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記》因被俞平伯和林語堂等人推薦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受人關注，然而，林語堂將《浮生六記》翻譯成英文以及他所撰寫的《生活的藝術》，可以看成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一種“東方主義”式的宣揚，即將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塑造成與世無爭的、崇尚人與自然融合的“審美式”的人生態度。這符合新文化運動之后，人們對中西文化之間的“技術”與“自然”的兩分式的定位。

而在二十一世紀這本其實只有“四記”的《浮生六記》之所以再次成為暢銷書，則是另一番意思的呈現，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后的中國，又開始了對自然與生態的肯定，只是這樣的回歸，既是對已經定型的西方式“東方審美意象”的再度確認，同時也符合國人急于擺脫生活和工作壓力的心理需求。

《浮生六記》是一本自傳式的紀實文學作品，作者沈復無論在處理自己的功名、生計還是家庭內部的關系等方面都十分失敗，但這種失敗從另一方面卻凸顯了他與陳蕓感情的“成功”之處。這種男女之間基于共同的興趣和生活方式所營造的“閨房之樂”，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幾無對手，因而也確立了該作品的歷史地位。

閨房之內：蘇州愛情故事

《浮生六記》的作者于清乾隆年間出生于今江蘇蘇州，家住滄浪亭畔，蘇州自然環境優越，宋以后更是成為中國精致生活的代表性城市。

按作者的說法，既然歌詠男女之情的《關雎》列《詩經》之首，故而他亦將自己與妻子陳蕓的感情生活以《閨房記樂》為名置于卷首。

中國傳統以男女之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不少，比如《牡丹亭》《西廂記》等，然《牡丹亭》過于奇幻，《西廂記》按陳蕓的說法“形容尖薄”，都不如《浮生六記》這般自然、真實、接地氣。

沈復十三歲那年隨母親歸寧之際遇見舅舅之女陳蕓，了解其工于刺繡、略通吟詠即萌生愛意，并在母親的同意下，訂下親事。他們兩小無猜的好感因為“藏粥”事件得到升華。在參加陳蕓堂姐婚禮的時候，他們兩個就因為陳蕓許多沒頭沒尾的詩句的討論，為他們詩化的感情生活及其難以終老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送親儀式結束已經是后半夜，饑腸轆轆的沈復拒絕了其他人準備的棗脯，而這時陳蕓偷偷拉沈復去她的屋里吃特意為他準備的粥與小菜，這件事情雖因被人撞破而成為話柄，卻讓他們的愛戀之情有了升華。

但陳蕓吸引沈復的并不只是無微不至的關心，更是陳蕓善于把日常生活詩化的才情。他們的新婚之夜即是以討論《西廂》為引子，沈復將他們的婚姻比喻為“老友相逢”更是點睛之筆。

該書最可觀者，乃《閨房記樂》，兩個沉醉在相互欣賞的時空中的男女，勾勒出那個時代難以想象的男女相親相愛的世界。

他們在姑蘇城里居住在蘇州最古老的園林——滄浪亭邊。他們在此談詩論文，從先秦典籍到李杜詩篇，以司馬相如和卓文君自況，突破男女禁忌的同行并坐，不期然而然。他們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七夕之夜，在“我取軒”的月光下，陳蕓說：“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沈復對以：“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云霞，或求之幽閨繡闥，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幾，燭燼月沉，撤果歸臥（《閨房記樂》）。這種以內心相契的自然與靈魂的結合，的確足以讓他們產生唯我其誰的感覺。

陳蕓能將平常生活賦予美感，即使是喝茶，也會：“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蕓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閑情記趣》）頗能讓人聯想《紅樓夢》中妙玉用儲藏的玉泉山之雪水煮茶之雅趣。即使是在被父親逐出家門、借住蕭爽樓時，依然高朋滿座，保持林泉霽月之雅趣。沈復說：“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升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骰，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與世間之俗務保持“區隔”。

沈復和陳蕓有許多大膽出格之舉動，洋溢著突破樊籬的自由氣息，比如中秋月夜之滄浪亭賞月，水仙廟神誕節的喬裝出游，以回娘家為名，夜游太湖。這都讓陳蕓有一種世間唯有她才能領略世界的舒暢感。

沈復說他的性格中有一些故意與時俗相違背的執拗感，而陳蕓卻有一種將蘇州的文藝人士聚攏的能力。比如在《閑情記趣》中陳蕓便設計出“對花熱飲”的田園情趣。她雇一餛飩攤主，提供鍋、灶，“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后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陌度阡，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閑情記趣》）。創意十足，被“羨為奇想”。

沈復固窮，陳蕓發明“就事論事”法，總能因陋就簡，從質樸中點綴出創意，讓物質并不富足的生活充滿雅趣。比如，陳蕓所設計的“梅花盒”，作為餐具，即便在現在看起來也富有想象力。沈復記錄說，他喜歡喝酒，又喜歡各種小菜，所以，陳蕓給他設計了一套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凹楞，蓋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頭，如一朵墨梅覆桌；啟盞視之，如菜裝于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遍圓盤一只，以便放杯箸酒壺之類，隨處可擺，移掇亦便。即食物省儉之一端也。”（《閑情記趣》）

