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是元末纂修的官修紀傳體金代史，全書共135卷，附《國語解》1卷。從體量來看，它在宋遼金三史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在編纂質量方面素有“良史”之稱，正如《四庫全書總目》評價云，“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

與之相對的，便是《金史》纂修所展現問題的空間亦比較有限。不過，隨著清代以來學者的接續努力，問題逐步浮現。系統校勘《金史》工作，始于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成于清末施國祁耗畢生之功著成《金史詳校》（10卷），是為校勘學的杰作。施國祁總結了《金史》“總裁失檢”“顛倒年月”“附傳非例”等十八種問題。迨至民國時期張元濟百衲本《金史校勘記》再度提升品質。在此基礎上，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修訂本（2020年）遵循現代古籍整理規范，全面校史，最終形成了今天最便于利用的《金史》版本。

有了這些杰出的成果，是否就究極完備了呢？我想說，目前，關于《金史》最基本的取材、版本流傳、整理校勘等關鍵性問題，尚有值得反思與探討之處。而對于過往“校勘記”的檢視，正是切入以上問題的關鍵角度。

先舉兩個例子，至正初刻本《金史》卷一二八《循吏傳》中“河津縣鼎臣”被點校者誤改作“河津孫鼎臣”，他們根據的其實是南監本，是因該版本不識“縣”這個罕見姓氏而妄自改字。《金史·地理志》“西南路招討司”“西北路招討司”之辨，點校本直接采用施國祁的意見，徑改正文，這些都是校勘記的失誤。

我在標題里給“金史”打引號，也是為了提醒大家，于史文之外，還要多關注校勘記，要認識到你讀的這個史實際上不是一部單純的文獻著作，書中含有很多極精細的研究，凝聚了歷代學者的心血。

“單線發展”的《金史》版本

現代古籍整理的規范，一般遵循陳垣先生“校法四例”的原則：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工作流程遵循選擇底本（工作本），選出數種參校本，再結合本校、他校等方法展開。

我們先來談談版本的問題。一部著作的版本，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版本多元，也就是有不止一個來源，如《圣武親征錄》《南村輟耕錄》等。遇到這樣類型的古籍，就應在堅持底本原則的前提下，互校諸本異文，雖然要取最優者，但是他本訛字仍有體現版本流傳線索與分化系統的價值。

另一種情況則是有一本祖本和其他衍生版本，如《金史》《遼史》等。也就是說，其版本情況是一種單線流程，需要充分尊重初刻本或最早期版本，而對后期諸本謹慎利用。

學界以往對于《金史》版本傳承關系的認知是：至正初刻本→嘉靖南監本→萬歷北監本→乾隆殿本→道光殿本→江蘇書局本。南監本流傳很廣，但這個版本到底好不好呢？和初刻本的關系到底是什么樣呢？

日本學者尾崎康認為兩者是直接傳承，而傅樂煥先生則認為，南、北監本為至正本的間接翻刻本，惜其未展開討論。直到2016年任文彪博士對《金史》的版本進行全面調查，提出“南監本的異文大部分是雕刊時新出現的，而非源自其底本”，由此指向了洪武覆刻本，且該本有前印本和后印本的線索。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又是和姓氏有關。《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西夏欄謂大定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夏殿前太尉罔榮忠、樞密直學士嚴立本等謝橫賜。”修訂本新校第十九條：“罔榮忠。南監本、北監本、殿本、局本、《西夏書事》卷三八并作‘周榮忠’。”我們通過對比可以看到，此卷百衲本影印至正初刻本“罔”字版刻極清晰，國圖丙本覆刻本上這個字仍能辨認一二，再到補刻甲本、乙本的時候，字形已經模糊不堪，而南監本依據后者翻刻，結果卻將這個字辨識成了“周”。

實際上，“罔”是西夏常見姓氏，檢本書《交聘表》大定二十年三月癸丑條“罔進忠”及十二月丙午條“罔永德”、明昌三年（1192）八月丁卯條“罔敦信”、泰和六年（1206）正月乙丑“罔佐執中”均可參證。

還有不少事例可以證明，洪武覆刻本是一個“高仿”，其版本價值非常重要，它的位置當在初刻本和南監本之間。

《金史》的這種單線傳遞形式，決定了校勘此書時須最大力度遵從祖本原貌、糾正版本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訛誤，而對于各種衍生版本和初刻本間所見異文，則要審慎對待。在《金史》點校過程中，傅樂煥先生的校勘尺度總體較為允當，以百衲本作為底本亦妥帖。但百衲本影印時候的描潤問題比較嚴重，若把影印本與其所據底本覆核比堪，就能看出描潤所造成的弊病。

