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扎河不是河流，它是哈尼族語Hhaq zaq holteil的諧音：吃蕎子的山梁。青春年少時，我從另一個鄉的一所偏僻的小學校，改行到阿扎河鄉機關從事青年工作，在這里度過短暫的快樂時光。

我早就認識阿扎河了。我們村有兩個從阿扎河鄉俄比東村，來當上門姑爺的男子，大人小娃稱呼他們，少不了加“俄比東”三個字，這樣叫著親切。比如“大哥俄比東”“姐夫俄比東”，“俄比東”成了他們的名字。還有，有些漢子，走四五個小時的山路，去阿扎河買仔豬，說是那邊的豬適合在我們村養殖，不易得病，肯長，肉香。還有，我還在教書時，有次長途跋涉到阿扎河趕街，在鄉政府工作的堂叔那里住了一夜。誰能料到，不久我卻成了阿扎河的一員。

阿扎河是紅河縣的大鄉，東接元陽縣沙拉托鄉，南與綠春縣戈奎鄉隔河相望，西連本縣洛恩鄉，北靠本縣甲寅鄉和石頭寨鄉。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紅河縣樂作舞之鄉，樂作舞的源頭就在阿扎河的垤施、洛孟。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哈尼族多聲部民歌，大本營就在阿扎河的普春。

農歷六月初，哈尼族過祝福莊稼豐收的節日苦扎扎期間，民間自發組織的“萬人長街歌舞節”，歷史悠久。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聚集到阿扎河山頭跳樂作舞。這個世上罕見的人山人海的狂歡節，連天上的神仙都感動了，下來加入世俗的舞步。

那時的我，動得，干得，吃得，喝得，跑得。從一個熟悉的行業轉到陌生的領域，懷著一腔熱血，希望闖出一番名堂。我的工作重頭在農村，另外要干很多鄉里的中心工作，我便跟鄉機關的同事，經常像麂子奔跑，有時甚至一天跑幾個自然村。有年年底，我在阿者大隊（村委會）蹲點，還有兩位臨時抽來協助我工作的有文化的年輕男女，我們遇到一場以往從沒見過的大雪。我們興奮得又唱又跳，有關雪的歌唱來唱去，只差沒唱出血。我百唱不厭的歌是《雪絨花》《我愛你，塞北的雪》。到我調離時，阿扎河97個自然村都留下了足跡，盡管不少地方免不了是“蜻蜓點水”。

鄉機關所在地在一道狹長的梁子上。中間一條大道（土路），兩邊連接各單位。星期一早上，各單位職工起得早早的，尤其是團員青年，一個比一個積極，在灰撲撲的土路上，紛紛清掃昨天趕街留下的大量垃圾。我認得每個單位的年輕人，經常發動他們搞各種文娛活動。那種對生活、工作的樂觀心態，人與人之間情感的融洽，至今讓我難忘。我從一個單純的書呆子，漸漸懂得了如何面對復雜的人、事，追尋自己的夢想。

我拿到的第一筆稿費，是縣廣播站寄來的五角錢。寫的是阿扎河公社機關干部在山上植樹造林。五角錢在今天，不算錢，在當時卻可以好好吃碗卷粉。更重要的是，我居然成了當地的一位“名人”。我把匯款單在好幾個人面前炫耀，滿足虛榮心。現在想來，丟臉了。

有一次，云南大學的一位教師帶兩個碩士研究生，到阿扎河搞田野調查。領導認為我有文化，叫我陪同到垤施。我一個小小的附設初中班出身的土包子，像被雷擊一樣震暈了。跟他們比，我無知到了什么地步？他們臨走時，分別在我的筆記本上留言，勉勵我，那理想化色彩的語言，給過我多少向上的動力。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位學生的皮鞋，忘記在我的宿舍，我只好從郵政寄回去。

