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薈萃、群英競雄的當代文學領域，張炯是有著多重標識的傳奇性人物。他在解放前夕還是中學生時就參加了革命，上山打過游擊，隨后正式參軍，到北京大學求學時即有退伍軍人的驕人經歷。他的文學耕耘，既涉及創作中的小說、散文與詩歌等多種門類，更涉及文學理論、文學評論、文學史著述等多個方面，是名副其實的“多面手”。他的文學生涯，從1948年的中學時代起步，經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深造，到入職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以及離休之后的筆耕不輟，一直不間斷地延續到當下，迄今已有75年，是貨真價實的文壇“常青樹”。這樣豐盈的文學成果與豐碩的學術建樹，這樣漫長的文學跋涉與持續的文學活力，在當代文學領域，不說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

與張炯結識，始于我從陜西師大調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1979年。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剛剛獨立建院不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文學研究所都暫時蝸居于建國門外的日壇路6號，那里原是《人民日報》的一個印刷廠。印刷廠搬走之后，文學所和出版社先后入住進來，分別占據了院子的一南一北。張炯那時也暫時居住在院子里的木板房里，時常能在院子里瞥見他那來去匆匆的高大又瘦削的身影。真正在工作上的交道，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會刊交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是出版社指派的責任編輯。張炯希望我早介入，多參與，因此每期的審稿與編稿會都會邀我參加。我便由這份刊物的編輯，越來越多地逐步介入到研究會的一些工作，從副秘書長到副會長，直到2010年接替他擔任研究會會長。幾十年間的親歷與親見，見證了張炯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不遺余力的種種付出，我自己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鍛煉和成長。所以，我跟張炯的關系，既有老師與學生的成分，又有上級與下級的成分，還有前任與后任的成分。

從1979年到2023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已經走過40多年的光輝歷程。在研究會的創建與發展過程中，陳荒煤、馮牧、朱寨、閻綱、謝冕、劉錫誠、顧驤、毛承志、吳重陽、邾瑢等許多人，都在其中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但比較而言，張炯在這一過程中的努力與付出，最為突出，至為重要。回顧這些難忘的往事，既是回望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發展歷程，也是重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走過的輝煌歲月。

一、從籌建到“掌門”

在劫后復蘇的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所以較早籌建和最先成立，與《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這部教材的編寫有著直接的關聯和密切的關系。

為適應恢復高考之后的文學教學的迫切需要，教育部在1978年召開全國文科教材會議，決定編寫新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學用書，并委托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首都師范大學前身）、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前身），上海師范學院（上海師范大學前身）、哈爾濱師范學院（哈爾濱師范大學前身）、華南師范學院（華南師范大學前身）、西北大學和武漢師范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等10所高校相關專業的教師，聯合組成編寫組，承擔《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的編寫任務。1979年4月，編寫組成員在上海開會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的編寫大綱，全國40多所高校和文學研究機構的代表與會。會議期間，相鄰住宿的北京師范大學的劉錫慶、中央民族大學的

吳重陽、河北大學的胡鋼、山西師范學院的劉定恒、哈爾濱師范學院的劉延年、錦州師范學院的宋學知、昆明師范學院的李志遠、山東師范學院的魏紹磬等8人，在交流溝通中，覺得面對變化著的文學現狀和全新的教學任務，有必要成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以進行經常性的學術交流，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學術研究和進行學科建設。這一提議，得到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主任張炯、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理論編輯室主任毛承志的積極支持。于是，在于上海舉行的編寫會議期間，專門就成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一事進行了商議。8位學者關于成立研究會的提議得到與會學者的熱烈贊同，并得到參加編寫組會議的陳荒煤的積極支持。此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由張炯為總協調的籌備組。此后，張炯在京多次主持籌備組成員進行商議，并擬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章程（草案）、組織架構方案，向文學所、社科院報送了擬成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報告等。在經過幾個月緊張而有效的籌備工作之后，1979年8月，中國當代文學第一次學術會議在長春舉行，并在此次會議上舉行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會議選舉馮牧為會長，

公木、韋君宜、朱寨、張炯、秦牧、胡采、鄭煌為副會長。張炯兼任秘書長。第一屆研究會理事會邀聘茅盾為名譽會長，周揚、荒煤、林默涵、賀敬之、丁玲、艾青、沙汀、胡蘇為顧問。

此后，馮牧連任三屆會長（1979年—1995年）；朱寨接任一屆會長（1996年—1999年）。從1999年起，張炯擔任會長，直到2010年。可以說，從1979年到1998年的近20年，張炯一直以常務副會長的身份主理研究會的日常工作；1999年擔任會長之后，更是把全副身心投入到研究會的會務工作、學術研究與組織建設中，使研究會的各項工作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和全面的發展。

