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歲那年，笛安成為了媽媽。

她一直想寫一部有關一個學齡前小朋友的小說。這個小說曾開了個頭，后來被各種事情耽擱在那里。去年秋天，她又想起了這個故事，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將它一氣呵成。

故事取名《親愛的蜂蜜》，講述了兩個成年人和一個人類幼崽的愛與羈絆。成年男子大熊和單親媽媽崔蓮一相戀了，但擁有這份愛情的前提是——他必須先面對一個名叫蜂蜜的小女孩。在一次次相處中，他們從陌生變成親密，大熊總能比別人更明白蜂蜜在表達什么，而蜂蜜的一點一滴，也一次次喚醒了他的時光記憶。

小說首發于《當代》2022年第4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單行本，還入選了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首批項目支持名單——在這份名單里，笛安是為數不多的“80后”寫作者。

新書很快也在豆瓣引起熱議。有人說，笛安當了媽媽以后沒有那種“想要跟世界作對”的感覺了，那個曾像手術刀一樣的作家變得甘于滿足于圓鈍的幸福；有人說，終于在笛安的小說里等到了一個百年好合的大結局；也有人說，時間揮一揮手就過去了，看笛安的小說有了一種和作者一起成長的感覺……

很多人是笛安的“老讀者”，他們會拿“龍城三部曲”中的人物比對新的人物，他們會把新小說的結局理解為“龍城三部曲”的隱形番外。“龍城三部曲”是笛安此前最暢銷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就在《親愛的蜂蜜》上市之際，根據“龍城三部曲”改編的電視劇《龍城》也發布了首支預告，引來一群書粉為之激動。

“我相信大部分人對自己十幾歲的時候讀過的作家總是會有更加深刻的記憶，所以我由衷覺得自己很幸運，對我的很多讀者來說，占據了那個少年時代的可貴的位置。”笛安說，但她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順其自然就好，“我早就接納了此刻的自己，我也必須接納有人不會接納我的這個事實。”

近日，笛安就新作《親愛的蜂蜜》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這一次對談從她的讀者開始，再談到母親這一身份對她的影響，她對親密關系的觀察，以及她當下的堅定與困惑。

“懷念龍城時代的我，其實是懷念少年時代的自己”

澎湃新聞：《親愛的蜂蜜》距離上一部長篇也快四年了。從豆瓣來看，《親愛的蜂蜜》上市一個月獲得了不少好評，比《景恒街》得到了更多讀者的認可，會不會因此有一種松快的感覺？

笛安：我覺得準確地說，輕松的感覺來自于——我終于印證了一件事，就是不管我寫什么，不管我的寫作變成什么樣，永遠有讀者更想要那個《龍城三部曲》時候的我。寫《南方有令秧》的時候我覺得這是正常的，到了《景恒街》的時候我會有一點詫異——《龍城》系列真的有你們記憶中那么好嗎，為什么我自己不覺得呢？到了現在，《親愛的蜂蜜》，雖然說讀者目前來看評價還可以，但是依然是不斷地會有聲音說那個寫“龍城”時候的你到哪去了……其實我寫完龍城已經十年了，我自己對這十年我在寫作上的追求非常清晰，也越來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正在做什么——所以我總算是愉快地接受了，就是會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再寫《龍城》那樣的小說的我，但是我依然感激龍城三部曲，畢竟是這個系列為我帶來了這么多讀者。

澎湃新聞：就像你說的，總有讀者對標《龍城三部曲》時的你。你怎么面對來自他們的目光？

笛安：其實我自己也很驚訝，有那么多讀者堅定地相信東霓就是我。他們甚至已經把“東霓=她的作者”這件事當成了一個事實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想象。所以看我現在的東西確實會有一些不適應。觀察讀者們對我的投射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時光流逝，我在變，其實他們也在變。我相信，有很多人如此執著地懷念龍城時代的我，其實是懷念少年時代的自己，所以我能夠理解，即便今日的我已經無法符合曾經的一部分讀者的想象，他們不愿意再看我的書了，也沒有關系，我會永遠記得他們給過我的單純的熱忱。我就是我，我是不可能永遠去符合任何人的想象的。

