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 者：張老師好，首先祝賀您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翻看您近年來的文學研究，盡管一些作家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詩歌作品，以及一些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是您普遍關注的對象，但顯然短篇小說才是您研究的核心所在。能不能請您談一談，在多種文體中為何格外偏愛“短篇”這一體例？

張學昕：是的，我個人格外喜愛短篇小說這種文體。我認為，在所有的文體中，短篇小說因為對于個人經(jīng)驗的充分珍視，并且能夠呈現(xiàn)、記錄個人情懷如何自然地沉入大歷史的風云際會，敘事中的個人經(jīng)驗和家國記憶能被及時地錄入文學檔案，構成歷史或現(xiàn)實文本的真實編碼和獨特性，而理應得到更深切、更充分的重視。唯有簡潔而浩瀚的短篇文本，才會更具有對時間和閱讀的穿越性、穿透力。它對于現(xiàn)實的“瞬時記憶”，可能擊穿一切虛妄和時間的磨損，走進現(xiàn)實和人性的深處。

短篇小說對一位作家的敘事技術要求和聚焦，以及敘述中穿透生活、呈現(xiàn)人與世界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這種文體對作家的審美表現(xiàn)力，永遠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十幾年前我曾撰文分析短篇小說，在《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0—2009年）短篇小說卷》的導言《尋找短篇小說寫作的可能性》中寫道：“從短篇小說寫作意義和方法的角度考慮，我們可能會將形而上的東西轉變成形而下的東西，把內在的東西變成外在的東西，把心靈的探尋轉化為審美的表達。而短篇小說這種文體，或者說，這種敘事藝術面對世界的時候，對一個寫作者的精神性和技術性的雙重要求會更加嚴謹。同時，一部優(yōu)秀短篇小說的誕生，還是一種宿命般的機緣，它是現(xiàn)實或存在世界在作家心智、心性和精神坐標系的一次靈動，其中蘊藉著這個作家的經(jīng)歷、經(jīng)驗、情感、時空感、藝術感受力，以及全部的虔誠與激情。當他將這一切交付給一個故事和人物的時候，他命定般地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種全新的有關世界的結構，也一定是精神境界和文體變化的一次集大成。一個作家寫出一篇小說，就是對既有的小說觀念和寫作慣性的一個更新、一次顛覆，甚至可以說，像契訶夫、卡夫卡、博爾赫斯和雷蒙·卡佛那樣，完全是在不斷地開創(chuàng)短篇小說的新紀元。他們不僅是在世界范圍內使‘小說觀’發(fā)生著很大的變化，而且，從重情節(jié)、虛構故事發(fā)展為依照生活或存在世界已有的生態(tài)，自然地敘事，巧合和真實，敘述和‘空白’，情緒和節(jié)奏，精妙絕倫。進而，從戲劇化的結構發(fā)展、衍化為散文化的結構，深入地凸顯真正的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現(xiàn)代短篇小說。”這些，應該是我對于短篇小說的基本的理解和思考，也是我閱讀和闡釋短篇小說的審美切入點。

幾十年來，中國當代作家們逐漸找到了自己與現(xiàn)實、存在對話的方式，形成了各自特異的美學風格，許多小說呈現(xiàn)出非常巧妙的構思、結構，語言的可能性也被發(fā)揮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像蘇童、劉慶邦、莫言、王安憶、王祥夫、遲子建、范小青等作家的許多短篇小說，寫得可謂爐火純青。我先后撰寫了50多位中外作家的短篇小說論，從文本細讀開始，繼而探究短篇小說藝術的“高度”和“難度”。這些文章大多發(fā)表在《長城》雜志為我開設的“短篇的藝術”“短篇大師”的專欄上。2020年，我為春風文藝出版社編選的五卷本《百年百部中國短篇小說正典》，算是我個人對中國百年短篇小說成就的一次“巡禮”，并向短篇小說文體致敬。

記 者：您曾經(jīng)談到，在從整體上宏觀把握作家創(chuàng)作的宏大意義之余，更應該關注文本生成的細部空間。您在進行當代短篇小說的文體研究，也偏好捕捉作家作品細部修辭的力量，相對于理論建構，似乎更依賴細節(jié)感受。能否請您談一談從這個角度展開敘事研究的理由？

