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2022年度長篇小說的宏觀掃描，概括了文學“出圈”、代際轉換、女性作家的表現特點，并對長篇小說創作中的“加長型”、地域或地方性、文體文類創新、中國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分合、文學利益博弈的現狀，提出了問題思考，期待文學批評在不確定性中作出進一步的學理分析和判斷。

關鍵詞：2022年度 長篇小說 文體文類 文學批評

一、從“改革開放中國文學看河南”說起

我到過河南、到過鄭州多次，回想起來此前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應該是2009年，是中國作協主持的改革開放中國文學看河南的代表團。那次在河南七天，我們走了看了八個城市、各類行業及單位均有。行程很緊張，卻對河南有了一個相對全面的了解。印象中單色甚至灰色已經變成了彩色，緩慢甚至靜態正在躍動的過程中。因為我自己是文學圈里的，所以特別關注河南的文學和中國文學大格局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北京以外，河南是少數幾個對中國文學提供全面資源支持的文學大省、強省。并且，從很多方面來說，也許它給中國文學提供的高峰高原式的作家作品最多。橫向比較，除了北京以外，沒有一個行政省份可以跟河南比。此外，我曾經工作過的江蘇，還有西北的陜西，也是比較突出的。但是從歷年文學作品和成就影響的實際評價省份來看，河南省無疑是最突出的，就像它的玉米和其他糧食產量一樣。一直到現在，河南給中國文學輸送了幾代作家，很多都是高峰高原式的作家，而留在河南大地上的作家也是“高峰高原”。其實，高原也是由高峰構成的。縱向看，不說現代文學時期，僅在當代文學史上，新中國70多年間，河南作家對于中國文學的標志性歷史貢獻，不僅代有傳人，而且呈現出峰巒疊起、波浪前行的提升發展態勢。要說一句“中國文學看河南”，恐怕也是基于一種意味深長的文學地域視角。所以，這次的活動（《當代》文學論壇及頒獎典禮暨文學年度拉力賽）定址在河南，暗示了一種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觀察視角，就叫作“從河南看中國文學”——看出了河南文學的中國性。這是我個人的現場感悟。

二、對于年度長篇小說創作的宏觀感想

回到2022年度，連同近兩三年，我們集中讀到了一批影響深廣的作品。受到剛才閻晶明主席主旨發言的啟發，我聯系個人所見的長篇小說狀況，略談幾點粗淺的感想和體會。

第一，文學作品“出圈”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說明文學影響力在社會面的擴展和提升已經構成近年的宏觀態勢。

我舉一個具體例子，以前可能很少有過這樣的情況，有些作品在主流視野、一般社會接受上，都受到強烈的關注，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圈，成為文學年度的社會流行的辨識度和標志性的數據。這似乎有點像新時期文學勃然而興時的現象了。比如，因為《神圣婚姻》的接受推廣，相關的小說評論文章上了“學習強國”以后，一夜之間點擊率超過“10萬+”，這在我們的批評經驗里面是沒有發生過的先例。這說明什么？從新媒體術語來說，它是“出圈”；但是從新時代、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史流變來看，說明中國文學走在了與時代同頻共振的軌道上。“學習強國”的“10萬+”現象反映了文學在主流評價和一般閱讀中的廣泛影響力。或者說，這樣的作品寫到了讀者的心上，且現實性、時代性鮮明，由此才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共識認同。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

第二，從《當代》這次大約五十部侯選作品來看，我的閱讀經驗體會是，我們的文學生產力，特別是主力作家，正在發生明顯的代際轉換。之前幾年你會發現，至少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出生的作家占主流地位，但是從最近的兩年開始，不是說1950年代、1960年代完全退出，他們仍然占據高峰位置。但是某種程度上，1970年代、1980年代的作家，已經成為近年長篇小說及各體文學創作的主力軍。而且可以預見，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面，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作家一定會成為代表中國文學宏觀生態的標志性代際作家。

概言之，文學代際流變的癥候，預示和引導著對于未來的期待。1970年代為主的作家成為文學生產的生態特征、生產生力軍，正在造就思想表達、審美表達的新生態，創造出新時代的文學之勝。