澎湃新聞：你最初寫作時的讀者大多十幾二十歲。在你的觀察里，那時的他們和現在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差異大嗎？

笛安：還是有一些挺明顯的差異，當下十幾歲、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跟十幾年前相比，生存的壓力明顯更大。與此對應的就是，在生活中更加關心的是穩定不變的東西。這樣的心態會自覺地投射到對文藝作品的欣賞之中，更想在小說或者電影電視劇里看到不變的感情，不變的關系，無比堅定的選擇……諸如此類吧。當然我不能說這樣的訴求不合理，我只是覺得很遺憾，因為文藝作品本身就是要討論變化與逝去的，不管這種變化或失去令你多么痛苦，這也是文學藝術必須要做的事情。

澎湃新聞：我感覺“80后”年少成名的作家或許都要面對一種讀者轉場，就是原本堅固的讀者群正在發生變化，他們的年齡、生活狀態、閱讀小說的時間和方式等等都在改變。與此同時新的小說讀者，比如“00后”也越來越多。這樣的讀者變化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你的小說創作？

笛安：讀者如何改變，不會對我的寫作構成什么影響。其實我從來都不確定讀者要什么，每一個作品有每一個作品的命運，按照所謂的市場需求量身打造的作品，未必就真的能夠火爆，還是應該讓寫作盡可能地對自己忠實。

還有一些事，和“成為作家”同等重要

澎湃新聞：小說里最可愛的存在莫過于人類幼崽蜂蜜，她感知世界的方式有一種治愈成人的魔力。這種魔力是你從孩子身上感受到的嗎？

笛安：在我的女兒兩歲多的時候，有天早上我把窗簾拉開，陽光灑了進來，我跟她說：“你看，太陽真好，是美好的早晨。”她接了一句：“你是美壞的媽媽。”我突然間發現，哦原來她是這么理解“美好”這個詞的，這個我已經過于熟悉的詞匯在她這里煥發出來了某種其實很有意思的東西，我也沒有告訴她其實沒有“美壞”這個詞，因為我覺得就讓她保持著對語言這種自己的探索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還有一回帶著她出去玩，坐飛機來回——當然這是疫情之前的事兒，起飛的時候飛機在首都機場的跑道爬升，回來的時候自然還是降落在首都機場，四歲的小朋友看著窗外的機場跑道就特別困惑，因為她覺得好像這個跑道看著眼熟，于是她問我：為什么咱們回到過去了？——在那個瞬間我其實很驚喜，我從來沒有用這個方式去想過事情。所以，蜂蜜如何治愈大熊，就是一個我女兒如何啟發我的過程。

澎湃新聞：你對孩子的接受，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

笛安：至少在我的記憶中，嬰兒剛出生的時候還沒有特別多的感覺，作為母親的愛意是慢慢加深的，差不多到她快要六個月的時候，突然間確定了，保護她是我此刻非做到不可的事情。然后慢慢地作為“母親”的成長就自然而然開始了。總體而言我還沒有經歷過那種特別痛苦的“母職”的壓力——我想可能是我從來沒有給自己提過特別高的要求，比如我必須成為一個多么棒的媽媽，一個多么優秀的母親——舉例說，我的朋友介紹我去聽知名育兒專家的講座，我說算了我懶得出門——總覺得差不多就好了，我應該先放過自己，這樣孩子也會輕松的。

澎湃新聞：你認真想過母親這個身份對自己創作的影響嗎？

笛安：每個人都說成為母親之后我的文風有了很大的變化——有朋友跟我說過，不是每個女作家在成為母親之后，字里行間都有像我這么大的改變的。我覺得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我生活里的興趣并沒有什么改變。至于文學觀念方面——“母親”的身份只是我改變的一方面，事實上，在我寫龍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的時候，我對于文學的看法，對于小說的審美就已經在緩慢發生變化了，或許是“母親”的角色加速了這個變化，又或者，只不過是參與其中而已，我在寫作的時候逐漸喪失了對曾經那種大開大闔，過于飽滿的情緒表達的興趣，越來越關注一個小說內部不動聲色的復雜性。其實“豐富”是一種比“濃烈”更難做到的東西。

