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這是一個關于告別“青春”的故事，像是葉芝吟詠出了黑塞的感悟，枝葉蔓蔓，根莖唯一，穿透青春歲月的妄語，陽光下我抖動葉片和花朵，體會隨時間而來的“真理”——青春結束于不再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刻，世俗個體成熟于悅納別人生活的決定。崔蓮一的成長歷經了少女時代的叛逆，在婚姻這場成人禮宣告失效后，她勇敢選擇成為一個單身媽媽，孩子的到來是她與世俗秩序和解的開始。再一看，這又是關于一代人成長于改革開放時代，體驗城市中國飛速行進的情感療愈。我們獲得了體驗遠方的機遇，也必然要遭遇故鄉的消逝，乃至個體原鄉的潰散。熊漠北漂泊的起點被描繪為父親閱讀報紙上《南方講話》的畫面，他的成長歷經了父輩遠行、舉家南遷、海外留學、客居他鄉，兩次婚姻也沒能帶來“家”的安居，猶如無根之萍。

很顯然的是，無論崔蓮一還是熊漠北，都在袒露當代人矛盾復雜的情感狀態，他們曾在透明的審美想象中，期待將自我拋向世界，與未知相聯或與之抗爭，曾在個體化“為自己而活”的標語里渴望被愛，又不敢在“愛”中敞開毫無防備的自我；在流動性里迷戀萬物易逝，從而獲得一種憂郁的愉悅感，又乏力直面荒原上輪廓模糊的個體肖像。在這樣的想象中，我們以為個人生活可以存在于獨自感受，沉溺于極其瑣屑的細微瞬間。但當我們真正走進人群后，卻發現類似的認知實際上難以維系，那接下來該怎么辦？所以，說到底，這仍是一個關于當代人如何安頓自我，如何尋回“他者”的故事。

在笛安為她的主人公安排的那個初遇午后，小說便迫不及待公布了同代人的精神困境并試圖開具藥方。三月的北京，陽光正好，熊漠北遇見崔蓮一，“她的頭發極為濃密，松垮隨意地盤了一個發髻，盤得像少女那么高，露出脖子和兩側肩膀完美的線條……窗外的光線在她襯衣的袖子邊緣勾出一個輪廓……我沒想到她突然轉過了臉，我心重重地跳了一下……”這樣的浪漫時刻，讓人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和沃倫斯基火車上擦肩而過的眼神交匯，或是兵荒馬亂之后家門口“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的重逢。當然，相遇的下一刻往往才是作家真正想跟讀者講的故事，笛安顯然不打算學習托爾斯泰的筆法讓愛情成為廣闊歷史的外衣，也不想傳遞張愛玲感受到的人世蒼涼，她仍舊觸碰了自己最熟悉的隱秘內心，這里面常常有個體心靈的迷茫與挫敗、親密關系的脆弱與敏感、自我認同的喪失與重建。在崔蓮一起身回頭之后，“……我像童年時代那樣屏住了呼吸，我只想壓低了聲音問一句：世界是不是已經原諒我了？我是不是已經原諒自己了？”在這場相遇里，我們讀出了療愈處方的主要成分——“童年”和“愛欲”。

我們在什么時刻會發現“童年”？童年其實并不存在于生理年齡的兒童階段，它發生于個體對自我的懷舊之中，當我們遭逢心靈的乏力，并將之歸咎于成長所帶來的易變和困惑，童年就到來了。疲憊不堪的熊漠北遇到三歲的成蜂蜜時，童年被喚醒。這個有著“沖天辮，蘋果臉，小胖手，阿拉蕾的眼睛”的小女孩，像一個小小的蘇格拉底，用一句句令人柔軟無措的“為-沙-瑪-亞”，不斷引導著“我”重建自我與世界的媒介，“蜂蜜總能讓我知道原來世界是這樣的。”小說自然在小心翼翼地設計巧合，每當熊漠北被記憶所捕獲放縱沉醉時，蜂蜜總是會恰好出現打斷正在遁入封閉的思緒節奏，或是手機上一連串的表情包，或是一聲聲軟綿綿的語音，或是一次次突發的小狀況，讓“我”意識到孤獨之外的時空，體會被別人需要的感覺。而那些潮涌的情感創傷，諸如小時候被訓斥的恐慌，少年時代錯過的花開時分，對未出世妹妹的愧疚，還有外婆離世的悲慟，都在這份被贈予的童年中逐漸修復。

