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本名王志剛，中國作協會員，重慶市作協原副主席、市文史館館員。在《人民文學》《新華文摘》《中國作家》《光明日報》《小說界》《紅巖》《長江文藝》《四川文學》《滇池》《四川戲劇》等報刊發表小說、散文、劇本多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飛越太平洋》等八部。《填四川》《開埠》被《長篇小說選刊》轉載。曾獲田漢戲劇獎，重慶市文學獎、文藝獎、“五個一工程”獎等。長篇小說《填四川》《開埠》《碑》已出英文版。《填四川》被改編為同名電視劇，電影《年輕的朋友》《產房》已公映。

千里帖（節選）

王 雨

在成都，目光無限延伸，向西，群山莽莽，便有了窗含西嶺千秋雪的遠景。

時間定格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原成都軍區大院、軍區衛校教室、某部隊醫院、后勤部宣傳隊，以及川藏線。一切都已久遠，像相冊里的一大摞黑白相片。

那時我們很年輕，女孩子像剛剛烘焙出來的面包，光鮮、飽滿、豐盈，小伙子像一棵棵白楊，朝氣、活泛、結實。當年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即不厭其煩、不厭其細地記錄著每天的事情，大事與瑣事、好事與耍事，以一個生活的親歷者、觀察者、書寫者的身份忠實地記錄著，哪怕是片言只語或一地雞毛。

現在日記一打開，往事居然全部復活，歷歷在目。

一九六一年，我每天都渴望能吃一頓飽飯，即便是一鍋生米，相信也可以將它放進我十五歲的腸胃里迅速粉碎。

初中畢業，很偶然有了一個能吃上飽飯的機遇——我與另一同學被軍區體工隊招去。同學被招去有一百個理由，個兒高，身體素質好，能夠打籃球、排球或參與其他運動；我被選中則沒有一個理由，是偶然被叫去參選的。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我個頭不高，無體育細胞，既無先天優勢，又無任何關系。我的出生地是重慶，當時隨工作調動的父母去了遂寧，遂寧武裝部安排我倆隨招生的軍區衛校學員一起去了成都。匪夷所思的是，我倆到成都，在軍區衛校暫時安頓后，又發生了戲劇性的突變——軍區體工隊叫我們去面試，當時我在街上買碗，高個子同學獨自去面試，卻不理想。我們的選擇有二：要么回家，要么留在軍區衛校。

人體解剖圖、五臟六腑、關節與肌肉韌帶、二百零六塊骨頭，好吧，我開始每天不斷記憶、重復記憶，厚厚的醫學書，一大堆陌生的醫學專業術語。坐在教室里，眼前的一個人，無論男生或女生，在某一時間，幻覺一般，我的目光進入其身體，穿透其皮肉，看到心臟、肺葉等一系列的器官……我渴望有一雙能“穿透”薄厚不一的皮膚、脂肪與縱橫阡陌般的骨骼的銳利眼睛，能洞悉一切，在五臟六腑之間自由行走。我對此深感迷戀，沒有辦法，正在就讀的學員太需要這樣犀利的“眼睛”了。畢業后，我涉足不同科別，去軍醫大學，到部隊和地方醫院，從心內科到心臟超聲，最終喜歡上了可以無創穿透皮膚、顯像診治疾病的超聲波，以至于到今日，如果說我最有學術成就和發言權的，還是這一畝三分地。

在衛校，轉眼間成為軍人，領章、帽徽、軍裝，至今我仍然對六五式軍服最為迷戀與喜歡——樸素大方，看不出具體軍銜與級別，干部四個口袋，戰士兩個兜。在影視作品中，只要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背景，只要是六五式軍裝，我看著就格外入眼與親切。當年，軍裝寬大，尤其是兩條褲腿，撐開如帆，走路裹挾著風。俗話說，人靠衣裝馬靠鞍。軍裝一上身，扎上腰帶，頓時不言自威。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軍區陸軍醫院，白大褂里是軍裝，穿行在各個科室，從門診到住院部——至今回想起來都很不真實，夢幻一般，我真有過這樣的醫學履歷嗎？生活總是在不經意間有了轉折，意想不到的是，之后我被抽調到醫院政治處，當上了一名宣傳干事。芝麻官，煩瑣事，也許是憑借著我的質樸、熱情、韌性，以及喜歡文學，寫過新聞與宣傳稿；此外，吹拉彈唱方面，雖然不精，但還都會。

