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間畢業的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同學紛紛聯系我，說他們想老師了，希望近期聚一次。“早年間”自是戲言，指我在北語教過的前幾屆畢業生而已。一名學生在短信中說：“我們都有些老了。”令我感慨良多，出了滄桑感。

我之一年老過一年不足為嘆，到了該老的歲數啊，不明顯見老反倒不尋常了。但我的那些學生，年齡最大的不過四十出頭，他們覺得自己老了，令我內心酸楚。除了演藝界青年不論，再將家境優越者排除，那么對于外省市在京工作的青年，北京實在是催人老的大都市。

在北京打拼不易。人生況味，不言自明。

故我每次與學生們相聚，文學話題并不是主要話題，即使偶談，也是他們問我對某些文學現象的看法，而我坦率回答。他們都已做了父母。我則常問他們的生活情況——買房沒有？父母身體可好？兒女學習情況怎樣？工作是否順心？收入這事，雖是隱私，但我也每在飯桌上問。

我愿他們生活得都算幸福。

幸福這事兒是沒有統一標準的，卻有起碼前提。若他們的話使我感到各自的生活正接近著那前提，我便欣慰。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是《論教育之詩性》——曾經，中文系是各大學的才子才女系。如今教育、新聞、文化出版界的主編、社長、教授、領導，大抵是過來人，是將自己的中文能力修成了正果的人。而我任教北語時，中文系已開始邊緣化，風光不再，正如《中文桃李》中的李曉東和冉們所經歷的那樣。后來，一年比一年更邊緣化了。像某些并不望子成龍的家長似的，我從不期望我教過的學生靠中文能力出人頭地。我只祝愿他們生活得好。他們明明是別人家的兒女，因與我結下了師生緣，便仿佛是我所“植”的“桃李”了——教育之詩性，我覺得便體現于此點。

“中文”二字似乎與詩關系密切，然普遍的切實的人生，反而是詩意甚少的。所以，我曾告訴我的學生們——詩是詩，生活是生活，既成了中文學子，若不將中文能力儲備一番，提高一番，別說追求詩性的生活了，只怕連生活中原本或有的點滴詩性也忽略了。

我一向認為，若論作為記者、中小學教師、公務員——中文系畢業者，普遍的工作水平大抵優于新聞系畢業者、師范院校畢業者、政思專業畢業者。這乃因為中文與史哲相通。文史哲知識會使人看問題更“文化”一些。所以我并不力主我的學生非從事與“中文”對口的工作。人生有時得順其自然。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他（她）們都生活得挺好。“教育之詩性”，在我這兒，如此已矣。

我那些學生中，一半似李曉東，人生仍需靠“中文這碗飯墊底兒”；一半如冉，所從事的工作并未與中文“長相廝守”——好在他們的人生都已先后穩定了。“中文”系因其邊緣化而“痛”過，李曉東和冉們感受過那種“痛”；但李曉東和冉們在生活磨礪中重新整合了自己的中文能力，熬過了那“痛”，于是“痛”轉化為“非痛”了，“中文”給予他（她）們的便不僅僅是從業能力，亦是關于人生的省思能力了。

我那些學生同樣如此。

《中文桃李》是為了紀念我們的師生情而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