

王昌齡謫宦江寧時，由于寂寞孤獨，苦悶難當，欲予釋泄；又加之其年歲較長，詩名早著，無疑，亦當有頗多士子慕名求教，于是詩人便接受拜求，收徒授詩。故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記述王昌齡時云: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很顯然，“夫子”之謂，正本于其收徒講學之實。

相比之下，主張王昌齡的稱號是“詩家天子”的唐詩選本、論著要少得多。管見所及，只有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霍松林《唐詩精品》（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葛兆光《唐詩選注》（中華書局2019年版）等幾種。不過，另有幾位學者在論著或論文中，對王昌齡 的稱號問題作了或略或詳的考證。

李元洛先生在《彩筆昔曾干氣象——絕句之旅》（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一書中指出：

還一個頭銜的論定，也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琉璃堂”，原是王昌齡等人在南京時聚會吟詠之處，在王昌齡之后一百多年的晚唐，流行一本說詩雜著《琉璃堂墨客圖》，此書今已失傳，殘本存于明抄本《吟窗雜錄》之中。書中稱王昌齡為“詩天子”。這一稱號流傳后世，南宋詩人劉克莊在《后村詩話新集》中就說：“唐人《琉璃堂圖》以昌齡為天子，其尊之如此。”清代宋犖在《漫堂說詩》中，也贊美“太白、龍標，絕倫逸群，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不過，元代的辛文房在《唐才子傳》里，卻有一字之改，他說“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到底是“天子”還是“夫子”呢？ 在封建時代，“天子”是天之驕子，人間至尊，“夫子”只是對男子的敬稱，也用作對老師的稱呼。以王昌齡的天才絕代，在詩壇而非官場的地位與影響，以及有關稱謂記載的先后，我認為當以“天子”為是。

王輝斌先生《唐代詩文論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一書也據《琉璃堂墨客圖》《漫堂說詩》等，認為：“王昌齡在唐確被時人稱為‘詩家天子’而不是‘詩家夫子’。”

金程宇先生十數年前旅日期間，檢得日本古典籍《明文抄》所載“瑠璃臺詩人圖”一則，知為日傳本《琉璃堂墨客圖》之概略，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稍后，他利用日本史料，寫了一篇萬言長文《詩學與繪畫——中日所存唐代詩學文獻〈琉璃堂墨客圖〉新探》”（載《文藝研究》2012年第7期），其中《從〈墨客圖〉看“詩天子”與“詩夫子”之爭》一節，為解決爭論不休的王昌齡是“詩家夫子”還是“詩家天子”的稱號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現將該節文字摘要移錄如下：

卞孝萱持“詩天子”說，肯定《后村詩話》的記載是正確的。他提出了新的旁證b（禪是大溈詩是樸，大唐天子只三人[周樸《贈大溈》，《全唐詩》卷六七三]——引者注，下同），認為“周樸以詩天子自許，顯然是受了《琉璃堂墨客圖》以王昌齡為‘詩天子’的影響（周樸夠不夠資格稱詩天子，屬于另一問題）”。對于“詩夫子”的史料，卞孝萱逐一駁斥。關于a（明抄本《吟窗雜錄》），他認為：“詩天子”正確，《吟窗雜錄》中的“‘詩夫子’是‘詩天子’之誤。‘夫’與‘天’形似易訛。天子、宰相、大夫，是一整套的名稱，不應有‘夫子’混雜其間”，又引《后村詩話》，“因為天子是至高無上的，所以劉克莊才說‘尊之如此’；如果是‘夫子’，劉克莊就不會說‘尊之如此’了。”關于b（宋林逋《贈張繪秘教九題·詩將》），他認為：“從詩意看，應是‘詩天子’。后之寫刻者誤‘天’為‘夫’。”關于c（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他認為：“既誤‘天子’為‘夫子’，又誤‘丞’為‘令’。明清詩話及近人著作中，多沿其誤。”從內證上說，王昌齡為“詩天子”的看法已經很充分了……

綜上所述，根據李元洛先生、王輝斌先生的考證，特別是金程宇先生深入、詳盡的考證是不是可以確認，王昌齡的稱號，不是“詩家夫子”，而是“詩家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