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新時代文學”是當下中國文壇最為引人注目的焦點話題。關于“新時代文學”，許多值得探討的文學創作與理論問題還有待叩問和展開。比如，如何創造新時代的人民史詩，就是這樣一個關系到“新時代文學”根本性質與藝術高峰的核心命題。

新時代的人民史詩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新人民英雄史詩”，只不過與“人民英雄史詩”和“古典英雄史詩”相比，“新人民英雄史詩”更愿意塑造普通人中不普通的人民群眾形象，或者說是平凡世界中不平凡的人民群眾形象。這種形象是從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成長起來的平民英雄形象。中國作家要想創造出新時代的人民史詩，就必須進一步在文學創作中凸顯和完善人民主體性建構，必須努力塑造和展示新時代文學中的人民主體形象及其主體精神。梁曉聲在新時代寫出了史詩性巨著《人世間》，以工人家庭周志剛和三個兒女的故事為中心，在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時間跨度中將筆觸延伸和發散至當代中國城市社會各階層中。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閃耀著永不懈怠的追求，執著而堅韌，體現了當代中國城市社會各階層的生命意志與奮斗精神。毫無疑問，《人世間》所展示的人民形象張揚了當代中國人民的主體精神。這與路遙當年的史詩性巨著《平凡的世界》一脈相承。梁曉聲在《人世間》里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展現了當代中國城市社會各階層的命運，彰顯了當代中國人民的主體性。

為了創造新時代的人民史詩，除了要努力建構新時代文學的人民主體性之外，還需要大力推進新時代文學的時代主體性建構。新時代文學的人民主體性必須要通過新時代文學的時代主體性來體現，人民群眾是時代的創造者，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在時代和歷史的創造中，人民群眾的主體力量才能從根本上體現出來。新時代的中國作家必須樹立“大時代觀”和“大歷史觀”，而對于那些志在創造新時代的人民史詩的作家而言，建立新時代的“大時代觀”和“大歷史觀”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當代文學的“人民英雄史詩”創作中，如果說革命歷史題材的“人民英雄史詩”更多地體現了革命作家的“大歷史觀”，那么農村現實題材的“人民英雄史詩”就更多地體現了革命作家的“大時代觀”。如《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這樣的作品，就是在鮮明而堅定的唯物史觀基礎上展開革命敘事，從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戰爭，作品始終將革命的農民階級置放在宏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視野中予以觀照，凸顯了以朱老忠為代表的農民階級的歷史主體性。再如《創業史》這樣的作品，試圖全面而深入地反映當代中國農村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塑造了以梁生寶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農民英雄的典型形象。這些作品體現了現代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歷史必然性。所以“大歷史觀”與“大時代觀”彼此聯系，相互滲透，往往交織在“人民英雄史詩”的兩種題材類型中。新時期文學中，在《平凡的世界》和《麥河》等史詩性作品中，中國作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進入新時代以來，以梁曉聲的《人世間》和關仁山的《金谷銀山》為標志，中國作家再度貢獻了能夠反映“大時代”和“大歷史”的史詩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人世間》是將《平凡的世界》的“大時代”和“大歷史”書寫加以放大和擴張。《人世間》對工人階層的現實命運描繪令人印象深刻，具有強烈的時代主體性與歷史現場感。而《金谷銀山》則比《麥河》往前更進一步，講述新時代中國農民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的奮斗故事。

最后是關于新時代文學的民族主體性建構問題，這同樣是創造新時代人民史詩的重要途徑。進入新時代以來，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思想文化界和文學藝術界大力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文壇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呼吁重建中國文學的民族主體性。從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當代文學在“站起來”的意義上倡導“古為今用”，到新時期文學在“富起來”的形勢下開始“文化尋根”，再到新時代文學在“強起來”的背景下提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不難發現中國當代文學在建構民族主體性問題上的不斷深入和日漸堅定。毫無疑問，無論是文化上的閉關鎖國還是全盤西化都與中華民族主體性建構背道而馳，盲目地保守會失去民族主體性建構的寶貴機遇，而一味地西化也不是民族主體性建構的正途。所以那種失去了中華民族特色的西化或歐化文學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現代化與民族化交融中才能催生出新時代的人民史詩。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的人民史詩創作歷程，對于中華民族主體性的呼喚與重建長期以來都是時代的文化強音。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當代文學中，《創業史》和《紅旗譜》不僅體現了時代主體性和人民主體性，還體現了強大的中華民族主體性，是能夠展現中華民族重新站起來的史詩性作品。而在新時期文學中，不少作品致力于發掘或展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中國人民身上的投影，試圖重構中華民族主體性與現代中華民族精神。比如《平凡的世界》和《麥河》中，孫家兄弟身上的傳統道德人格理想及其現實踐行方式得到了無數讀者的心理共鳴，曹雙羊發生人格蝶變，重新向中華傳統土地文明認同與回歸的過程，也折射了當代中國作家重建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文化訴求。應該承認，中國當代文學前兩個階段中不同類型的人民史詩寫作，為新時代人民史詩的創造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藝術經驗，其中就包括重建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經驗。實際上，在新時代出現的初具規模的人民史詩中，如《人世間》和《金谷銀山》，這種民族主體性重建經驗得到了進一步的藝術張揚。《人世間》中凸顯的家庭道德倫理溫情和城市人民之間相濡以沫的道德情感世界，就集中反映了在近半個世紀的當代中國社會變革中，有一種難以磨滅的民族精神在堅韌不拔地維系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命脈，由此在這部樸實無華的現實主義史詩巨著中釋放出了強大的中華文化力量和中華美學精神。而在《金谷銀山》中，以范少山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農民工在返鄉后重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也折射了人民群眾身上那種百折不撓、敢于開天辟地的奮斗精神。

以上我們探討了如何創造新時代的人民史詩的三種主要路徑，即重建新時代文學的人民主體性、時代主體性和民族主體性。而這三種主要路徑都與主體性建構有關，由此凸顯了主體性哲學在新時代重建的重要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探索出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會發展道路，雖然在探索途中也曾遭遇艱難與曲折，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重建了人民的主體性與民族的主體性。這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當代文學的“人民英雄史詩”中有著突出的審美表現，當時涌現出的一批史詩性的經典作品就是最好的藝術證明。及至新時期文學中，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打開國門，主動融匯世界范圍內的全人類優秀文明成果，試圖重構適合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的新主體性哲學。一時間，從哲學界到文學界，關于人的主體性哲學和文學的主體性美學成為顯學；關于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古典美學精神的評價問題也成了理論焦點。可見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重建中國的文化主體性，如何沖破西方世界的文化壁壘，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需求。正是在這種迫切的時代需求中，新時期文學涌現出一批史詩性作品，這些作品努力描繪和呈現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在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的昂揚奮進姿態。當代文學前兩個階段的作品，都為新時代文學的到來積蓄了巨大的歷史和審美能量。隨著中國的崛起，在世界上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意識也越來越強烈，這在新時代出現的人民史詩創作中也初現端倪。只要我們繼續秉持開放的文化氣度和胸襟，始終與世界保持平等對話關系，我們終將創造出更多新的史詩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