人們常把新時期文學稱之為當代文學的“黃金時代”，與新時期一同進取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也在這一時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和廣泛的影響，堪稱與新時期文學相映生輝的輝煌時代。這一時期，在各任會長、副會長的領導下，尤其是在張炯的主持與主導下，研究會在學術活動方面，以創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作品與爭鳴》月刊、《詩探索》季刊、《評論選刊》等刊物，為文學研究搭建學術交流平臺，為理論批評提供發表舞臺；以編纂“中國當代文學學者評論叢書”、《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內刊等，為當代文學研究展示新的成果，匯積歷史資料；以學術年會和專題會議，直面文學現狀，研討新的現象，交流研究心得。在機構與組織建設方面，適應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與需要，先后成立了理論批評、青年批評、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軍事文學、紀實文學、文學教學等多個專業委員會。在研究會成立10年之際的1998年，總會會員加上分會和專業委員會的成員，會員總數達3000多人。那一時期，研究會還以舉辦函授大學、培訓班、進修班的方式，對當代文學研究和教學人員進行系統的函授教學和現場面授。可以說，這些工作與活動的大力開展，既使研究會自身得到了充實和提高，也極大地推動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進步和人才成長，發揮了學術社團在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建設中的獨特作用。

二、創刊與編刊

刊物是學術研究的平臺，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是聯系學者的紐帶，是學科建設中必不可少的基本陣地。因此，研究會甫一成立，便把創辦和編輯當代文學的有關刊物，作為工作中的要務，先后創辦了6種刊物。而這些刊物的創辦，或由張炯主事，或由張炯促動，都與他密切相關。

首先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的創辦。1979年研究會成立之后，即決定籌辦一份專門發表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的刊物，由張炯負總責，編委由謝冕、張鐘、吳重陽、邾瑢、郭志剛等人組成。經過緊張的組稿與編稿，1980年該刊第一輯正式出刊。研究會顧問茅盾先生為刊物題寫刊名，馮牧為刊物撰寫了《我的希望——代發刊詞》。刊物開設有“新時期文學述評”“創新與探索”“當代文學現象研究”“當代作家作品研究”“當代文學史稿選載”“當代文學思潮”“百家論壇”等欄目，約有30萬字。作為責任編輯的我，當時為了及早進入編輯過程，受張炯之邀參加交稿之前的編輯部會議。那時，文學所和出版社借地辦公，都沒有會議室。每次編委會開會，多在張炯當時位于崇文門大街的新家或北京大學中文系或首師大中文系的會議室舉行。我由此也結識了更多的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等高校的老師與學者，也更多地介入了研究會的工作。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從1980年到1985年，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6輯。后因國家整頓出版秩序，不允許以書代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被迫停止編輯和出版。后來，出版管理有所松動，但經濟壓力隨之而來，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蘇州大學文學院等單位的支持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以不定期的形式，又先后編輯和出版過幾輯，但時續時斷，難以為繼。直至2019年，經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吳義勤的熱情支持和積極運籌，以由中國作家協會主管，與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主辦的方式，重新復刊，并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新面貌與讀者見面。

幾乎與創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同時，1980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創辦了《作品與爭鳴》月刊。《作品與爭鳴》系時任研究會理事的

衛建林、丁振海、楊志杰、朱兵提出建議，經會長馮牧同意，報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批準創辦的。時任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的張炯出任首任主編，后來先后擔任主編的有楊志杰、丁振海、成志偉等。《作品與爭鳴》出版了84期。因角度獨特，選作別樣和評論有力，刊物創辦之后，影響不斷擴大，在眾多的文學期刊中脫穎而出，受到文壇內外的廣泛關注，發行量達每期六萬份。后因國家對社會團體辦刊進行規范管理，該刊在1989年后改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宣部文藝局主辦，再后來又轉予當代中國研究所主辦。

研究會于1985年創辦的《評論選刊》，因為需要一定的經費，起初先后與春風文藝出版社和河北文聯共同合辦，之后由研究會獨立主辦。《評論選刊》由閻綱擔任主編，張炯任社長和編委。此刊作為文學評論領域的唯一選刊，具有促進文學評論水平提高的作用與意義，但因經費無以為繼，改為《中國熱點文學》，由閻綱、劉錫誠任主編，不料次年因報刊整頓和重新登記，刊物面臨停刊危機。張炯和閻綱、劉錫誠等人，不得不四處找領導，托關系，幾乎是求爺爺、告奶奶，希望能使刊物保留和延續，但終未能改變刊物停辦的命運。《評論選刊》于1988年12月宣告終刊。《評論選刊》雖然只存活了短短的三年，但它大力振興評論的努力，積極促動創作的用意，卻以“絕響”的方式在當代文壇留下了自己的可貴印跡。

研究會還于1980年代，先后創辦了《詩探索》季刊，《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內刊。這些刊物雖然都另有別人擔任主編，但張炯在刊物遭遇困難時的鼎力支持，碰到問題時的及時點撥，都起到了堅定主導和堅強后盾的重要作用。