不久，一紙令下，組織把我抽調到軍區后勤部宣傳隊，行走千里川藏線，去慰問沿線每個兵站的官兵。

這是為期兩個多月的艱難之旅，二十多名隊員是從整個軍區后勤部挑選的。我們這支臨時組成的后勤宣傳隊，遠沒有電影里的那么專業、那么有規模。我們宣傳隊的男女官兵多數來自部隊醫院，匆忙組織的人馬，匆忙進行的排練。

即便如此，我相信宣傳隊的年輕隊員出現在川藏線上的每一個兵站時，哪怕僅僅是一個笑靨，也會讓官兵們熱血沸騰。

終于出發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千里走單騎，宣傳隊從成都出發，沒有同行的浩浩蕩蕩的車隊。二十多人擠在一輛解放牌卡車上，大家亢奮激動，坐在駕駛室的馮隊長回頭敲了幾次后窗，示意安靜，也無濟于事。我坐在車尾，雙臂環抱大提琴，馮隊長指示我和大提琴手必須輪流保護好宣傳隊這個最大塊頭的樂器。

川藏線是西藏的生命線與大動脈，有個形象的說法，進入西藏的每個士兵，每年需要運送一卡車的補給。

第一站是雅安兵站，雅安在川西有雨城之稱。在如此重要的運輸線上，我原以為每個兵站會派一個團或一個連駐守，也許有連片的住房和眾多的客房，每天過往的軍車如過江之鯽。可沒想到，眼前的雅安兵站很不起眼，偌大的院落居然是開放式的，干打壘蓋的住房與庫房，僅有三十來名官兵駐守。

第二站是二郎山下的濫池子兵站。聽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川藏線剛修通時，幾個戰士在這個地方搭起窩棚支起大鍋，建起了川藏線上的第一個兵站。

設立兵站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要靠近公路，二要有空地停車。兵站與兵站之間一般相距七八十公里，短的五六十公里，長的將近一百公里。在雅江兵站與理塘兵站之間，相距一百二十九公里，太長，其間標注“135公里”的公里樁處是個荒無人煙的山坳，適合建停車場，大家就在此駐扎，把此地取名為135兵站——這是川藏線上唯一以公里樁命名的兵站。

每個兵站都是川藏高原上的一棵草，普通、簡陋，甚至卑微——其實川藏線上很多地方寸草不生，草也經受不住高原的嚴寒、缺氧和強烈的紫外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川藏線剛開通十余年，兵站四周多是荒無人煙，十幾個或幾十個官兵長年駐守，天高地偏，閑暇時，你望著我，我看著你，沒有娛樂，不能洗澡，睡覺是大通鋪，中間是通道，一間屋可以睡幾十個兵。兵站沒有院門，自由進出，牦牛可以在此躲避風雪。最早是窩棚，后來是土房、干打壘、磚房，如果沒有軍人、沒有軍車，這里就像是個普通的貨棧。

噫吁嚱，危乎高哉，川藏線之難，難于上青天。從成都到西藏昌都，有眾多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大山，第一座是二郎山。這是一座“陰陽山”，陽面高寒干燥，陽光燦爛，陰面寒冷潮濕，陰雨連綿。

在二郎山下，一輛回成都的軍車，因大霧不幸掉到了兩百多米深的山谷。軍車上的戰友前一晚還看過我們演出，現在卻生死未卜。

宣傳隊里半數是軍醫和護士，為救援，趕緊驅車奔向事故現場。谷底很深，看不見車輛，腰系繩子放下去，放到一半，有滾石落下，戰友驚呼報警。還有松動的巨石隨時會滾落，一個小戰士用肩頭頂住。我抓繩子的雙手疼痛難忍，但不敢放手，必須咬牙堅持。下到谷底，一片狼藉，一片慘狀，車上十人，七人負重傷，三人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征。