阿扎河梁子兩邊的坡坡上，散居著一個個棕樹、竹林掩映的村寨。一片片梯田，從山腳下的沖溝，費力喘氣地爬啊爬，爬到寨子邊或寨子頭。春天，到處是桃花、梨花、李花、妥底瑪依花，說不盡的各種萬紫千紅的野花，把山山嶺嶺打扮得分外嬌艷。

20世紀80年代前期，農村“萬元戶”是非常新鮮的事。而阿扎河，憑棕片和芳香油，好幾戶農民率先致富，在紅河縣贏得了“萬元戶”公社（鄉）的美名。

之后，人們的日子，更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阿扎河早已不是吃蕎子的山梁了。

二

人們習慣把“垤施洛孟”連在一起說。外人以為是同一個地方。其實，它們是隔壁的兩個村委會（也可叫作自然村）。這兩個地方之所以出名，在于這里的哈尼族彝族樂作舞影響深遠。

1995年春天，我作為新聞媒體到紅河縣采風的一員，有幸到垤施。那種離別多年后歸來的激動，近乎發瘋。這時，我離開阿扎河已有十年。

曾經，因為離鄉上近，我經常去垤施。樂作舞，不僅僅是在舞臺上表演給眾人看，更主要的是，樂作舞是人們的生活本身，不必化妝，赤祼祼的，有血有肉的，舉手投足，無一不是優雅的舞步。我不知道，垤施有沒有一個不會跳樂作舞的人。雖然那時的物質生活清苦，在我心目中，男女老少，都是上天派到人間的舞蹈家。李慶錄、王里亮、普張則、李小芬等一大批樂作舞的高手，我跟他們多次相處，親身感受著這些整日在大地上躬腰耕作的民間藝術家，他們對藝術的那份癡情。有一次，我作為領隊，帶領垤施文藝隊的骨干們，到五個村委會巡回演出，宣傳政策。

這次重返垤施，我又見到了為藝術活著的老朋友們。特別是幾位女性，從清純的少女，變為滄桑的母親，但跳起樂作，舞姿依舊激情、醉人。我用彝語跟她們交談，說不完的知心話，從胸中像泉水流淌而出。可惜相聚的時間太短。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無論活在人間還是已經離世，他們都讓我懷念不已。

離開垤施后，我寫了一篇《重返垤施》，發表在《云南日報》，還得了一個小獎。近日翻出來看看，重溫當時的情景，我宛如置身于垤施。這篇拙作，表達了我對一塊樂土熱土的眷戀，傾訴了我對一群心地純潔的彝族男女藝術家的敬意。其中也透露出我對樂作舞前景的憂慮。現在看來，憂慮是必要的，但同樣需要樂觀。是的，樂作舞是生活本身，美好的生活怎么可能消亡呢？在紅河縣任何角落，都看得到樂作舞生根、開花。以我的衣胞之地為例，只要是過年過節、辦紅白喜事，以及其他清閑日子，樂作舞的音樂一響，人們腳桿就發癢，跳得大汗淋淋，跳得分不清白天黑夜。樂作舞早已跨過紅河，走向外面世界……

我跟垤施的緣分是注定的。某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張富生，一個年輕有為的彝族兄弟。他現在是垤施村委會書記、主任一肩挑。他在文學創作方面很有潛力，一個對我有特殊情感的地方，出這樣的才子，所以引起了我的格外關注。當然，他的作品不滿意之處尚多，我曾經當著一群文學青年的面，對他的作品，談過我尖刻的看法。這并不是說我有資格高高在上，我是想讓他走得更遠。我知道基層工作的艱辛，挑著那么重的擔子，想闖出一番事業，非常不易。富生兄弟，個人的文學重要，為百姓謀幸福更重要！

我魂牽夢縈的垤施啊！

三

那時，普春是離阿扎河鄉上最遠的大隊（村委會），走路需要五六個鐘頭，且走得要快。到普春，以我的學識、年紀，只會忙于一板一拍的工作，根本不可能知道這里是哈尼族多聲部民歌的大本營。我是后來從哈尼族音樂家吳志明為多聲部的發掘、弘揚的事業中，才了解到一個窮鄉僻壤，竟然隱藏著驚世音樂。多聲部在申報國家級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時，由我撰寫電視解說詞，這樣才對多聲部民歌有了粗淺的認識。