第三，從橫向面來說，從這次的侯選作品來看，女性作家作品在總量上、影響力上都超越往年的任何一個年度。如果說1970年代、1980年代作家，在歷史的評價視野上看，可以說是跟新時期、新時代同步的，那么，女性作家的意義在哪里？粗略來說，從世界范圍來看，如果說以性別，以女作家作品的規模體量、水平高度、公眾形象、社會話語權利等來評價，中國文學大概是世界唯一的文學大國、文學強國。從這點來說，尤其是2022年度的中國文學給我們帶來了更多、更耀眼的宏觀生態面的收獲。雖然我現在還并不清楚今天晚上將要揭曉的年度“五佳”——作為評選人，我對這次評選的公平公正性、嚴謹嚴肅性，深有感觸，高度評價，到現在為止我還不清楚最后的票選結果，但是我預測，女作家的光芒將會是最耀眼的呈現。

進一步廣義上說，女性作家的力量、影響力和聲譽的整體性崛起及顯示度，這不僅是中國文學、也是在世界文學范圍里以性別表達為標識的創作特征，體現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文明程度、思想高度及社會廣泛度，跨域的覆蓋性彰顯了巨大而鮮明的溢出價值。

以上所說的文學的現實性、社會性或人民性，文學的代際傳承性，還有女作家整體的崛起及其中國文學的代表性上，《當代》的這次活動正在對我們作出驚喜的確證。

三、關于近年文學包括長篇小說的延伸想法

就小說論，長篇的特色是在形式和內容的覆蓋面、寬厚度，即以體量、規模及相應、相稱的內容、內涵取勝。同時，也須看到其造成的誘惑或弊端，就是“注水”現象的出現甚至泛濫。刻意拉長的長篇小說恐怕也不在少數。以前就有人說過，“長篇崇拜”是小說家和批評家的一種潛意識價值觀。結果造成誤將虛胖浮腫看作“肌肉男”。

個人倒認為，短篇堪稱小說技藝的試金石——檢驗寫作者的技術和思想的成色、程度。長短篇兩者的文學高度、深度很難作一概而論的價值或程度的比較。一個顯例就是，短篇大師也能成為文學史高度的標志，最典型的例子即魯迅是開創中國新文學的短篇大師。當然，沒有長篇的作家顯然是一種巨大的遺憾，需要有足夠體量規模的短篇來有所彌補。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一般評價中，（即便是單部）長篇的分量會占有更大的比重——它有著明顯超過短篇的寬厚度可能。

聊起這個老話題的近因是，近年間的“加長型”長篇小說實在不是少數現象。這一現象正在考驗批評家和讀者的耐受力。也許應該有針對性地批評這種“加長型”現象了。

其次，是突出的地域特色、地方性寫作的現象。地域特色最鮮明的表現，或者說作家表現地域特色最方便的手段，就是語言，尤其是人物語言。于是，敘述和描寫的語言的公共流行性就會與人物語言（主要是對話）的方言性構成一種小說敘事在文化音色上的差異性景觀。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刻意使用的技術，很難評價到底好不好。也許，在中國的文化空間里，方言是最有身份標識性的，能夠成為人物的聲音符號“外掛”在文字里——讓沉默的文字通過視覺而發出個性化的聲音。不過，我個人以為，能夠運用普通話表現出人物個性的語言，才是對作家敘事的真正考驗。我以前說過，王安憶就是一位語言大家，而且，是一位能夠體現出吳方言、滬語意韻的普通話小說大家。

至于所謂的地方性寫作，更多的企圖也許是在一種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暗喻或象征的表達路徑上。它的重要性在于，地方成為一個具體卻又是抽象、泛化的獨立環境或語境。地方特色鮮明甚至明確無比，但延伸開去的世界卻是漫無際涯的——獨立的地方包孕了廣闊、全部的世界。地方其實是世界，是人間。比如，有人說莫言的高密鄉就是這樣一種地方。我不置可否。此外，魯迅的鄉村世界也許更近于一種地方性文學吧。

第三，文體和文類的創新。我們以往談得比較多的是文體問題，不是文類。在文學史的常態穩定時期，應該說文體問題確實會被集中關注——文體關注的是作品的具體美學表現，在技術上和觀念上都可供文學批評所分析、所闡釋、所評價。但是，在非常態時期，尤其是在媒體新生的技術革命時代，如晚清民初、最近世紀之交的新媒體崛起時代，較之于文體創新，更主要的該是文類的創新和創造現象。“文類”指的是新的、文學史意義上的新的文學類型。猶如古代的詞之于詩，那就是不同的文類，而非文體之異。在文學史上，文類的創新創造意義顯然更高于文體技術的提升；后者是量變，前者才堪為質變。新文類往往意味著文學史的劃時代標識。文體技術或有高下，文類之間應該是平等的。