張學昕：我想，在理論地把握、概括作家創(chuàng)作宏大意義的同時，更需要關注文本的“意義生成”過程，更需竭力地去發(fā)現(xiàn)敘述的魅力所在。這恰恰是走進文本、走近作家本身的一個重要當口。我們不能忽略作家寫作的姿態(tài)和敘事策略，以及由此在文本中呈現(xiàn)出的小說“細部的力量”，它所提供的生活經(jīng)驗、生命體驗和藝術含量，既訴諸了一個杰出作家的美學理想和寫作抱負，也能夠體現(xiàn)出一個作家的哲學、內在精神向度和生活信仰。小說語言的背后是藝術修辭，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修辭能夠看出一個作家審美的表現(xiàn)力，以及對文本細部的把握能力、對文本細部修辭的精微處理，從簡潔的語言流淌出浩瀚的意蘊，在作品肌理處透射出詩學價值……這些都值得我們反復琢磨、玩味。世界就是由無數(shù)瑣碎的事物構成的，作家點石成金般的才華、質樸、心智、關懷和良知，與現(xiàn)實生活中無數(shù)細小的東西連起來，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張力場，作家在這樣的場域中寫作，給人的感覺就會非常特別。可以這么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作品中充滿生活細節(jié)的文本，都與作家對生活的感情和愛密切相關。

小說雖然不會輕易地就從細部捕捉到一鱗半爪的所謂生活意義和本質，但生活的內在質地一定會潛隱在細枝末節(jié)中發(fā)酵，這樣，就可能產(chǎn)生新的敘事美學。若干年后，我們即使沒有記住小說文本中種種精神和理想層面的東西，但我們卻牢牢地記住了一個情節(jié)，一個永遠也忘不掉的細節(jié)，它總是不斷地使人們在記憶中產(chǎn)生無盡的回味。這個細節(jié)，也可能會徹底地照亮我們那些黯淡的生活。

記 者：近年來，“東北文藝復興”似乎成為一種比較具有熱度的研究話題。在您的研究脈絡中，也有一個獨具特色的“文學東北”視野，無論是遲子建、阿成、金仁順，還是以班宇為代表的“鐵西三劍客”，都是您近年間密切關注的東北作家。您認為，以東北作為方法，能夠給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什么重要價值？

張學昕：實際上，百年東北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流淌的精神、文化變遷與發(fā)展的歷史。在這里，東北地域及其文化精神的蘊藉，承載著這幅文學版圖之內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宗教、倫理和民俗，呈現(xiàn)出東北的天地萬物、人間秩序、道德場域，還有人性的褶皺、生命的肌理。在許多作家的文本里，我們已經(jīng)看到近現(xiàn)代、當代中國的“大歷史”，如何進入到每一位東北作家的內心，又是怎樣地構造宏闊的歷史深度。現(xiàn)實、歷史、時代，以及人性、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這些作家的文學想象和敘事中，呈現(xiàn)出東北敘事的雄渾和闊達。“東北的本土作家”遲子建、阿成、金仁順等，面對世紀之交的東北當代歷史與現(xiàn)實，以百年歷史和現(xiàn)實中的故鄉(xiāng)為創(chuàng)作藍本，以歷史和美學的目光，審視和描述大東北的“前世今生”，許多文本都顯示出文學對現(xiàn)代性進程中東北故事的文化、心理、精神的修辭。

當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我們今天的時代里，如何來講述新的東北故事，以接續(xù)《呼蘭河傳》《生死場》《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東北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和風格，這是新一代東北作家的責任和使命。我看到，班宇、雙雪濤等新一代東北作家的文本表現(xiàn)出的不僅僅是我們時代的某種精神的隱痛，而且是一個超越了“代際”的整體性的時代、社會精神狀況。他們雖然并沒有從“啟蒙”“喚醒”的視角切入當代現(xiàn)實和精神視域的情景，但是，他們從對東北的盛衰、發(fā)展、振興以及轉型期強烈“陣痛”的感受、想象、文本整飭中，抒寫出幾代人謀求東北振興的“前世今生”。他們的作品既透射出以往歷史、現(xiàn)實之謎的訊息，也展示著一群在復雜的當代現(xiàn)實處境中，在歷盡辛酸、看遍“繁華”的感喟之后，不畏生活的艱難，不屈服于市井磨難，在俗世人生中進行命運抗爭的底層形象。新一代的東北作家寫出了他們整整一代人的身體、心靈際遇。這里，既有青春話語特有的秉性、氣息，更有立足于人道精神標尺的執(zhí)著堅守。也許，正是以這些年輕東北作家的崛起為起點，東北敘事將向世人展示出“文學東北”的新風貌。

