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能記起，上一次是在什么時候我們詞與物無間焉地用過“親愛的”這個詞？對誰？是怎么的語氣？或者只是默然在心里念著；或者像笛安一樣在寫下來，紀念一段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生命過往。《親愛的蜂蜜》，是“我”寫給蜂蜜的一封信，寫給未來的、大人的蜂蜜的一封信。善良、聰明、蘋果臉的蜂蜜與熊漠北之間的日常，總讓人想起笛安微博文字出現的“小女孩”。故而，這篇小說的主角不是母親，或者不只是兩個各自婚姻失敗的成年人，接受彼此創傷遺產，重新愛和婚姻。笛安不是人生導師和婚姻專家，她是一個小說家，她更關心的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照耀：“當一個嶄新的稚嫩的生命降臨到一個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將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的一次自我啟蒙。事實上，在代際的垂直關系上，我們很少愿意平等謙遜地向孩子學習，也很少注意到孩子對大人的啟蒙。

《親愛的蜂蜜》，是熊漠北（大熊），小說的敘述者“我”在說，就像街角咖啡館安靜的午后，慢慢地說，面對面說，對可以將心比心的人說。但其實還是笛安自己的敘述，只是這次她將她的故事托付給一個三十六歲，稀里糊涂就離過兩次婚的男人。所以，讀《親愛的蜂蜜》，那視線追隨的蜂蜜和大熊的笛安，那個賦予小說調性和節奏的笛安藏身在哪里？小說中的“我”在“而立”與“不惑”之間，正是生命豁然開朗開朗的盛大時刻。敘述者“我”即大熊，即笛安，即所有愿意蹲下身子和蜂蜜相處的成年人們。

蜂蜜和大熊，一個是涉世之初的稚子，一個是不知自己墓碑上會刻寫什么的大人，因為崔蓮一，他們相遇了，“幼兒是洪水猛獸，我們文明人在他們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生命對生命的提問，蜂蜜的降臨在不經意間喚醒了熊漠北已然忘記的童年時代，那些怕過的、恐懼的。笛安的《景恒街》《我認識過一個比我善良的人》，還有更早的“龍城三部曲”，童年往往是一個人的創傷之年。而《親愛的蜂蜜》，大熊則從蜂蜜的童年眺望自己的童年，由此大熊重新思考了“我”，重新思考了“每個人都有一個價格”的人生計量。深埋在大熊童年里的那些疑問和恐懼，終于在他與蜂蜜的相處中獲得了新的解答。“一個人的童年會有很多經歷和感受，許多讓人無以忘懷，甚至陪伴人的整個一生。但是，對后來成長產生影響并留下烙印的只會是其中的一部分，恰是這部分需要去辨識。這些部分雖然沒有完整體現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但卻展現了個人生活道路的內在關聯”（本雅明：《柏林童年》），即便大熊對童年的回憶甚至無法被稱為“事件”，但正是童年的蜂蜜對大熊童年的激活和照亮，大熊建立了“個人生活道路的內在關聯”——”我“之為“我”所來之徑。如果說笛安在《景恒街》里寫了想要逃離蕓蕓眾生懷抱不甘的“我”，那么《親愛的蜂蜜》中寫的則是歸于蕓蕓眾生甘愿平凡的“我”。

“80后”，第一代獨生子女，他們是“計劃生育”之“計劃”的結果，但完整參與并深刻體驗從“計劃”到“市場”轉型的一代人。從計劃轉到市場，不僅是社會轉型和劇變，也在再造著中國的精神生活，比如 “自我”和“家庭”的想象,比如親密關系——獨生女兄弟姐妹之間互看的缺失。大熊的抉擇，要么是“一片混沌”，要么是默認自己的工作第一重要。“我”，不僅是大地上的“異鄉人”（“我已經沒有一個從小長大的地方可以回去”），并且在從小接受的關于“體面”的教育中逐漸成為一個自私的成功者，“價格”的評估似乎是永遠正確的存在，如小說的大熊所說：“只要我還活著，漫長歲月中，我有的是時間一遍又一遍把自己做過的所有選擇都合理化，實在不合理的就用‘當時還年輕’一帶而過。在心里的某個角落暗自懺悔的，都是些無傷大雅的疏漏——這種懺悔類似于健身，可以給自己的心靈制造一些絕對能夠克服的困難；而真正可怕的錯誤，就慢慢忘記——忘記有誰曾真正剝奪過我們，忘記我們曾深刻辜負過誰，忘記你曾對心知肚明的災難視而不見，忘記你曾如何毀滅自己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獲得幸福獲得改變獲得新生的機會……真正實現‘忘記’，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曲解’，將剝奪曲解為愛，將辜負曲解為驕傲，將冷漠和怯懦曲解為隱忍，將愚蠢殘酷曲解為不得已——到這一刻，我就活成了一個豁達的老年人，開始寬容而愉悅地欣賞年輕人們把這個過程從頭再來一遍，一點都不難。”在認識崔蓮一和成蜂蜜之后，面對外派工作的機會，大熊終于意識到“這十五年，我真的擁有了什么嗎？沒錯，買醉的時候，至少拿得出比當初貴幾倍的酒，僅此而已”。這生命中這頓悟的時刻，是蜂蜜帶給大熊的。