但是可惜，文類創新創造好像還沒有受到主流文學（批評）的真正重視。我的觀感是，進入主流評價視野的主要還只是傳統類型的小說，我們多是在談論傳統文類的文體問題。新文類卻被撇在了比如網絡文學的范疇。唯一，或突出的例外，只有《千里江山圖》？但也只是在傳統文類概念中予以高評，很少有人將其視為類型意義上的新文類文學。這就會降低對于新文類、包括《千里江山圖》等具體作品的文學史地位的評價。

第四，中國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分合問題：離散和融匯的疊加趨勢。正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將出現的一個普遍性難題會是：我們無法確認某種文學現象或案例究竟是中國（大陸）文學還是海外（世界）華文文學。分合之間已經出現了曖昧、模糊的跨界、無界狀態。原因是中國（大陸）作家的異國僑居（移民）現象已經越來越普遍了。中國（大陸）作家走向、散布到了全世界。即便是在外國完成的作品，其實也很難將其視為海外華文文學——只不過是一位中國（大陸）作家在單純的時間意義上、而非文化空間意義上的在外國寫完了一部中國（大陸）小說（或所謂華文文學作品）而已。舉例來說，上海小說家夏商在疫情期間移居北美，在他的長島居所繼續寫作他的新長篇。完成后，究竟是北美華文小說還是中國（大陸）小說呢？或者兩者都是？也可以任你確認一種身份。這在學術上、文學史上，就是困難之所在了。目前無奈，也沒辦法圓滿處理這類文學的身份難題。正應了那句老話：現實之樹常青，而理論永遠是灰色的。

最后，是關于文學政治問題。可以概括為文學利益的多方博弈問題。進入新媒體時代后，特別是三年疫情的刺激，使得線上活動成為家常便飯。從開始時的無奈遷移到線上，忽然自覺到了線上的新機遇，再回到線下就獲得了明顯的市場意識。從市場角度，可以用句俗話來說明：網絡流量成為利益的樞紐。在此以前，也早有了博眼球之說。只是近年在商業運作上更加成熟，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盈利模式。這必然改變文學生產關系中包括創作方、出版方、發行方以及其間所有利益關系方的行為方式。于是，我們就看到也加入到了線上、線下諸如分享會、排行榜、文學獎、文學之夜還有老套而仍有需要的研討會中。更有大動作已在路上涌過來，幾年前開始的以省級行政區劃為范圍的浩大文學史工程陸續完成了好幾套，一時難以數盡；各地省市級文學館也在一片動議、催促中醞釀上馬建設，各類文學場館數量已經空前遞增；各級作家協會包括所屬刊物更是不斷推出文學繁榮計劃、青年作家支持計劃等，提供經費資助以鼓勵文學創作。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如此繁榮盛景，好像是從來沒有得到過如此巨大的資源支持，從來沒有在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關系中擁有如此顯著的重要地位。如果沒有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或社會企業的經濟輸血，這一切恐怕都會難以為繼的。因此，所有獲得支持的文學活動及參與者也都是文學利益的獲取者。這時，一系列亟需思考的重大問題也就出現了：這是否將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要方式？文學的核心競爭力究竟是什么？寫作者的社會參與度將進行怎樣的調適？批評家是否就將更多化身為文學演說家或活動家、表演家？微信圈和短視頻儼然已經取代了紙刊的功能——沒有前者的話，紙刊的發表幾乎就失去了有效的傳播功能。對此種種，我個人實在并無、也難有簡單的站位態度。

概而言之，我們面對的重大現狀是：國家和社會公共資源的成本投入，新媒體（全媒體）介入傳播的流量加持，這兩者已經成為文學生產的主要動能和顯示器，并決定了文學價值實現的方式及程度——文學批評從來沒有過面對這種狀況和宏觀生態的經驗。在如此不確定甚至被動的現狀中，文學批評該如何確定自己的發言姿態？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