記 者：“作家論”和“作品論”相比，是一種更為特殊的學術研究范式。在上世紀30年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茅盾的《徐志摩論》、胡風的《林語堂論》、蘇雪林的《沈從文論》，以及李長之的《魯迅批判》、錢杏邨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等，這些“作家論”成為了現(xiàn)當代文學史寫作和學科建構的重要資源。對您來說，“作家論”這種研究方式，有什么樣的特殊意義，又有著怎樣的寫作難度？

張學昕：重視、聚焦中國當代優(yōu)秀作家的寫作，始終是我閱讀、評論和研究最重要的審美選擇。只有選擇當代最優(yōu)秀的作家作為研究、評論的對象，才能體現(xiàn)出研究視域、研究縱深度的自我期待和訴求。莫言、蘇童、余華等作家以及更多杰出作家，構成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山大河”，他們的寫作及其文本存在形態(tài)，代表著當代文學的景觀和創(chuàng)作格局。我想，“作家論”作為一種研究方式，能夠更好地呈現(xiàn)這些作家如何完成其個人文學個性風格和面貌的生成、變化，及其在審美層次和審美意義中的不斷發(fā)展和遞進，進而日漸突破和超越自我，形成獨具辨識度的敘事風貌和自我的風格與氣度。

“作家論”的研究，需要批評者具有持久的耐力，長期跟蹤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文學的范疇內保持與作家的對話。同時，批評者還需要以敏銳的洞察力做出“準備經(jīng)典”的努力，文學批評的工作可能需要有更早的對作家、文本的第一閱讀和“預判”。在這里，我做一些也許不太恰切的比喻，評論家第一時間面對作品的時候，可能需要進行大膽的“淘洗”“排雷”或“清掃”。最初的審美判斷，具有一定的冒險性，第一時間的審美也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近距離“盲區(qū)”，需要經(jīng)過第二層面“文學史”寫作的豐富、完善、修正，甚至更改。當然，這些還涉及文學與現(xiàn)實、時代的審美關系。

無論怎樣講，我們都有責任保護我們時代那些好作家、重要作家，應時刻做好“發(fā)現(xiàn)經(jīng)典”的工作。我相信，“作家論”這種批評體式會“助力”優(yōu)秀的作家作品“準備經(jīng)典”“走向經(jīng)典”。在復雜的歷史空間和現(xiàn)實維度里，我們去不斷地在作品中，在文學視閾下找尋、發(fā)掘那些可以被定義為“經(jīng)典”的文學元素和可能性。我想，我堅持多年以這種方式參與中國當代文學“經(jīng)典化”的過程，至少對未來的文學史寫作或經(jīng)典的確立，盡到一個批評家應盡的責任。因為，我們一直在“準備經(jīng)典”的途中。

記 者：此次獲獎的專著《中國當代小說八論》論及莫言、賈平凹、阿來、格非、遲子建、蘇童、麥家和余華。不過，這只是您文學研究涉獵的一小部分作家對象，請問，除此之外，您有計劃進一步完成其他哪些作家的“作家論”嗎？

張學昕：繼《中國當代小說八論》之后，2022年我又在《鐘山》雜志發(fā)表了《東西論》和《葉彌論》。我還會繼續(xù)關注那些當代中國最優(yōu)秀的作家，從作家創(chuàng)作的整體狀況和多層面去把握他們的審美實績。所以，“作家論”“作品論”我會一直持續(xù)下去，《閻連科論》《胡學文論》《魯敏論》等都在我的寫作計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