2007年深冬，一個寒冷的日子，我們一行遠道去普春，專門了解多聲部民歌。盡管各方面比以前變化很多，但公路還泥濘難行（今天已經四通八達）。我們的主要目的地是羅么自然村。一道長長的陡坡，喘了多少粗氣，淌了多少汗水，才抵達山腰上、原始森林懷抱，一個幽靜、寂寞的典型的哈尼族山村。整日深受城市喧囂的折磨，突然進入一切都還保持古色古香的村莊，我覺得一顆死去的心活過來了，跳動有力、健康。羅么背靠的這座大山，是紅河縣最高的魯瑪大山，那邊的山下，是我曾經教書的么勺地方。

那天晚上，天空不沾一絲云彩，一輪干干凈凈的又大又圓的月亮，銀輝灑滿了大地。不時聽到狗叫聲、森林里野獸鳥兒的叫聲。

我們在陳習娘家吃飯、喝酒，鄉村哈尼風味的飯菜，氣氛熱烈，我高興過頭，喝高了。在酒精作用下，獨自在住宿的那戶同胞家門外，久久跟月亮作伴。夜深，起風，冷下來，才不得不進門。但毫無睡意，頭昏腦脹地琢磨一段《羅么的月亮》的文字：

山上的羅么村

森林里的羅么村

哈尼人的羅么村

多聲部民歌的故鄉

月亮從山背后

踩著舞步出來了

仿佛見到一個

沒有離開過深山的

清純如芭蕉心的村姑

我的心情緊張又甜蜜

我怎能睡得著

月亮就在旁邊

我想擁抱

它忽然遠去

遠去了

又忽然回到眼前

狗睡不著了

蟲子睡不著了

風睡不著了

百歲老人在嘆氣

一歲娃娃在睜眼

那曾經跟月亮

一同唱歌跳舞

已經走向城里的年輕人

此時可想念故鄉的月亮

即使有千萬輪月亮

我最愛的

還是羅么的月亮

陳習娘和車格，是國家級非遺哈尼族多聲部民歌傳承人。陳習娘生于1964年7月，從小拜陳秋龍等前輩為師，學習哈尼文化（莫批、山歌、樂器、舞蹈等），深受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另一位同村的生于1965年12月的車格，也是從小就被天籟般的歌聲耳濡目染。她從1985年始，一直擔任多聲部民歌《吾處阿哧（Wuvcuv aqcii)》的主唱。他們是地道的農民，一邊為生計含辛茹苦，一邊以一顆恒心守望著文化的薪火。要不是了解實情，誰能相信膚色黝黑、土里土氣、臉上過早鋪出皺紋的他們，不僅到過國內大城市演出，還把中國一個山地民族出自靈魂的歌聲，唱響到遙遠的歐洲。

第二天下午，在村邊樹林中間的草坪上，陽光燦爛，以陳習娘和車格為中心組成的一群男女藝術家們，穿上比鮮花漂亮百倍的哈尼族節日的盛裝，為我們表演了完整的多聲部民歌。說實話，我是第一次這么近地，活生生地，聽到原汁原味的多聲部民歌。任何語言都不足以描繪當時的場景。仿佛天地都不存在了，萬事萬物都不存在了，世間只剩下純粹的不含雜質的音樂。它們是樸素的，又是典雅、高貴的。原諒我，我只能這樣說，我的心醉了，碎了！

毗鄰的普春、過者兩個村委會（羅么夾在其中）這一帶，有幾大片頗具氣勢的梯田。多聲部民歌，誕生于梯田耕作，是梯田結出的金黃的藝術碩果。而今，梯田可還在？梯田上空，可還有多聲部民歌飄蕩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