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寫“貓子”的想法起源于“拆船”。2014年，我參加余光中先生主持“大師班計劃”，去到高雄中山大學。學校依山臨海，校門外就是渡口，生計總是和水有關，輪渡、天后廟、魚市、漁具、食檔——也是以海鮮為主。據說，二戰結束后，駐扎臺灣的日軍撤離，把艦艇船只都炸沉了，于是，遍地開出大大小小的拆船廠。隨時間推移，水底漸漸廓清，產業便也轉換。

“拆船”這一行業，就這樣進入了我的視野，并且吸引了我。究其原因，其實是模糊的，可能是因為關聯到渡口的氣象，有一種古意吧。當然，要寫小說，單憑情緒是不行的，它需要更多的具象的事物支持，這些事物又大多可遇不可求。我和水上生活真是沒有什么交集，搜羅起來只是零星幾回邂逅——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隨制作電視片的朋友，采訪垃圾處理，跟船走蘇州河，見識了船戶的勞動；在香港，向晚的時分，看海面上一點一點亮起漁火；在我插隊的村莊，聽老鄉帶著憐憫的鄙夷，說到“貓子”這個詞……當然有這些還是遠遠不夠。小說的目的是寫人，就要等著那人走進場景，而人總是攜帶著歷史，從“貓子”到“拆船”，放在哪一段社會進程里呢？高雄的拆船早已經結束，環顧四周，曾經的故事也都已退避邊緣，用今天年輕人的話，就是成了“詩和遠方”。而小說卻是人間，這個人和這段故事，大概就只能放在“改革開放”了。但我寫《五湖四海》的本意不在“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只是人物活動的條件。人總是要在某一個時代中吧，尤其像我這樣嚴格的寫實主義者，虛擬的背景是說服不了自己的。既然選擇了一個時代，就要盡力描繪好，這也是向人物和情節負責任。

我自己并沒有“水上人家”的相關生活經歷。當年我插隊的地方，倒是在內河流域，縣名就叫作“五河”。但事實上，《五湖四海》這部小說的場景更多來自“三橋”。去年春節，和朋友自駕游，在南潯湖州一帶，來到雙林。雙林并不是開發的旅游景區，所以去那里，半是隨機，半是歸避節日期間洶涌的游客。不被關注的雙林，也有自己的文物，就是“三橋”。運河四百米航道，依次三座三孔石拱橋，建于清代。引我注意的不在橋，而是周邊，有一座天主教堂，一座省級糧站，港航監督所……除教堂外，其余都人去樓空。可以想象曾經有過的繁榮，推測下來，糧油的集散運輸也許是重頭，因為四邊散有小糧油鋪子，大概是當年盛景的遺存了。我就把這里拿來做了拆船的作業場，第一，它具備進出船只的條件，第二呢，場地大，要讓筆下的人物做事業，總要給他地方吧。

為寫《五湖四海》做準備，一個極大的困難是對拆船業的隔膜。我去過造船廠，參觀過遠洋航運的系統運作；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視察海事法院，了解個案，但遠水解不了近渴。這些場域太宏大了，一個草根出身的創業者無論發展到什么地步，都不可望及項背。而我似乎鐵了心要寫拆船，理由簡直是幼稚的，碼頭、渡口、船、船上的人，甚至臨水的地名——沫河口、曉溪、響水、瓜洲、臨淮關——我曾經寫過小說，名字就叫“臨淮關”，這些和水有關的事物奇怪地吸引著我。拆船在水上生計中其實是不入流的，這也體現在材料的稀缺上。遍搜中得到一份只有八頁的油印冊子，題目是《拆船安全生產事故案例》，記錄1988到1989年間的幾宗事故，顯然是行業內部自編和發派的宣傳資料，是購書網站唯一和拆船有關的書面記錄，定價十二元，僅剩一本。這是我所有關于拆船的業的細節來源。