目睹如此慘烈的場面，再次上路，心中凄然，車內沉寂。

當年，十八軍的將士修建二郎山路段時，每公里就有七名軍人獻出生命。汽車兵留下一段順口溜：“車過二郎山，如過鬼門關，慶幸不翻車，也得凍三天。”翻越二郎山，從山腳到山頂，軍車走了兩個多小時，沿途山峰林立，曲折險要。聽兵站官兵說，要是早晨上山，濃霧蔽日，司機大多手腳發軟。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萬丈，古樹哪荒草遍山野，巨石滿山崗。羊腸小道哪難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擋那個被它擋。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萬丈，解放軍，鐵打的漢，下決心，堅如鋼，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

每當聽到這首歌，我就會在心里為川藏線上每一輛過往的兵車祈禱，也會向每一位付出生命的烈士致敬。

終于下山了，進入瀘定縣，心情驟然放松，參觀瀘定橋，領略脫韁野馬一般的大渡河。再順大渡河上行，來到康定城——這是一個斜躺在幾座大山腳下的漢藏等多民族雜居的小城。大渡河繞城流過，房屋低矮，街道狹小，天空瓦藍，順山溝刮來的風會帶走軍帽，人可以靠著風走。

宣傳隊在這里休整一天，我們去逛街，陽光下的跑馬山金燦燦地晃人眼睛。行至半途，老天突然變臉，狂風呼嘯，飛沙走石，仿佛一個巨人拿著一把大笤帚在清掃天地。大家慌忙奔向一棵大樹，緊抱樹干。風暴過去，我們成了泥人，一身一臉都是土。一個女隊員額頭被碎石擊中，砸出一包，氣得她咬牙切齒：下輩子再也不來了。

下一站是新都橋兵站，這是一個大站，但要翻越海拔四千兩百多米的折多山。

折多山沒有二郎山險要，山勢平緩，樹木不多，長著一層爬地草，藏族牧民可以在這里放牦牛。上山后，下車歇息，前面的山巒被白雪覆蓋，非常壯觀，我們興奮地朝雪山奔去，跑得過猛，呼吸急促，胸腔憋悶。一名隊員有心臟病，還沒有走幾步，已經面色青紫、呼吸困難，驚慌中他竟想留下遺言。馮隊長說，你瞎扯啥呀，正常的高原反應。給他送上氧氣袋，吸上一陣，才慢慢緩解。

繼續趕路，快到新都橋兵站時，一大團黑云滾來，遮天蔽日，接著就是一陣暴風雪。沒有防備，眾人目瞪口呆，大家都穿得少，一個個冷得直哆嗦，擠作一團，相互取暖。十多分鐘后，天空驟然大亮，水洗一般，清爽澄澈，不禁遠眺，新都橋兵站已經在望。

川藏線總是驚險不斷，半個月后，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東達山時，又讓我們驚出一身冷汗。那天下著細雨，行至一個連接兩座小山的下行彎道處。這段路又窄又陡，兩邊是萬丈懸崖，泥濘的路面很滑。司機跟馮隊長說，為了保證大家的安全，全部下車步行，由他一人駕車。隊長同意了。隊員們詛咒著這段險路，步行到山下，回首一望，馮隊長正指揮軍車緩緩下行。這段路太窄，車輪稍一打偏，便有車毀人亡的危險。大家都為司機捏了把汗。快要駛過那段險路時，突然有女兵驚呼，危險！只見汽車前輪向左邊一滑，馮隊長狠命向右打手勢糾正，車身卻繼續向左傾斜。頃刻之間，司機反應極快，果斷地朝右適度打了一把方向盤，軍車終于脫離了危險。

再次上車，大家為司機歡呼鼓掌，豎大拇指。

行走在高原，最難適應的是缺氧。

這一趟兵車行，走走停停，不斷經過各個兵站，整個行程是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按理我們一行人對高原性缺氧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但是這一路，在車上，在兵站，每天都有人難以適應，痛苦不堪。

