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小說創作又是一個豐收年。這一年有分量的長篇小說主要有賈平凹的《秦嶺記》、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阿來的《尋金記》、付秀瑩的《野望》、喬葉的《寶水》、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艾偉的《鏡中》、葉彌的《不老》等。中短篇小說雖不如長篇小說搶眼，卻也有不俗的表現，主要有王安憶的《五湖四海》、鮑爾吉·原野的《母雞麥拉蘇》、蔡東的《月光下》、朱文穎的《橋頭羊肉店》、鄧一光的《醒來已是正午》、徐則臣的《瑪雅人面具》等。

2022年有一場文學盛宴不能不提及，就是第八屆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的舉辦。從獲獎小說可以看出，對現實的關注、對重大題材的重視、對剛健雄渾之風的呼喚，啟示著我們的作家走出書齋，沉入城市與鄉村，充分體驗生活現場，表現火熱的生活。

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

2020年7月，中國作協召開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提出文學作品里的鄉村就是中國的縮影，不懂得中國農民就不懂得中國。2022年，書寫鄉村題材的長篇小說佳作紛呈，其中較為優秀的當數付秀瑩的《野望》、喬葉的《寶水》。

付秀瑩的《野望》以清新、秀麗、溫婉的文筆，書寫一個叫芳村的北方鄉村里的人與事。小說將筆墨集中在中年村婦翠臺身上，寫她家的家事，并宛若藤蔓一般勾連起她家的親戚鄰里。小說充溢著讓人怦然心動的日常生活，流動著北方大地特有的醇厚與浩蕩。關于鄉村書寫，21世紀曾經一度流行衰敗、荒蕪的基調，而在付秀瑩的筆下鄉村是蓬勃、明麗乃至詩意的。付秀瑩深得孫犁詩意鄉村的神韻，她為讀者呈現的鄉土世界依然是承載現代人心靈的歸宿地。當下不少作家已在作品中放逐了風景，而付秀瑩依然在濃墨重彩地鋪陳景物。這些景物描寫與寫人敘事緊密結合在一起，情景交融，讓我們想起中國文學悠久的抒情傳統。日常性是《野望》的另一個特點。小說是一部鄉村日常生活的記錄，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也沒有激烈的沖突，作家緊貼著日常生活去寫，通過主人公的視角來寫普通民眾細碎的吃喝拉撒、鄰里關系、婚喪嫁娶。看似流水賬，卻有著過日子的莊嚴感。小說還具有很強的中國元素，二十四章以二十四節氣命名，從小寒開端，以冬至結束，在井然有序的四季輪回中完成了一個村莊的歲時紀事。小說觸及了中國鄉村內在的肌理，日常生活的細微波瀾與時代風云的洪波巨浪互為鏡像，讓讀者觸摸到新時代鄉村真實的心跳。

付秀瑩在《野望》中隱匿了作家的主體性，而喬葉在《寶水》中則以城里人旁觀者的視角審視鄉村生活，書寫新農村建設。小說主人公青萍在城市工作，丈夫去世，生活不順心，患上了嚴重的失眠癥，于是她提前退休，到一個叫“寶水”的村莊做了編外村民。在寶水村的一年，青萍見證了新時代鄉村的嬗變，目睹了新與舊觀念的碰撞交融，愛上了鄉村的人與物，治愈了失眠癥，獲得了新生和蛻變。不同于一般寫新農村的小說，這部作品看似寫得輕松、隨意，實則嚴謹、豐饒。為了寫好鄉村，喬葉用了六七年時間來“跑村”和“泡村”，到了許多村莊，踏踏實實地體驗鄉村生活，對鄉村現場所發生的鮮活場景十分了解。在《寶水》里，建設“美麗鄉村”不是一句宣言，而是充盈著豐沛的細節、鮮活的人物。《寶水》的成功啟示我們，作家真正沉潛到一線生活的現場，才能寫好這個豐富而復雜的時代。有意思的是，從結構上說，《寶水》一如《野望》，也是在四季輪回中書寫鄉村，小說有四章，分別以“冬—春”“春—夏”“夏—秋”“秋—冬”為題，是歲時紀事，也是寫一個鄉村的生命歷程。從這一點上來看，雖然兩部作品在敘事上有別，但在呈現鄉村生活上都是截取了生活橫斷面，以年為單位，遵循農事的節律，以大量豐盈的生活細節，書寫新時代的鄉村生活。這一點，與將鄉村生活史詩化、意識形態化的20世紀50至70年代的小說有別，也不同于21世紀以來將鄉村生活衰敗化的寫法。毫無疑問，這樣的書寫更接近新時代鄉村的真實場景，也更能真實地展現新時代的山鄉巨變。

地域寫作有新收獲

21世紀以來，鮮明的地域特色是小說創作的亮點，幾乎每年都有重量級的相關小說問世。當然，地域寫作的主題并不局限在地理風光層面，而是和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日常生活、社會變遷乃至事關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緊密聯系在一起。

王安憶的《長恨歌》、金宇澄的《繁花》敘述了上海的風俗人情，是上海既時尚又日常性的一面。而關于上海紅色革命的一面，在新時期以來的小說中并未被濃墨重彩地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是一部有關上海的里程碑式作品，是新時代的“紅色經典”。《千里江山圖》敘述的是1933年早春的上海，圍繞絕密的“江山圖計劃”，我黨地下工作者與敵特展開了異常激烈的秘密斗爭，情節緊張，懸念叢生。作者塑造了一組革命者群像，將他們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來，讓他們佇立在新時代上海的街頭。批評家毛尖說：“外灘華懋飯店、世界大旅社、四馬路菜場、北四川路橋、郵政大樓、南市老城區、法租界公董局、跑馬總會、公益坊……小說涉及幾百處地名，全部能在地圖上被標記出來。這些地名集合起來，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正是如此血肉豐滿的上海，才有了讓革命者不惜以生命來守衛的理由。

