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梁曉聲的新作《中文桃李》，聚焦于世紀之交社會轉型期的大學中文系，描摹了大學中文系學子的學習與生活，以及從校園生活走向社會生活的人生歷程。展現(xiàn)了市場經濟興起后，中文系在社會和高校內部的“邊緣化”處境，以及人文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學”的方式抗拒商業(yè)文化的侵擾，如何在人文精神與世俗幸福之間保持一種張力與平衡。

關鍵詞：梁曉聲 《中文桃李》 中文系 市場化 人文精神

梁曉聲說，為“80后”寫點什么，一直是自己的心念，“想給自己的教學生涯留下一點記錄”。并表示，寫完《人世間》后，想寫一部不那么沉重的作品。《中文桃李》便是這樣的作品。

作為一個徹徹底底的“80后”，我在21世紀的大門倏然打開的千禧年9月，邁進了大學中文系。時光荏苒，人世沉浮，22年后，當我讀到梁曉聲新作《中文桃李》時，那些青春的記憶開始復蘇，記憶的閘門被轟然打開。在文學的敘述中，我也嘗試著尋回20多年的求學經歷和生活場景。

文學是人學。因為有人，有洞察，有深思，才有文學里千回百轉的情感和幽微復雜的人性。《中文桃李》中，文學和人生的關系貫穿主人公從求學、工作到成家，人生的每個階段似乎都在身體力行地體味人生處處可文學。

梁曉聲說：“文學從產生開始，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是的，至少對我們這些昔日的中文學子而言，從邁入中文系的一剎那，我們的人生就不可避免地走進了理想與現(xiàn)實等看似悖逆的怪圈。這看似有些“矛盾”的人生，在書中中文系教授汪爾淼看來，卻是一種“幸運”，“作為普通人家的兒女生逢此時代而又在大學里學‘漢語言文學’，未必不是幸運，因為文學或能從多方面給予普通人家的兒女以不同的人生嘗試……”①

一

一群“80后”的中文系學子，從求學、戀愛、工作到組建家庭的人生經歷，他們癡狂過、迷茫過，從文學中來，又回到了文學本身。他們主動或被迫浸潤了文學的養(yǎng)分，接受了小說中汪先生關于“文學是人學”“文學為人生”論述的啟發(fā)，人生或多或少就多了一些“文學”的意味。

從1990年代初開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人文精神受到了商業(yè)文化的嚴重挑戰(zhàn)，甚至有學者直言當代中國人遭遇了一場“精神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文學科逐漸“邊緣化”，而置身其中的文學自然也不例外。21世紀以來，隨著大學擴招，大學內部教育資源的分配也不均衡，市場追求利益，加之“實用主義”的傳統(tǒng)，作為沒有“實際作用”的中文系在21世紀的大學中，其位置與作用自然就更顯邊緣。《中文桃李》中的“80后”新生就在此種背景下考入省城某重點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yè)。

文學的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周遭的背離是《中文桃李》中主人公李曉東和徐冉上大學后面臨的第一個抉擇。說是重點大學，但這所大學為文理大學，在一所理科為主的重點大學里學中文，讓許多同學自覺臉上無光，不止如此，彼時，中文系已在整個學校的文理專業(yè)中有了“日薄西山”之感，反而是帶有著一些實用價值的專業(yè)成為中文系的“顯學”，“‘對外漢’當年是香餑餑，或曰新式‘蛋糕’，地方的文科大學當然也會難捺分一塊的沖動——‘對外漢’當年的招生廣告比‘漢語文’的招生廣告吸引力大多了”②。“對外漢語”聚焦于國家的文化戰(zhàn)略，服務于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無論是就業(yè)情況，還是發(fā)展前途，恐怕都要比似乎過時、又沒實際用處的漢語言文學“實用”多了。在1990年代，中文系被“邊緣化”的壓力只是來自于理工科，或者還有一部分來自有實際社會價值的“社會科學”。然而，到了21世紀，中文系的壓力不僅來自于學科的“外部”，同時也來自于學科“內部”新興專業(yè)。不光在整個學校受到冷眼，甚至在人文學院里，也身份曖昧起來，“在‘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分明成了邊緣學科，在全校就更不消說了。從前的才子專業(yè)早已風光不再，性別比例上‘子’少女多了。……那時學校已經流行一句順口溜：‘中文系’，最大的筐，分數(shù)低的全都裝”③。“風光”不在的中文系遭遇了諸多的“外患”。中文的“學科”位置以及“中文系”在學科“內部”的位序，自然也會影響到中文系學生的“大學規(guī)劃”。此時，中文系同學的“內憂”也多了起來。