我們返回海棠兵站時，原以為一個多月了，我們已經基本適應了高原，于是面對兵站官兵的挑戰，我們答應與他們進行一場籃球比賽。海棠兵站海拔約三千七百米，這場高原籃球賽讓我們真正領教了缺氧之下心臟不堪重負的狼狽，沒有人能打完半場，大家似乎是背著一個無形的沉重麻袋，動作變形或遲緩，即使頻繁換人，也無法扭轉乾坤。

在高原，每一次演出，馮隊長總要在節目的出場順序上花不少心思——先上耗氧量低的詩朗誦、快板書、三句半，把氣氛調動起來，然后穿插二胡獨奏、唱歌；跳舞是最耗費氧氣的體力活兒，有單人舞、雙人舞，但還遠遠不夠。馮隊長與舞蹈組長商量，排練了最受歡迎的《洗衣歌》——此舞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風行一時，運用了鍋莊舞的長袖揮灑與雙腳踢踏等舞蹈語言，表現的是藏族姑娘與子弟兵的魚水之情。此舞通常用來壓軸，讓激情、體能與氧氣都在這一刻徹底釋放。同時，這是那些曼妙翩躚的女兵們的高光時刻，大伙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她們身上。

掌聲經久不息。

我們的演出常常會驚動當地的百姓，加演一場兩場是常事。在理塘兵站，演出剛結束，還沒有卸妝，兵站門口就響起了鑼鼓聲。縣城來人懇請我們宣傳隊去縣里演出，盛情難卻，馬不停蹄，在濃重的夜色中，宣傳隊立即驅車向縣城出發。

在義登兵站，當地的藏族同胞過節般高興，紛紛趕來看演出。附近的筑路工人得知后，要求我們也去演出。這些質樸的工人放棄了三個月的休假，來此搶修公路，住的是帳篷，伴隨的是風霜雨雪。露天演出，天降大雨，工人們卻在雨中一動不動。演出繼續，似乎感動了上蒼，抬頭一看，雨過天凈，星光滿天。

在昌都，我們在大廣場演出，觀眾爆滿。舞蹈《洗衣歌》正在進行時，趕上了大雨，夾雜著顆粒不小的冰雹。沒有觀眾離去。樂隊頭頂沒有遮擋物，人與樂器均在雨水與冰雹里。我手中的月琴依舊不斷撥動，跟其他樂器和雨水冰雹一起，淅淅瀝瀝，叮叮咚咚，嘈嘈切切。

印象深刻的是在巴塘，這是個大站。五一之夜，巴塘軍民聯歡，載歌載舞。我第一次領略藏族的鍋莊舞，在夕陽斜照的金沙江畔，一群藏族男女圍成圓圈，自右而左，有節奏地長久跳著，絕對質樸，絕對原生態。

必須說說兵站的款待。

兵站里都是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小伙子，而宣傳隊的女孩子善舞、能歌，婀娜、端莊，正是花兒綻放的年齡。每到一個兵站，官兵們通常會夾道歡迎。

135兵站海拔四千一百米，百里無人，荒無人煙，只因從新都橋兵站到這里正好一百三十五公里，且又需要為汽車兵建個休息點，就在此建了這個小站。這里條件差，汽車兵只是路過吃午飯，兵站官兵最渴望的是有車隊住宿，這樣他們就不再冷清，有了人氣。每當有車隊住宿，兵站就像過年一樣。我們的軍車還在一公里外，戰士們就舉著紅旗，敲鑼打鼓來迎接，孩子一般興高采烈。

見到宣傳隊，戰士們心花怒放。

這個時期，部隊生活已經相當不錯。各兵站的主食通常是大米飯、面條和饅頭，可以管飽；副食有新鮮蔬菜、咸菜、豬肉罐頭或牦牛肉，油水相當充足。唯一的不足是高原氣候，沒有一百度的開水，米飯始終不熟，夾生，吃不慣，我們的腸胃難以適應。