王安憶的《五湖四海》寫的是發生在江南水鄉船上的故事，小說延續了她的《上種紅蓮下種藕》《富萍》一類題材的寫法，具有鮮明的水鄉特征。小說寫的是張建設和妻子修國妹的故事，他們怎么從過水上人家生活的“貓子”，一步步走向陸地，在地上建房子扎根，又進駐工業園區，而后住進城里的別墅。王安憶有一種在文字里刺繡的功夫，《五湖四海》的細節一如既往地密實。江南水鄉細密的生活，家長里短的豐盈細節，在她的筆下搖曳生姿，絲絲縷縷氤氳開去。那是人間的煙火，人心的幽微與人性的優美都有了純銀般的質地。因此，這部關于江南水鄉的小說，沒有某些農村題材作品圖解政策的生硬，反而有一種和人物貼心貼肺的生命鮮活感，有一種寓宏大于日常的雍容與自信。

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寫的是北京與世界的故事。那豆和爺爺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兩人感情甚篤。爺爺去世后火化的骨灰被錯領，那豆漂洋過海出國去尋找爺爺的骨灰，由此，胡同平民、革命先輩、海外勞工有了短暫的交集。小說最精彩的部分是寫北京胡同的平民生活。那豆與爺爺講話的京腔京韻，尤其是帶有京味的貧嘴與逗哏，那種語言與行動之間透露出的北京本土居民的幽默與調侃、自信與從容，讓人贊嘆不已。這種骨子里的北京味兒，有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味道，是外地出生而后來到北京生活的作家寫不出來的。石一楓由此與一般的北京作家拉開了距離，成為書寫北京的又一個代表作家。

從職場探索生存的意義

疫情下的職場，發生著許多變化。這方面的小說創作，以鄧一光的《醒來已是正午》、左雯姬的《海上升曉日》為代表。鄧一光寫了大量反映深圳生活的小說。最新的《醒來已是正午》寫的是疫情對深圳互聯網從業人員的影響。小說主人公景隨風大學畢業后，來到深圳追求自己的夢想，在互聯網公司頭部企業從事項目開發工作。受疫情沖擊，企業利潤銳減，大規模裁員，他也在被裁之列……小說的結尾寫道：“景隨風有些難過，他喜歡這座城市，它有一股野蠻生長的勁頭，現在它還在生長，只是被套上了一具枷鎖，看上去不再野蠻，不可能一意孤行了。”小說里的人物并沒有沉淪，他們迎難而上，渴望再次找到奮起的機會。

左雯姬擅長寫職場，她的《海上升曉日》寫人們在被濃霧裹挾的艱難人生中如何找到生存的意義。小說充滿了對生存與死亡的思考，展現了庸常但本色、平淡的中年人生。小說寫了一行人乘坐豪華郵輪出海旅行，在郵輪上，人是放松的，不再有職場的傾軋與爾虞我詐。但小說里無處不在的濃霧，依然提示生活的無奈與艱辛。小說濃墨重彩寫了一次海上日出的場景，所有的人都站在甲板上，接受了日出的洗禮，熱淚盈眶。也許，人們都需要這樣一次海上日出，讓太陽的光亮驅散濃霧，照耀自己艱辛但不斷向前的人生之途。

展現中國風格與氣派

賈平凹的《秦嶺記》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從《商州》《秦腔》《古爐》《老生》到《山本》，秦嶺始終作為賈平凹小說的基座而存在，而到了《秦嶺記》，秦嶺已成為作品的主人公，從靈魂到精神，真正成為文學地理學意義上的山岳志。

100多年來，中國小說是以西方小說的敘事模式為圭臬的。中國小說如何從內容到形式接續中國傳統，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而賈平凹始終是一個高度“中國化”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中國烙印。他的小說語言文白夾雜，散文化風格濃郁，敘事寫人多涉民間鬼神文化。《秦嶺記》具有鮮明的筆記小說特色，而筆記體小說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可謂源遠流長。此外，作家還在寫作中糅合了《山海經》《水經注》等中國古代山川地理文學的長處。《秦嶺記》由56個短小精悍的故事組成，寫人記事，也書寫山川、草木、百獸、神鬼，是將草木志、動物志、村落志、人物志匯聚成了《秦嶺志》。這種散文化、碎片化的寫法，顛覆了讀者對于小說的習慣認知。顯然，作家是在探索實踐一種中國式的小說寫法，表達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東方式生存狀態。

從語言、人物到情節乃至環境，阿來的長篇小說《尋金記》也有十分鮮明的中國風格。繼《云中記》之后，阿來找到了言說歷史與現實的新的方式。《尋金記》的上部敘述的是20世紀40年代四川邊地一處金礦開采的故事，涉及邊地開發、金礦管理、川軍抗戰、四川匪患等一系列歷史事件。與《云中記》一唱三嘆、回環往復的寫法不同，《尋金記》十分注重故事性和傳奇性，具有奇詭的民間色彩。小說敘事的老到，人物刻畫的精準，對人性洞察的幽微與深邃，使得整個敘述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標志著阿來的創作已達爐火純青之境，顯示了一個作家不凡的創作功力。

（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