澎湃新聞：那在寫作之外呢？用你創作談里的話說，當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笛安：年輕的時候我覺得寫作是我的武器，是我對抗生活的利器，我們一起戰斗，它可以幫我打贏我在生活里感受到的種種挫敗。在沒有小孩之前，我設想或者說夢想未來的時候，都是特別簡單的——我希望我三十歲的時候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作家，希望自己三十五歲的時候能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到了四十歲又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作家……但是當我開始和孩子朝夕相處，我開始發現——我之前的想法是錯的，即使我很熱愛我選擇的職業，它也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有一些事情，跟“成為一個怎樣的作家”是同等重要的。看著一個孩子長大，盡我所能好好把她撫養成一個健康快樂的人——這些，都跟“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作家”同等重要。因為成為一個怎樣的作家已經不再是我評價自己的唯一標準了，到這個時候，寫作變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我對于“寫作”的接納其實也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親密很難，美好的遇見首先是一種運氣

澎湃新聞：我感覺《親愛的蜂蜜》特別適合拍成電影，兩種時光的色調穿插其中，一種色調是當下的，包括大熊和蜂蜜的相識、大熊和崔蓮一的相戀，還有一種色調是回憶的，有關大熊的童年……你當時的寫作也穿梭于兩種時態？在這樣的寫作中，你對時間有了怎樣的感受？

笛安：我非常喜歡這個問題。因為寫長篇小說，有一個核心位置的任務就是處理作品內部的時間——在你的故事里時間是如何流逝的，你又是如何在處理讀者交給你的時間——這個能力其實是一個小說家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我自己對《親愛的蜂蜜》這個作品比較滿意的一點，就是我做到了在不到15萬字的篇幅里，在一個情節起伏很簡單的故事里，放置了一個中年人的前半生。至少五年前的我，沒有這樣的水準，所以至少就我自己而言，這還是一個我自己感受明顯的進步。至于適不適合拍電影，這個就交給專業的人去判斷吧，我其實也不太懂。

澎湃新聞：對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前你可能更多看到了一些不得不發生的聯系，比如家人之間的羈絆，但《親愛的蜂蜜》讓人思考的是沒有血緣關系的兩個人如何從陌生變成親密，大熊和蜂蜜是這樣，大熊和崔蓮一也是這樣。你認為當下的親密關系遠比過去——比如我們父母輩那時候，更難嗎？

笛安：我覺得親密關系本來就是很難的一件事。我們的父母輩只不過是更能忍而已，并不是更擅長維持好的關系。話說回來，對于他們那代人來說，可能需要忍受的東西太多了，所以糟糕的伴侶或者親子關系看起來就沒那么醒目。

澎湃新聞：是的。我們看大熊和蜂蜜的親近，覺得溫暖、感動，但仔細一想也會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蜂蜜是個小孩，她簡單、純粹，她可以不求回報地去愛，她可以“無我”，但大人往往會有索求，會以自我為中心。你認為成年人之間如何可能擁有美好的遇見？那是一種難得的能力嗎？

笛安：美好的遇見首先是一種運氣。有一件事說出來很沮喪，但是是事實——就是大部分人的一生里是沒有“奇遇”的，所以人們才需要看看故事。不過我想說，我覺得蜂蜜之所以可以不求回報地去愛，還是因為她愛的人都給了她同等熱情的回應——這一點很重要，蜂蜜是個可愛并且有運氣的小孩。

澎湃新聞：在遇見之后呢？你怎么理解人與人之間親密關系的維護？

笛安：我覺得首先要認清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親密關系，因為的確有一些人更想或者更適合孤單但是自由地活著——對這樣的人，沒必要非得維護親密關系不可；但是如果還是需要親密關系，那就首先認清自己愿意為親密關系付出什么，止損點在什么地方，你愿意為對方出讓多少你的邊界，你又能接納對方到什么地步——這是一件很復雜的事，不過我覺得有一個道理放在很多地方都是成立的，你確信自己想得到什么的同時，必須清楚自己愿意為了得到付出多少代價，如果任何代價都不想付，那其實不算真正的渴望。