隨著童年的喚醒，被馴服的“愛欲”也在復活。事實上，再也沒有什么比愛欲更能激發自我犧牲、自我解放的沖動，愛欲呼喚他者的顯現。不過，愛欲的不同形態對他者的期待有所不同，古典性的愛欲期待“有情人終成眷屬”，它使我們成為一個完美無缺的圓，這是黑格爾所描述的愛欲，他者一定能被主體所吸納，最終鎮靜于理性之維。現代性的愛欲不再寄望于同化他者，而是開始正視他者并互相較量。如此一來，就產生了兩種關于“愛”的文學性表現，一種是美妙的羅曼史，他者制造世俗秩序的例外狀態，愛欲成為想象主體自由的途徑，最常見的模式是愛情與婚姻或日常生活的斷裂，故事里的人們往往只能在與秩序無關的傾情投入之中，在逝去的美好回憶之中，才會獲得愛欲。另一種則是無休止的糾纏，他者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毀滅性力量，故事里的人們被愛欲折磨得方死方生，直至兩敗俱傷。后來就出現了當代性的愛欲，它企圖不再倚賴他者而存在，愛不再是“人”獲得完整的解藥，也不再是繾綣的鄉愁或血色的獻祭，故事里的人們匱乏敞開靈魂的勇氣，只想躲起來想象愛欲的意義，仿若在夢境中半醒而無暇他顧。這時愛欲驅逐了他者，帶來了消極的主觀自由。

是什么造成了愛欲的規訓？小說給出了答案一則——價格。“我是說，面對任何一個人——你其實心里有數，你能為他/她付出多少。所以啊，你得找一個跟你一樣相信每個人都有價格的人，然后，你倆對于對方的報價都差不多能夠接受……”小說的開場便是一次生動的權衡，都市的嘈雜傍晚，堵車，這種停滯的行動卻總是能帶來令人煩躁的速度感，男女主人公在封閉的車廂里互相試探，謹慎斟酌“真實的感受”，背負著盡量取悅世界的面具，斤斤拿捏如何才能更體面。不過熊漠北和崔蓮一畢竟是幸運的，即便他們羞怯承擔彼此的付出，又總是習慣于禮貌地告別和逃避，但幸好笛安在他們中間創造了一個可愛的孩童，一個人借此喚醒童年，另一個人為此接納秩序，蜂蜜的存在完成了愛欲復活的最大合理性。于是，他們恰好能共情于對方的失落和矜持，恰好尋到契機鼓起勇氣不斷靠近彼此的內在情感，在那個落寞恐慌、分崩離析的年末歲尾同時奔向彼此，正如“唯有你也想見我的時候，我們見面才有意義。”

但不得不承認，當原鄉漸遠慶幸還有彼此在身邊，重逢時仍能感受少年的初心，這是屬于成年人的童話，很治愈但卻很偶然。其實笛安也清楚這一點，小說中多次流露出“青春廢墟里幸存者”的解釋。那么，如果沒有這些“恰好”，當代人又該如何面對“祛魅”之后不確定的世界和命運，如果無力進入沉甸甸的歷史，也無法順著時間流動安頓于無常，又該如何“自救”？我們曾因恐懼放逐了他者，如今期待他者歸來修復自我，但這或許也只如海中拋錨，依靠暫時的停泊獲得安全感。而如何生成獨立擔當無常宿命的自我意志，仍舊是我們需要面對的難題。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姜肖，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文學與傳媒研究。文學批評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當代文壇》《文藝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