他們夫妻間以學識為基礎、以周圍環境為素材的機鋒辯才，亦非尋常夫妻所能為的，因此，讀來常有神仙眷侶之感。林語堂在《浮生六記》的“序”中說：“兩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沒有特殊的建樹，只是欣賞宇宙間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幾位知心友過他們恬淡自適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樂。”甚是在理。

生活不只有詩和遠方

《浮生六記》被俞平伯和林語堂等人推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該書所透露對個體自由生活的推崇暗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對“家”和家庭倫理的否定。但婚姻生活畢竟不僅僅是兩個人的世界，尤其是在傳統中國。

因此，讀完《閨房記樂》《閑情記趣》，轉到《坎坷記愁》，畫風突變，頓覺他們之感情美滿因世隔絕而難以“置身事外”。一旦將之置于現實的家庭、社會氛圍，可嘆息的是沈復和陳蕓都難以真正踐履除了夫妻之外的其他社會責任和家庭倫理中的“角色”要求。他們在情感世界的巧思適足以襯托出他們在世俗生活中的笨拙。

沈復雖自稱生于衣冠人家，但從他的敘述來看，并無在科舉功名這條最能延續甚至提升家族社會地位的道路做（哪怕做過）最基本的努力。新婚之后，去杭州讀書，但“居三月，如十年之隔”“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窗，對景懷人，夢魂顛倒”，這種狀態，老師只能給他放假。回家之后，匆匆問候母親之后，便“不知更有此身”。他如此描寫并不久別的重逢情形。“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蕓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閨房記樂》）。

沈父也看出沈復難以在學業上取得成功，囑他習幕，沈復如釋重負，說這是“拋書浪游之始”，心里是很高興的。

虛頭巴腦的知識基礎和對勤勉謀生的拒斥也扼住了沈復事業發展的空間。第一份幕僚的工作在徽州績溪，但出生幕僚世家的他卻受不了“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轉而“易儒為賈”，跟他姑丈從事釀酒生意，血本無歸，只好重操舊業。四年之后，又在朋友的慫恿下去廣東經商，期盼能一舉實現“財務自由”。但我們看到的并不是沈復在廣東經商謀利的記錄，而是嶺南山水之美和“游河觀妓”、倉促回吳的詳細記錄。

這次廣東之行的副作用有兩個：一是其父不再允許他去廣東揮霍，他就留在青浦做幕僚；二是他去廣東生意的同伴徐秀峰買來一妾，遂令陳蕓亦起念要給沈復納妾，而且所看上的是浙妓溫冷香之女憨圓。蓋因陳蕓認為徐秀峰所買之妾，“美則美矣，韻猶未也”，非要幫沈復找一個“美而韻”的。此事雖未成，卻因衣冠之家與妓女之糾結而導致沈復和陳蕓再度被逐出家門。

所謂“再度”，乃是因為陳蕓處理沈復之父納妾之事不當而已有第一次被逐出家門的慘痛經歷。

他們第一次被逐出家門也屬于咎由自取。那次陳蕓不善處理家庭內部的關系的表現，緣起于沈復隨父在邗江和海寧幕中因通信而產生的誤會。沈復之父因陳蕓能屬文而望其為婆婆代筆寫信，但沈母則懷疑陳蕓述事不當而不讓其代筆，沈父不知，以為陳蕓不愿出力而引起怨言。

沈父長年在外，希望納一妾照顧其生活，讓人傳話請沈復及陳蕓代辦，陳蕓物色到姓姚的女子，但因不能確定是否為公婆所滿意而難以圓滿周旋，最終讓公婆雙方都產生了不滿。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納妾的特點，一是允許一夫多妻，二是古人妻妾之間的身份和地位有很大的區別，按傳統的說法，妻子不妒忌并為丈夫選擇合適的妾恰好是“婦人之德”的體現。

但隨后發生的事則暴露了陳蕓缺乏持家能力和基本教養的問題，她先是替他叔叔作保，而使家庭背負沉重債務，后又在給沈復的信中，在稱呼上對沈復父母缺乏應有的尊敬，并認為沈父之病乃納妾而致，如此這般，沈父便決心逐斥陳蕓，令父子失和。

沈復本人并無謀生之能，遭此變故只能靠賣字畫度日，但“三日所進，不敷一日之用”，他的兒女亦衣不能暖、食不果腹。在這樣的背景下，再次因作保而欠下巨債，只能外逃投靠親友，他們的女兒做了童養媳，兒子去學做生意。最終陳蕓在貧病交加中離世，而沈復即使在父親去世之后，亦因為父子關系斷絕無緣繼承遺產而借宿佛寺。

萬般無奈，沈復亦只能投靠兒時朋友，去重慶入幕謀生。

可嘆息者，在重慶剛安頓下來，沈復便接到兒子夭亡的信息，但他在嘆息陳蕓失去她唯一血脈的時候，卻接受了朋友琢堂“贈余一妾，重入春夢。從此擾擾攘攘，又不知夢醒何時耳”。書讀至此，沈復所論“恩愛夫妻不到頭”，卻只是他為自己開脫的遁詞。而“愿生生世世為夫婦”之圖章，成為沈復和陳蕓情感悲劇的墓志銘。

年輕時讀魯迅的《傷逝》，慨嘆追求自由和靈魂契合的情感難以抵御生活之瑣屑侵擾，而沈復和陳蕓的故事，也反復讓我們回味這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尋求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平衡呢？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