此時的大一新生徐冉，是地地道道的農家之女。她對自己即將要就讀的中文專業(yè)并無熱愛，而是一門心思要考“對外漢語”的研究生。文學在她看來，于解決父母實際困窘生活并無裨益，她需要的不是“詩與遠方”，而是能為父母遮風避雨、能為村民解決蔬菜銷路的實際問題。所以她在來大學報道之時，拉桿箱里除了厚厚薄薄的書、健身沙袋，剩下的“竟是些土豆、紅蘿卜，比拳頭大不了多少的小倭瓜——都是圓的，總共二十多個”④，她不癡迷于文學瑰麗的想象，而是從逼仄現(xiàn)實的角度考慮，要帶著這些蔬菜去省城化驗。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徐冉的內心非常成熟，決然地要拋棄“文學”這些看似不切實際的理想，在汪爾淼的課堂上對老師“出言不遜”，直說是自己要考研，因為不點名才選汪老師的課。事實上，在《中文桃李》中，像徐冉這樣對文學既無感覺，也無熱愛的學子在中文系占了大多數(shù)，“她們都和徐冉一樣，認為自己落入了‘最大的筐’里，實乃三生不幸。有那極端的女生，甚至認為是自己的奇恥大辱”⑤。班上的女生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fā)，認為有助于考研的知識才是有用的知識。汪先生痛心疾首地說：“我認為文學確曾起到過這么一點兒促使社會進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點兒一點兒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響著世道人心。”⑥汪爾淼是大學中文系里傳道受業(yè)解惑的實際操作者。他可看作是作者梁曉聲的化身，他們一樣在課堂上討論《出租車司機》，討論《賣火柴的小女孩》對人類社會進步的意義。他的超凡睿智，他的理想主義，漸漸感染了這些中文學子。

在“理想主義逐漸淡化，物質主義大行其道”之時，仍不乏向往文學的學生，這其中尤以李曉東等中文系男生為代表。李曉東，出生于地級市靈泉的書香世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優(yōu)渥的家庭環(huán)境中長大，一路順風順水地考上了大學。這所大學雖然不是211，不是985，卻也令李曉東覺得滿足。他可以遵循理想，以文學青年的心在即將到來的4年中文生涯里大展鴻圖。中文系（漢語言文學）是他的第一志愿，課堂上隨著汪先生汪洋恣肆的講授，他和其他6位男生沉醉其中，也令汪先生深感欣慰。

也是在汪先生的支持下，李曉東和王文琪等7名男生和郝春風等3名女生著手辦文學刊物《文理》。《文理》可以看成是新世紀以來校園文學的守望者。在《文理》的創(chuàng)刊號上，由看似對文學毫無感覺的徐冉創(chuàng)作的《雨》當作頭題。

這篇《雨》正是徐冉親身經歷的作品。《雨》里呈現(xiàn)出了農民辛苦勞作，卻受制于天氣，最終，雨天不斷，含有廢料堆的雨水四處流淌，村里十幾戶菜農的菜都賣不出去了。李曉東朗讀完，教室里一片死寂，不止沒有笑，還有女生聽哭了。

什么是真情實感？什么叫不吐不快，父母也是他者，與我們每個人又最特殊關系的他者。……文學即人學，從了解父母開始……⑦

書中徐冉的這篇取材于真實事件的作文不禁讓我想起北京大學學生張培祥的作品《賣米》。全文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純樸的真情流露。小說里的徐冉在不知不覺間以文字表露心跡，她的傾訴，她的情感，以及她隱藏的對文學的感覺就這樣被觸發(fā)了。《雨》被《文理》刊發(fā)后，還被《讀者》看出，徐冉成為了學校的名人，得到了500元獎金，和李曉東也相生好感。對《文理》的參與度也高了。

《文理》上徐冉刊發(fā)的第二篇作品就是獻給感染非典、正在隔離期的李曉東的《致某同學的公開信》：

像我這樣一個菜農的女兒入了大學，心理上是很奇怪的。一方面，在與大學緣慳的青年面前我的心理是優(yōu)越的，另一方面又常常覺得自己是在冒充有身份的青年，如同于連。所以，我不愿別人，當然也包括你，了解我的家，了解我的父母。這種意圖，對于我意味著侵犯。⑧

這篇文章拉近了兩人的關系，宣告了倆人的戀人關系。被改名為《愛的告白》后又被《讀者》選載了，并且又是頭條，這也就意味著徐冉獲得了文科生保研的機會。雖然她沒有用這次機會，但她的人生，雖然有意遠離文學，卻反倒因為文學獲得了學業(yè)和愛情上更多的可能性。

二

如果說徐冉和李曉東代表了21世紀以來大學里的中文系學子不同的生存狀態(tài)的話，那么李曉東的發(fā)小、沒有考上大學、早早當上飯店老板的劉川的人生啟迪則不是來自于經典的學院教育，而是來自于與文學有關的電影。李曉東為陷入“三角戀”的劉川解愛情之惑選的是電影《苔絲》。劉川就氣呼呼地質問李曉東：

李曉東你還少跟我來這一套！你不就是想通過這盤影碟影射我是亞雷克嗎？我有那么壞嗎？

我笑著說：“你當然沒有那么壞，我也不是在影射你就是他。我只不過是想暗示你，不，是使咱倆都受到一番教育……”