笛安曾在《景恒街》的后記里寫下過：“四年來，人生經歷過很大變化，可是，劇變之后，世界運轉如常，往日內心深處的臺風海嘯，不過是種不高明的修辭。我像是恍了神，置身事外地站在陽臺上，像凝視日出一樣凝視自己的人生，沒有感情也毫無感慨，只是當最絢爛的霞光消失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剛剛消散的，是我的青春。太陽自然會照常升起，可是明天此時，站在這里看日出的那個生命體，已經不會是我。天道如此，無須多言。”彼時，即使我們不去深究生命中發生了什么，我們也隱隱約約感覺這是笛安的重要時刻。正是蜂蜜讓大熊相信了，“一個人在百分之百表達驚喜與‘羨慕’的時候，能夠沒有絲毫卑微，沒有絲毫自慚形穢”，原來在一個人最初的生命階段“腦子里并不總是時時刻刻都存在著那個‘我’”。佩索阿的《惶然錄》有一篇《童年不再》：“我突然記起了后來再沒有見到過的情景，即兒時所見的城市破曉。當時的太陽不是為我而升起，因為我（一直無所意識）是生命，太陽是為所有的生命而升起。當時的我看見了早晨，于是快樂；今天的我也看見了早晨，我先是快樂，卻轉而悲傷。我內在的童心依舊，卻已經陷入沉默。我見到了自己的曾經所見，心中的另一對眼睛，卻使我看見了自己事實上的所見：太陽是黑暗的，綠樹是沉悶的，鮮花甚至在它們開放之前便已經枯萎。是的，我曾經住在這里，今天無論怎樣新異的景觀向我展現，在我全部的所見所聞面前，最初的視象都會使我轉而成為一個外來者，一個訪問者，一個新奇者，一個陌生者。我已經垂垂衰老。”故而，《親愛的蜂蜜》是寫未來的、大人的蜂蜜，也是寫給“童年不再”笛安的寫給“童年的笛安”。一個人生命的幼稚之書和啟蒙之書就這么在神奇地《親愛的蜂蜜》相遇。

大概從《景恒街》，笛安的小說地理從灰色的北方城市“龍城”轉場到北京。《親愛的蜂蜜》也是北京的“異鄉人”故事。他們雖然也曾有過一個可以被稱之為故鄉的地方，但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北京雖不是他們的“舊鄉”，但對于那被可稱之為故鄉的地方來說，他們也不過是“游客”，是“客人”。不久前笛安的《我認識過一個比我善良的人》獲得汪曾祺文學獎，我給小說寫的授獎詞說：“作為新世紀新北京人之渺小的一個，笛安有為這浩大群體命名的雄心，讓其中籍籍無名者有名，讓他們有個人的命運史和心靈史。橘南、章志童和洪澄，雖為房東和租客，卻屬于同一個階層，故而他們可以成為暫時的精神共同體而相依為命、守望相助。小說的當下時間是他們在北京這座世界大城邊緣的安營扎寨的那一刻。也許最終我們無法用成功學的標準去定義他們，但他們維護的小人物的自尊和體面使人動容。不唯如此，小說的每一個青年人都有他們的小地方往事，這些往事關乎小地方的世道人心，是北京接通地方遼闊的中國故事。 ”

《景恒街》“與以往作品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強調了故事發生的時效性”，并且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發生在一個場景里，而這個場景能讓所有的讀者心知肚明是發生在此刻的”。（戚軒瑜、唐楊：《青年作家笛安：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寫出當下》）自“龍城三部曲”，笛安的小說個人時間被安置在更為浩大的時間，比如重要歷史時刻，比如與生命時間對應的流行風物。事實上，個體生命確實是自足的，在《東霓》里笛安就曾借小說人物之口道出了她寫作想要抵達的彼岸：“無論如何，國家的名義，向一些沒名沒姓的人致哀，是好事情”，“歷史是誰造的，我說不準，但是說到底，都是靠我們這么卑微的人生生不息，才能把它延續下來”。為卑微者寫史是笛安一直在做的事情。故事的“時效性”和“此刻”在《親愛的蜂蜜》，熊漠北與成蜂蜜相遇和相處的2018年到2021年。這四年，恰恰半是靜好，半是憂懼。而且，笛安小說的發表和出版的此時此刻依然是“在瘟疫之年”。無論是熊漠北和崔蓮一，抑或是他們的父母，還是尚在幼兒園的蜂蜜，感同身受著此時此刻生命的倉皇、渺小和脆弱。如此，卑微如我們，能夠愛與被愛者是幸福。《在學童中間》是我們熟悉的葉芝的一首詩。葉芝的詩在生命的垂暮之年眺望：“我冥想一個麗達那樣的身影/俯就奄奄的爐火，她講起童年/一次受嚴厲的責備或一件小事情/竟然在童心上造成悲劇的一天——”大熊和蜂蜜相處，則是在生命盛大的時刻即可見去之未遠的童年。蜂蜜是大熊曾經有過如斯童年的證詞，有過的憂懼，也有過的被愛。或者盛大，或者垂暮，我們在孩童中間，對成人來說是一次反觀生命來路的契機，經由這條道路，我們讓已成過往的童年可以不斷復現、復活。因為，我們曾經如蜂蜜這樣也懵懂，也清澈地認識一個陌生人。蜂蜜是從無知到有知，大熊則是溫習、修正和反思。對大熊而言，正是盛大非垂暮，一切都還來得及，可以愛人，也可以被愛。

真該感謝親愛的蜂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