熱愛寫作，就不執著于必須得到多少回報

澎湃新聞：從《姐姐的叢林》到“龍城三部曲”，從《南方有令秧》到《景恒街》，再到今年的《親愛的蜂蜜》，回想二十年的寫作，你對自己感到滿意嗎？

笛安：總的來說還算滿意。雖然在最開始的時候我對困難的估計不足，沒有想到持續不斷地創作其實是非常難的一件事。但是所幸，很艱難的關卡我已經闖過，也經歷過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循環。我對于寫作的熱愛已經更加開闊了，就像我熱愛某座山，某片海，某個湖泊，它給不給我回應都是無所謂的事，因為我是自由的——換句話就是說，無論我自認為自己有沒有才華，夠不夠努力，無論我認為我已經付出了多少，都不代表我一定能寫出來多優秀的作品。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當你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修行，你不會執著于必須得到多少回報。

澎湃新聞：你對于“好小說”的判斷標準發生過怎樣的變化？

笛安：對于最經典的文學作品，我的喜好一直沒變，只不過隨著年齡，欣賞的方式和角度可能會有不同。具體到我自己的寫作，我越來越不看重我曾經還挺擅長的表面文采，因為那其實是在缺乏內在張力的時候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好的小說應該更看重內部的張力，這種內部張力不完全是講了什么故事，也不完全在于怎么講故事，更多的是一種用語言與技巧營造的氛圍，以及在故事里不能缺席的敘述者的氣質。

澎湃新聞：你說過你的終極野心是有一天能寫出一部《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樣的小說，這個夢想到現在依然不變？它會讓你感到壓力嗎？

笛安：終極夢想不是用來實現的，懸掛在那里提醒自己什么是標桿，就足夠了。不會有壓力的，我自己最終能寫到什么水準主要看命運，我能做的其實很有限，盡我最大努力就好。

澎湃新聞：馬上要到一個新的人生階段，你會覺得“四十不惑”嗎？還是說，困惑其實更多了？

笛安：其實最大的困惑在于，整個世界都跟原來不一樣了。不管什么年齡，都需要學著面對眼前這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這也的確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至于其他的事，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其實也沒有想過很多。

【后記】

在文壇，笛安和父親李銳、母親蔣韻是有名的“作家之家”。但對很多“80后”“90后”來說，他們熟悉和親近的是笛安，是那個20歲就在《收獲》發表首部小說，以“龍城三部曲” 創下百萬冊銷量，曾主編文學雜志《文藝風賞》的姑娘。她的文字，曾驚艷了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了他們的成長。

但笛安在一次訪談中透露過，在一段時間里，寫作變得特別痛苦。她不喜歡自己寫出來的東西，知道它有問題，但做不到更好。她甚至害怕面對自己的小說。這種煎熬是反復的，磨人的。而除了自我要求，她也必須面對外在的影響，包括“文二代”標簽之下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包括書粉們對她“下一部”的預期和比較。

也因此，《親愛的蜂蜜》的特別或許在于笛安找回了很多年前寫作時的那種單純的喜悅。這是她近十年來寫得最順利的一次，幾乎每一章結束的時候她都確信剛剛那一章自己寫得還不錯。她感到放松、自由——這種感覺在她最初寫作那兩年是有過的，但已經消失了很久。

“我也很奇怪這次到底發生了什么。”笛安告訴我，“有可能是我這次沒有對自己提任何沉重的要求。我告訴自己，這個小說只需要開心就好。”

事實上，她的放松和自由是可以傳遞給讀者的。在這個十五萬字的小說里，很多人感到了簡單，感到了輕松，感到了愛。小說當然也不是完美的，但它有一種治愈的力量，讓成年人在日常雞零狗碎和心力交瘁中安慰一句：開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