沒有想到的是，在川藏線上，我們居然吃了兩次新鮮的河魚。

新都橋兵站在四川甘孜康定，兵站戰士到此地的立曲河打來鮮魚，讓我們喜出望外。這是難得一見的美食，在那個年代，魚是飯桌上的奢侈品。

沒想到，在西藏青泥洞兵站，這里卻盛產鮮魚，七八月份是魚季，一個戰士一個早晨便可輕易釣上幾十斤。兵站官兵每年要釣五千多斤鮮魚供過往人員食用。晨風拂面，我跟隨兩個戰士到河邊垂釣，水很清，看得見魚兒游動。我跟他們學，尋找沙粒包裹的小蟲子做魚餌，魚兒很快上鉤，只可惜沒有到魚季，釣上來的魚只有巴掌大小。

吃，其實乏善可陳，真正值得提及的是溫泉。

理塘在四川甘孜，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縣城之一，海拔四千余米，是網紅小伙丁真的故鄉。理塘讓我非常意外，它不像一座高原之城，而是一片一望無垠的草原。一條很長的天際線閃著亮光，遠處是綿亙不斷的雪峰，瑰麗壯觀，腳下是綠色的草原、悠閑的馬群。馬群的右前方是理塘小城，房屋多是石頭壘砌。其中有兩座較高的建筑，馮隊長說是理塘的地標——百貨公司和新華書店。

甘孜意為潔白美麗的地方，當年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人在這里召開了甘孜會議，實現了紅軍二、四方面軍的會合與北上。

我們抽空轉了理塘縣城，街上的百貨公司、新華書店開門晚，僅上午開兩個小時。

在理塘，同其他兵站一樣，官兵如同緊急演練一般，飛快地抬出大鑼大鼓。一時間，歡呼聲、鑼鼓聲響徹四野。

住下的第一件事是躺在大通鋪上，伸展四肢，長舒一口氣。大家累壞了，高原反應太大，此時是天底下最舒適最奇妙的享受。有隊員說，這里有溫泉。馮隊長笑說，兵站早為我們做了安排，吃了飯就去泡個痛快。

高山溫泉很簡陋，幾堵板墻隔出幾個池子，池子很大，男女分開。泉水很清、很熱，同內地溫泉沒有兩樣。大家忙不迭地脫去軍服，撲通躍進水里，裹著團團熱氣，泡在溫泉中，不斷感嘆，天造地設，多好的水啊。

女隊員那邊陣陣歡笑，她們更喜歡水。

我把整個身子浸泡在溫泉里，身心放松。進山這些天，一路塵土一身汗水，早想痛痛快快洗個澡。聽說這溫泉是圣水，早先當地人不常來，一年才洗一次，洗澡對他們而言不僅是凈身，更是一種宗教儀式，去除身上污垢，求得吉祥如意。

在理塘那天是我們在川藏線上最溫暖、最愜意的一天。邦達兵站則讓我們不寒而栗——海拔很高，四千三百米，僅次于最高的卡集拉兵站；氣溫很低，平均氣溫零下十五度，最低氣溫零下三十多度；冰雪覆蓋期最長，一年有六個月；含氧量很低，僅有內地一半。

演出時，大家氣喘吁吁，反應強烈。我很敬佩常年駐守在這荒原高山上的官兵們，他們以高原為家，甚至不無風趣地說已在這兒選好了墳地。要是換了自己，真不知該怎么度過這三百六十多個日夜。

繼續西行，終于到了終點站西藏昌都。

昌都位于西藏東部，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在此流過，是當年四川通往拉薩的必經之地。昌都兵站是大站，某陸軍醫院在此，慰問演出之際，見到了曾在軍區衛校一起就讀的多位女同學。時間如白駒過隙，似乎須臾之間，她們已在高原工作了六年。當年，我們年級的女同學幾乎全都分進了西藏——沒有哭泣，沒有拒絕，即便弱不禁風，依然打起背包，告別省城。

我記得她們的姓名，久別相逢，她們熱情似火，笑靨如花。還來不及問候，她們反倒關心起我——

“剛來，不適應吧？”

“王干事，你留在這里別走了！”

“辛苦你們了，演出很累吧？”

此一時彼一時，她們令我刮目相看。粗糲的寒風、強烈的紫外線，她們的臉已經打上了高原的印記——粗糙、黝黑，臉蛋兩坨高原紅。

…… ……

（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2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