三、辦會與辦學

從新時期到1990年代，當代文學從創作到研究，都呈現變革與創新，寫法多樣和格局多元的基本態勢。這一時期，在張炯等人主導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也適應文學的發展變化，在學術研究與學會工作中，倡導解放思想，革新觀念，推動新的文學創作發展，開創新的文學研究局面。其中的一個主要標志，是在學術年會和專題會議中研究新現象，探究新問題，并利用舉辦培訓班、進修班、文學函授等方式，培養研究新人，扶持青年才俊。這些會議與活動，既充分發揮了研究會的功能與作用，又極大地推進了當代文學的蓬勃發展。

自1979年8月舉辦第一次學術年會開始，研究會逐步形成了兩年一次學術年會、一年舉辦一到兩次常務理事會的慣例。那個時候，研究會沒有經濟來源，無論是大會還是小會，都需要尋找合適的合作單位，并聯系有關方面精心做好籌備。這包括了尋求合作單位，計算會議費用，設定會議議題，聯系有關方面，以及總結會務工作等煩瑣事務。面對這樣的現狀，張炯總能措置裕如，妥善應對。在這些年會與常務理事會上，張炯除去要向會議報告會務工作外，還會就一個時期的創作走勢和文學發展作出扼要評估和總體評述。因有張炯的這些兢兢業業的付出與不厭其煩的努力，研究會的學術年會與重要研討會都取得了圓滿成功，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研究會在不同時期還舉辦過一些專題性的學術研討會，并在文壇內外產生過較大的反響。比較重要的就有：1980年4月，研究會在南寧與廣西文聯、北大詩歌研究中心合作召開全國詩歌研討會，研討會在如何看待“朦朧詩”現象上出現了不同看法的激烈爭論，會議上的分歧在會后繼續延宕，引發了有關“朦朧詩”的詩界大討論，在當時和以后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980年8月，研究會在北京師范學院召開王蒙近作研討會，王蒙應邀與會就自己在創作上的新變追求作了自我解說式的發言，與會學者針對王蒙小說的“意識流”手法進行討論。這次有關王蒙小說近作的研討及其不同意見的爭論，引發了后來在文壇發生的有關“現代化”與“現代派”問題的重要討論。1992年9月，為學習和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研究會在北京召開“南巡講話精神座談會”。會議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倡導繼續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以堅定持守“雙百”方針的姿態，推動文學的持續繁榮。1997年8月，研究會與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合作，在清華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的支持協作下，在北京舉辦“中日學者對話會”。中日雙方各有30多位學者出席對話會，對話會從作家作品解讀到文學現象評析等話題，交流了各自研究心得，進行深入的學術對話，產生了較好的社會反響和國際影響。

為了培養當代文學的研究新秀和創作新人，研究會從1980年代起，就開始利用首都師范大學等高校的暑假，舉辦當代文學講習班，與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合作舉辦研究生課程的進修班。至1980年代中期，這些講習班、進修班累計培訓了2000多名大專院校的當代文學教研人員。

1982年，研究會與文學所密切合作，主辦了中國當代文學函授中心。在兩年文學函授中心的基礎上，研究會又于1984年正式開辦了中國文學函授大學。張炯任校長，謝冕、閻綱任副校長，邾瑢任教務長。為了切實保證教學質量，由張炯領銜，研究會在京的一些常務理事共同參與，編寫了系統的函授教材。在學員相對集中的一些城市，校領導和骨干教師還與學員進行面對面的教學與指導。文學函授中心時期，累計培訓學員2000多人；函授大學期間，累計培訓學員30000多人。參與培訓與函授的學員，有高校的青年教師，有文藝文化單位的青年從業者，有從事創作的寫作者，還有一些知名的作家、評論家。許多學員經過這些培訓，豐富了文學知識，提高了文學技能，相當一部分人成為當代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的中堅力量。因沒有固定校舍等各種原因，中國文學函授大學在1989年停辦，但其為文學育人，為新人搭臺的特殊作用和突出效益，卻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跟隨張炯左右，隨他一路前行，親眼目睹了他對研究會和當代文學研究的種種辛勞和巨大付出，我也逐漸從中領悟到，在這些繁重又緊張的勞作中，不僅表現了張炯的精神充沛、精力過人，更顯示出他對研究會和當代文學事業的深摯熱愛和無私奉獻。那時候，研究會自身沒有經費來源，張炯等主要領導人工資也不高，研究會的開會、編刊等工作，沒有任何報酬，都是義務勞動，通常只有一頓便飯充饑而已。回想起這些并未遠去的往事，既讓人為之唏噓，為之感慨，更令人至為感念，為之敬服。我想，從馮牧、朱寨到張炯，他們給我們留下的，不只是研究會看得見的資產，還有篳路藍縷的奮斗歷程，以及貫注其中熱心事業的激情、無私奉獻的精神，這才是研究會至為寶貴的財富所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