寫這個小說最直接的起意，卻是張建設這個人物的結局，這是我可以想象的最圓滿的結局。假如沒有設定好這個結局，我都無法開始。修國妹的困惑：“日子怎么過成了這樣！”竟然真就這樣了。富庶和成功所付出的倫理的代價，這時候終于平賬了。事實上，他們不是沒有預感。修家人一步步走進張建設的蔭蔽，修國妹就想到，都上了一條船；張建設沒有將弟弟安排上船，潛意識里仿佛留了一個活口，好比他說美國洛杉磯人上高速，一家人不坐同一輛車；修國妹又有一個比喻，全部雞蛋不能放一個籃子；舟生不回家，園生成親，她讓新人住出去，也是為了這。一條船上的人和事暗中分崩離析，表面不動聲色，因為張建設是這樣的有定力的人，只要他在，這“日子”就會繼續，他不在了，接下去的情景就不好說了。現在不是已經很不堪了？仔細看，處處露出端倪，修國妹說的“近的疏，遠的親”，就是其中一項，暗示家庭關系重新組合。小妹向大姐叫板，大姐說，她和張建設這個扣，要是松開，大家就都散了。散了未必不是好事，可是散不散，由不得修國妹，還是因為張建設這個人，只要他在，局面就在他手心里。

有人覺得，相對于眾多的人物和時間跨度，《五湖四海》的篇幅小了。但現實的長度和小說里的，不是同一種時間概念，所以小說并不是以編年的長短決定篇幅規模。我的小說規模都不大，《匿名》是我最長的小說，三十七萬字，只寫了一兩年的故事；二十一萬字的《啟蒙時代》，事情發生在一年之間；包含兩代人命運的《桃之夭夭》，卻僅有十萬字……我向來不寫重量級的巨作，是能力所限，也是觀念所致。有一個繪畫的朋友說，他作畫的尺寸，多是在手臂曲伸的范圍內。這經驗非常符合我的實際，我覺得體量是有限度的，個人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有多大力氣干多大的活吧！也因此，我不傾向“史詩”，它太宏大了，令人生懼，只可遠望，不可近交，對于小說，我還是保持世俗的美學觀念。我的追求之一是簡練，我喜歡的是干凈和準確。能夠簡練地寫出時代特征，我本人還是滿意的。

我沒有記錄時代的野心，所以就不會自負時代重任。之所以一直沒有中斷寫作，主要是出于愛好，寫作是我的樂趣所在。一旦享受不到其中的快樂，我就會停下來，那時候，一定會有新的吸引我的事情。現在我比年輕時候更挑剔寫作的題材，我以為這是寫作趨于成熟的跡象。我高興自己寫作這么長時間了，還有成長的空間。

我自己的底子薄，生活素材的來源比較單一，所以，材料緊缺就是個阻礙，只能另辟蹊徑，多看，多想，搜索資料——這就是二手的生活。但直接的經驗也有問題，難免一是一，二是二，限制住想象的輻射。親歷的人和事總是生動的，有時候會遮蔽背后的意義，將內涵圈定在表面的范圍里。寫作其實是個向內索取的勞動，主觀世界也許更大程度決定了你對客觀世界的擁有，否則怎么解釋有生活資源的人不一定都是小說家呢？當我走過最初的、被批評為重復寫作的階段以后，多少有意識地拓寬題材，但并非想拓寬就能拓寬的，還是受到自身經驗的局限。外部生活非得與你內心生活有關，這關系很微妙，仿佛潛入一個秘密通道，不是理性可以決定，但又離不開理性，感性畢竟是有限而且膚淺的。

說到寫作的困境，每一階段的寫作困境不同。有時候，寫得過于順利反而是困境，它意味著平淡。我中途放棄的寫作往往是這一類，似乎沒有可展望的前景。經過這么多年的實踐，說實在，技巧已經圓熟，怎么著都能進行下去，可就是這個“怎么著”讓人喪失興趣。有的時候，克服困難其實暗示著新境界，困難并不是適時到來，它也需要準備和鋪墊。至于局限，某種程度決定了你才是你，你就是你。

2022年11月4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