他打斷了我的話：“得得得，免了免了！如果我有那么大莊園，家財萬貫，我他媽也會成為一位可敬的好人，專做樂善好施的事，比現(xiàn)而今中國的有錢人都好一百倍，首先會使小娜和小芹將來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耐心地說：“你雖然不是大莊園主，可你是她倆的老板，從人物關系上講，好比亞雷克和苔絲姑娘……”⑨

在此，我們感受到了“文學”與“商業(yè)”之間的差異。“文學”顯然是以一種批判性的視野來審視“財富”。而劉川作為一個“創(chuàng)造”財富的人，顯然他對待“財富”的態(tài)度，并不像學中文的李曉東那樣“激進”。

李曉東身上的中文氣質在他日后工作中也不斷地吸引一些文學愛好者。喬泰是生活在北京的一名中小型廣告策劃公司的老板。本身并不是文學青年，讀過的小說極少，卻能對《資治通鑒》某些內容信手拈來。在此，歷史顯然比文學有用，因為可以“以史為鑒”。李曉東是喬泰在公司的心腹，但他們看似親密的關系卻因一次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討論而割裂，繼而疏離。

喬泰將蓋茨比當成是自己的偶像，渴望獲得像蓋茨比那樣的成功。但卻被李曉東無情拆穿：“恕我直言，蓋茨比就是一個一旦掌控了大宗資本，便找不著北，人生極其任性了，還認為自己有資格那么任性，沒玩好，結果玩砸了的家伙。”李曉東沒注意到臉色越來越難堪的喬泰，仍舊自顧自地說：“蓋茨比根本沒什么了不起的，他只不過是資本時代的一個私生子而已。”⑩

兩個人基于不同的思想觀念與價值立場，對關于一部小說產生了不同理解。在一部“虛構”作品中，呈現(xiàn)了兩個人真實的“差異”。在這種“差異”被呈現(xiàn)出來后，兩人的“友誼”也漸行漸遠，之前人生經歷上的惺惺相惜此后都變得乏味空泛。

徐冉在如愿考上語言學研究生后，閱讀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書籍。她思想的深度也隨著閱讀種類的繁多逐漸加深，她升騰出了對文學和人生的見解：

她說……世界并不永遠詩意盎然，作為匆匆過客的人而憧憬始終不變的詩性生活，太理想主義太脫離現(xiàn)實了。

我反問：“那你選擇哪一類？”

她不假思索地說：“……我選擇報告文學類的吧。每個人的生活，不就是由自己一直往下續(xù)、自己對自己的一場報告嗎？由不得異想天開，由不得任何虛構自欺欺人。當然了，人在世上走一遭，而且只能走一遭，絕無第二遭，也絕無重拍一段那一說，完全像報告文學太乏味了。所以，得多少有點兒文學性，將小說啦、散文啦、詩啦那些元素不斤不厘地往生活里加點兒，就像往菜里湯里加‘十三香’那樣。”11

人生不可謂不文學，因為閱讀，因為深刻的思考，徐冉和李曉東并沒有重復魯迅筆下子君和涓生的悲劇。二人在文學自然而然地浸潤下，彼此影響，終成靈魂伴侶。經歷“北漂”后，他們沒有大富大貴，最終仍回到了老城靈泉，做一對平凡相愛的小夫妻，“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三

多年后，當年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80后”已步入中年人行列，事業(yè)有成。徐冉轉移于生死二場，對人生的豁達與透徹今非昔比，李曉東撰寫的紀錄片屢屢獲獎，事業(yè)均小有成就。此時，他們的兒子已上了重點中學，“代溝”此時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

李曉東和徐冉的兒子就對父母當年的中文專業(yè)嗤之以鼻，直言：“你們文科出身的人，特別是中文出身的人，思維方法太古怪！”12他更認為父母都是被中文所耽誤的人，所以才從大城市灰溜溜地回到靈泉來家，而未來的他是絕對要奔向大城市，出人頭地的。

小說的最后，作家“梁曉聲”現(xiàn)身說法，做了一場《文學與人生》的講座。講座的失敗，既嘲諷了某些脫離人生價值觀照的作品，也從另一方面肯定了文學“為人生”的價值理念。正如徐冉對她兒子所說：“文學在特殊年代還有點兒不一般。現(xiàn)在沒什么不一般的，只不過就是種職業(yè)罷了。你爸的人生，現(xiàn)在仍靠文學那碗飯墊底兒，以后聽你爸爸談談體會就行。”13徐冉甚至說：“如果由我來講文學和人生，肯定比那個梁曉聲講得好。”14

在生活的大浪里不斷上下翻滾，李曉東和徐冉，從中文出發(fā)，遍嘗人生起伏流轉，文學點亮了他們安身立命的夢想與靈魂。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3 14梁曉聲：《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6、13、14、9、14、19、75、149、187、359、253、440、425、446頁。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