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水》，喬葉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68.00元

《寶水》是70后作家喬葉的長篇突圍之作。太行山深處的寶水村正在由傳統型鄉村轉變為以文旅為特色的新型鄉村，生機和活力重新煥發出來。這個既虛且實的小小村落，是久違了的文學里的中國鄉村，它的神經末梢鏈接著新時代鄉村建設的生動圖景，鏈接著當下中國的典型鄉村樣態，也鏈接著無數人心里的城鄉結合部。村子里那些平樸的人們，發散和衍生出諸多清新鮮活的故事，大量豐饒微妙的隱秘在其中暗潮涌動，如同涓涓細流終成江河。

“文學是人學，這是金科玉律，是真理。不論是寫什么題材，也不論作品以什么為背景，我聚焦的永遠是人情人性和人心，這永遠能讓我沉醉。”喬葉說，在深入了解鄉村的過程中，最能打動她的是人們對老家故土的愛。這愛是很復雜的愛。是欲遠離又不舍的愛。回去的人，離開的人，去復來的人，來又走的人，映射著田園和土地對于人們的意義。

中華讀書報：寫《寶水》，你大概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是否對鄉村建設也有一個整體的梳理？

喬葉：準備很多，難以備述。簡單地說就是素材準備，但細分下來其實有多個層面。這個小說寫的是村莊的一年，是個橫切面。怎么截取這個橫切面，怎么去下這個刀子——庖丁解牛的刀子——我考慮了很久，翻來覆去地想。這個橫切面，只要下了刀子，就必然什么都有。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植物學的等等，鄉村的復雜性必然攜帶著這些。因為是切近于當下，所以也要特別關注近些年的相關信息，比如近些年鄉建思路的變化，鄉村婦女生活狀況的變化，等等。盡力去實地看，不過更便捷的途徑還是收集資料。比如農村問題田野調查報告，民宿經營筆記，地方志，村莊志，老家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關于方言的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南太行修路的報道，都有所收集。趁著采風的機會，全國各地的村子我跑了不少，一二十個肯定是有的，沒細數過。但盡管如此，也不能說對鄉建有整體梳理，只能說對近十年的鄉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中華讀書報：在掌握大量的素材之后，如何取舍，如何定位，你的選擇標準是什么?

喬葉：鄉村正在發生巨變，我能掌握的尺度和原則就是去捕捉細節。正如再高的山也需要一步一步攀行，我覺得對巨變的書寫也必得附麗在具體細節中。密切貼合著人物的情感和命運的細節，都是讓我動心的素材。比如小說第二章第二節“以姓氏筆畫排序”，當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時，就知道它非常適合寫到小說里。這個事講的是村里的農家樂和民宿都有自己的名號，這些名號都要上到村里立的指示牌上，哪家排上，哪家排下，對于游客而言不過是一眼掠過，但對當事的村民而言非常重要。所以這事雖然極小，卻也一定要有個章程，鄉建專家孟胡子給的章程就是“以姓氏筆畫排序”，孟胡子說農村的事就是這樣，該粗就得粗，該細就得細，細起來就得有根兒比羊毛還細的線兒給繃著。你說羊毛輕吧？ 那也怕擱到稱上稱，一稱就有斤兩。

中華讀書報：作品塑造了九奶、老原等一批有血有肉、生動多樣的人物形象，講述的故事都非常鮮活、真實、接地氣，這些細節是怎么來的?

喬葉：我獲取細節的經驗就一條：不預設，比如去村里，就只是去沉浸式地傾聽、記錄、整理和選擇，然后保持誠實的寫作態度，遵從內心感受去表達。在這個過程中，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確實缺一不可。我個人的體悟還加上了一點聽力——像特工一樣潛伏在村莊里，竊聽人們藏在深處的微妙心事，才有可能和他們同頻共振，一起悲喜。如此寫來，時代這個詞原本很宏闊的詞，竟然讓我慢慢地覺得很是具體可親。

中華讀書報：創作過程中難度最大的什么？

喬葉：創作難度的類型有多種，寫作前的資料準備和駐村體察，寫作時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審，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調整和細部精修，還有在前輩的鄉村敘事傳統中如何確立自己的點，這都是難度。各有各的難度。可以說，縱也是難，橫也是難，朝里是難，朝外也是難。還真是不好比出一個最大的。或者說，每一個都是最大的。因為克服不了這一個，可能就沒辦法往下進行。比如說，對這個題材的總體認識就很難。為什么說寫當下難？ 因為這個當下的點正在躍動彈跳，難以捕捉，也因為很少有現成的創作經驗可做參考。對這些難度，除了耐心去面對，我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我是一個笨人，所謂的經驗都是笨的經驗。

《寶水》有新風尚和新特質，而這新也建立在舊的基礎上。我在江南看到特別富裕的鄉村，發現很有意思的是，這些富裕的鄉村的宗祠都修的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舊，卻能和新完美融合，而新舊的彼此映襯也讓我覺得格外意味深長。小說里的人物也有新舊之說。評論家李林榮說《寶水》在塑造人物和環境方面最顯著的成就不是塑造新人，而是寫活了一些熟人和舊人在新的境遇中發生巨大變化的細節和過程。比如地青萍就是個舊人，她帶病上場，整宿整宿失眠，飽受無處訴說的自我詛咒惡念的糾纏，陷于惶惶不可終日的抑郁狀態。住到寶水后，情況才逐步好轉，但這不是因為她本身有了什么質的變化，而是因為她在寶水村這個新的生活場景中，通過結識和理解身邊的各色人等而重建了自己和外界的關系，為自己營造了全新的生存小氣候。我覺得寫鄉村一定會寫到舊的部分，那才是鄉村之所以為鄉村的根本所在。新時代的鄉村固然有新，但舊也在，且新和舊是相依相偎，相輔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慮和浮躁，舊有舊有的陳腐，也有綿長和厚重。

中華讀書報：離開鄉村二十多年再寫《寶水》，你覺得這種距離感對創作是有益的嗎？

喬葉：來北京已經兩年有余，盡管之前也常來北京出差和學習，但客居和定居的體驗感受還是有本質的不同，地理視野的多維度似乎讓我原本的鄉土性更鮮明了些。我的寫作狀態也發生了改變，這兩年來也在不斷調整中，盡力使得寫《寶水》時氣息充盈和飽滿。我寫作長篇時的習慣是：既要沉浸其中，也要不斷抽離。在這個意義上，必須要感謝北京。“故鄉是離開才能擁有之地”，忘記了這句話從何聽起，卻一直刻在了記憶中。自從工作調動到了北京，在地理意義上距離故鄉越來越遠之后，就更深地理解了這句話。人的心上如果長有眼睛的話，心上的眼睛如果也會老花的話，也許確實需要偶爾把故鄉放到適當遠的距離，才能夠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看到它——在河南寫《寶水》時一直在迷霧中，盡管基本的東西都有，卻不夠清晰，在北京這兩年里寫著寫著卻突感清晰起來。如果沒來北京，這個小說可能不是這個面貌。現在回頭去想，北京和故鄉有接近性，同時又有差異感，這個尺度還挺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