《金史》是依據《金史稿》纂修的嗎

那么，文獻整理與正史探源的關系是怎樣的？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研究，才能開始整理點校呢？這其實還是要因書而異。你如果整理的是大型文獻，要把它徹底研究透了然后再點校的話，那可能就要退休了。

而對于書部頭很小的遼金元史，則可以做全面的史源研究，這于點校極有裨益。實踐證明，厘清史源和編纂思路，有助于我們拿捏好文獻校勘的尺度與標準，真正解釋文獻的問題所在。具體到《金史》，其諸表、志、傳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據此鉤沉出文獻傳承的脈絡，重新審查元朝史官的纂修工作，可以進一步整合出多條線索，從而深入了解《金史》成書過程中的諸多細節。

學界歷來主張，《金史》纂修是以元世祖時王鶚所修《金史稿》為底本，其根據是《玉堂嘉話》所載王鶚《金史大略》和元初王鶚的修史活動。不過，王鶚是否真的做了這項工作呢？

實際上，從當下對《金史》各部分的史源梳理來看，元末修史最便于利用的就是“金實錄”，經過加工整合，分門別類，只需要將編年體改為紀傳體即成；若中間經歷一道王鶚《金史稿》二次改編，則頗為周折。當然這一問題遠不是定論，還會繼續爭論下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王鶚《金史稿》為元修《金史》藍本這個說法并不是一個天然前提，而應視為有待驗證的假說，需要拿出過硬的證據。

僅就目前我們所作工作來看，可以對《金史》底本來源做出這樣的判斷：本紀、《世紀補》《天文志》《五行志》《河渠志》《兵志》《刑志》《食貨志》《宗室表》《交聘表》及列傳等均以實錄為基礎修成，其余《地理志》《禮志》《選舉志》《百官志》等內容除了采摭專題典志文獻外，也大量摘編了實錄內容，“金實錄”應是《金史》纂修最為重要的史料來源。

“時時抬頭看，心中有藍圖”

隨著二十四史修訂工作的開展，在對史料淵源的探求中，諸家都在實踐中逐步總結經驗與教訓，校勘理念日漸成熟與深化，其中“同源校勘”成為一種共識觀念。

孟彥弘以修訂本《隋書》為例，提出“本校、他校的前提，是所校者確系同一史源。切忌用本校、他校的手段，將不同的記載‘統一’成為相同的記載。倘如此，那無異于校書而書亡了”。就《金史》而言，我們需要關注各類文獻進入《金史》系統的條條路徑，特別是經過史官編纂之后文本信息的訛變，揭示問題之癥結，知其然且有能力解釋其所以然。

我們今天通過大量案例可以看出，元代史官編纂《金史》人物本傳及取材，可能有以下三類模式：通檢金朝實錄，從中于諸臣薨年條下單獨摘出附傳，大致按時間編排；與此同時，根據專題分門別類，部分作成正史類傳（如《世戚傳》《逆臣傳》《文藝傳》等）和父子從傳；此詳細爬梳實錄過程中，分條簽出見于書中擬設立本傳的人物諸條目，再與原有小傳糅合，最后編進傳文記載中。對于那些無附傳且事跡較多者，同樣也是諸條拼合史料，根據時間次序，最后整合出新的篇什。

于是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不同史官從同一種實錄條目摘抄史料時，把同名者不加辨析地分別寫進本傳，結果出現《金史》不同卷內容大段重復的情況。這就是在探求史料淵源中的一個發現。

另外，我們在做正史校勘的時候，心中要有文獻系統的意識。以《交聘表》為例，宋的《三朝北盟會編》是不宜拿來校證《金史》載雙方使節情況的。因為，《金史》所本的《太祖實錄》記交聘事是采據宋、金兩朝文移改編，此為金朝外交文書體系；而《會編》的相關紀事是根據宋使行程錄編寫，史料來源和權威性值得推敲。從根本上說，這是兩套不同話語體系下的歷史敘事，兩個不同文獻系統的史料，是不能相互勘正的。

最后從文本年代的角度來看，《金史》文獻的組合方式是很多元的，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地域，很有可能被壓縮，在還原祖本面貌之前，我們還要面臨《金史》編纂的錯位問題。

總之，文獻整理這類基礎工作雖然是“搬磚頭”的“體力活兒”，但是也要“時時抬頭看，心中有藍圖”，這樣才能從文本細節出發，解決有意義的歷史問題，甚至對一些重大傳統議題展開重新檢討。這將是我們下一步的目標。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