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位評論家都曾談到，水運憲長篇小說《戴花》的特殊性，在于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業題材小說寫作的空白與薄弱。在現代文學階段，茅盾的《子夜》可以被視為反映現代民族工業的長篇小說開山之作，而隨著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建設的不斷發展成熟，新中國成立以后，工業題材的文學作品也逐漸呈現出繁榮態勢。十七年時期有蕭軍的《五月的礦山》、雷加的《潛力》三部曲（《春天來到了鴨綠江》《站在最前列》《藍色的青棡林》）、周立波的《鐵水奔流》、艾蕪的《百煉成鋼》、草明的“工業三部曲”（《原動力》《火車頭》《乘風破浪》）、羅丹的《風雨的黎明》、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等。自1979年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以來，也有李鐵的《錦繡》、阿瑩的《長安》、羅日新的《鋼的城》、蘇虹的《海上晨鐘》、老藤的《銅行里》《北愛》、王十月的《國家訂單》、路程和朱六軒的《癡心》、吳雪平的《鋼鐵往事》甚至是網絡小說《大國重工》等作品相繼問世，這些都為中國當代工業文學提供了不同面向的豐富表達。盡管不可否認的是，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的文學史評價普遍不高，但參與其中的作家的確并非少數，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水運憲的《戴花》似乎并沒有那么特殊和稀缺。

私以為，本書的特殊性或許并不在于作品是否以工業題材為書寫對象，更重要的應該是，這是一部書寫普通工人追求勞動模范理想的文學作品。學者賀紹俊曾在評論文章中談到：“《戴花》是我這么多年來讀到的第一部以勞動和勞模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作者在歷史復調性的基礎上，真實還原了那個時代的工人群體。”回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發展進程，我們就能夠發現這所謂“第一部”的判斷在表述上似乎并不盡然準確，但“以勞動和勞模”為主題，的確是解讀這部作品的關鍵。

以歷史的眼光審視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革命的整體面貌，“勞動者”的身份顯然居于時代舞臺的中心。當一名普通的勞動者，從日常生產生活中的千千萬萬個身影中走出來，走到聚光燈下，走到表彰臺上，披紅戴花，成為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的代表，他的身份就完成了從“勞動者”到“勞動模范”的轉型，從“個人生產者”轉變為了“集體的英雄”。尋根溯源，“勞模”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現象，與紅色中國的群眾運動關系密切。20世紀30年代，蘇聯興起的“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后，國家面臨技術改革的經濟社會背景之下，為促進生產而開展的群眾性革新運動。這為中央蘇區時期乃至新中國建立以后，勞動模范制度的健全和在中國的落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經驗，“吳滿有運動”與“趙占魁運動”就是這種經驗的有效嘗試。

延安時期，勞模運動已然成為發展生產建設工作中的有效方式，從獎勵與宣傳生產模范，帶動群眾生產積極性，逐漸發展到組織生產運動，建立勞模制度。1943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及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次年印發《邊區政府關于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選舉與獎勵辦法的決定》，從制度上將普遍群眾中的杰出生產者以“不拘一格”的方式選拔為英雄模范。當勞動模范進入文學視野，我們可以讀到艾青的長篇敘事詩《吳滿有》、丁玲的報告文學《田保霖》，以及延安魯藝時期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張治國》等。新中國成立以后，除林斤瀾的文學小品《模范女投遞員羅淑珍》、草明的報告文學《老英雄堅守在高爐上》等之外，也有許多以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人民大眾耳熟能詳的勞模形象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問世。

不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從延安時期發展成熟的勞動模范制度，在市場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潮流的影響之下，受到了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變革的多重沖擊。不可否認的是，“戴花要戴大紅花”的理想信念正面臨著“戴花的管不了戴帽的”的殘酷社會現實，許多傳統的勞動模范典型逐漸在社會生產語境中失去了感召力和說服力，屬于勞模的光榮和信念也逐漸在文學作品中暗淡了光彩。因此，進入新時期以來，以勞模為寫作對象的文學作品似乎只有胡萬春的中篇小說《人生在世》、陳玉福的長篇小說《勞模》等，寥寥可數。在這個意義上，水運憲的《戴花》顯得尤為特殊和重要。正如他在創作談中說的那樣：“對照時下某些‘物資極其豐富，精神極其貧乏’的現狀，我尤其懷念過去的艱苦時代。那時候剛好相反，物資極度貧乏，人們在精神層面上反而感覺無比豐富。”作品立足于新中國成立后產業轉型的歷史進程，將“崇尚勞模”的理想信念作為產業工人的時代共情與精神底色，既塑造了具有這種集體情懷的工人群像，也是以文學的形式深情叩問勞模情結與形象失落背后的豐富歷史細節，真正為當代工業題材文學寫作提供了有益嘗試。

在小說中，以楊哲民為代表的知識青年們掌握著專業知識、科學技術和鮮活的改革觀念，以莫正強為代表的工廠師傅們則掌握著豐富的勞動經驗，新人與舊人的沖突和矛盾圍繞著德華電機制造總廠的改革展開。改即是改舊，革即是革新，但這顯然不僅只是工廠體制和產業技術層面的改舊革新。莫正強曾經想過，楊哲民“你到底是革技術的命，還是革我的命”，這種微妙的心理活動充分展現出，勢不可擋的工業現代化進程就意味著以體力勞動為主導的舊模范需要向以腦力勞動為主導的新模范轉變。莫正強想當一輩子勞模，雖然曾有過觸手可及的時刻，卻因為坦陳自己因情急偷錢而失之交臂，最終在因病去世以后，被勞動模范評選領導小組追授全市勞動模范榮譽稱號。楊哲民的舅舅是一位省勞動模范，但他本人起初并沒有成為勞模的意愿，依靠技術革新優化鋼鐵作業流程之后，反而戴上了師傅心心念念的大紅花。兩代人身份和理想的顛倒與錯置，形成了極富戲劇性的藝術張力，遠比將故事編織成一個如愿以償的大團圓結局要巧妙得多。令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全書接近尾聲的部分設計了一場威風凜凜的熔爐點火儀式，形成了頗為精妙的敘述高潮。在這場莊重的告別儀式上面，負責“鼓風機”“卷揚機”“生料”“熟料”的熔爐班師兄弟依次響亮報號，既是新人點火之前的開場，也是舊人退出歷史舞臺的謝幕，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儀式象征著那些屬于特定歷史時代的勞動英雄及模范生產工作者，終將以英雄的姿態退場，但他們的工匠精神和理想信念，也會以新的形式薪火相傳。

鋼鐵的冰冷與熱血的滾燙，澆鑄著現代中國往事中那一代代以勞動模范為畢生追求的產業工人的青春與信仰，帶有產業轉型的陣痛和重工業失落的傷懷。鐵，百煉而成鋼，鋼又要經歷千淘萬洗，淬煉成什么呢？這是當下所有工業題材寫作都必須直面的問題，也是《戴花》帶給我們的思索。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教鶴然，女，生于1990年，漢族，黑龍江哈爾濱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現為《文藝報》社評論部編輯。已在《魯迅研究月刊》《當代文壇》《華文文學》《名作欣賞》《文學自由談》、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等重要學術期刊發表十余篇學術論文。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東北區域歷史與文學，臺灣、香港及華語語系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