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先生去世前五天，中央廣播電視臺在“吾家吾國”節目中以長達30分鐘的紀錄片講述了她動人的故事。節目開首，先生很平淡地說了一句：“他們總覺得我不肯見人，我說除非我喜歡的人。”

這句平平淡淡的話，這些天來一直感動著我，鼓舞著我……

春節還沒過完，但一位在重癥室已經一個多月的聯大老人始終牽動著我的心。2022年12月冬至前夕，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從那時起，我始終牽掛著她的病勢。

10天過去了，20天過去了，30天過去了……1月19日這天，她的次女，畫家、作家趙蘅發來短信：“下午四點多和重癥監護室通話，管床戴醫生說老人情況還好，各項指標平穩，沒有什么變化。今天是媽媽病毒感染發作一個月，103歲的她仍然生命指標平穩，太厲害了！”得到這個消息，我從內心對她的堅韌頑強感佩不已，總以為她會給我們創造新的生命奇跡。

可是，1月27日22：50，突然收到趙老師短信：“媽媽走了！20點30分。媽媽堅持到癸卯免年，一生頑強而充實，終于可以休息了，進入光明而美好的樂園。”

這位聯大老人，就是著名作家、翻譯家楊苡先生。從此，我只能在記憶里欽敬先生，懷念先生！

我的懷念，從我們的第一次見面說起。

趙瑞蕻、楊苡的結婚廣告

不同尋常的聯絡

2018年夏天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夏天。從5月18日起，我們西南聯大博物館口述史采集團隊的同事們轉戰北京、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先后采訪了潘際鑾、許淵沖、鄭哲敏、胡邦定等20多位校友和30余位親屬。

采訪過程充滿奇遇，多位校友都是我們邊采訪邊聯系上的。7月23日上午，經上海西南聯大校友會干事、聯大政治學系校友夏胤中之子夏敦義先生介紹和陪同，我們在上海徐匯中心醫院采訪化學工程學系校友趙仲興時，一位住院的老人始終圍著我們，不愿離開。我立即和老人搭話，才知他叫夏復修，是交大的校友。不過他知道我們來自西南聯大博物館，立即介紹說，他的哥哥夏來修是聯大電機工程學系的校友。夏來修校友已經去世，但他的故事我們仍希望采集，因此臨時增加了對夏復修的采訪。

趙仲興校友的護工胡女士也一直配合著我們對趙老的采訪，見我們居然臨時抓住了采訪對象，又詫異又激動。她很神秘地告訴我們，她還可以給我們介紹一個受訪對象。我問是誰？她倒反問過來了：“楊苡！你知道她嗎？”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早在十年前，我的書架上就有她翻譯的《呼嘯山莊》（1980年版及1990年版）、《永遠不會落的太陽》（1951年版），以及她與巴老的通信集《雪泥集》（1987年版）。更早幾年，剛進大學時，我則在舊書網站上淘到她的先生、西南聯大外文系校友趙瑞蕻的《離亂弦歌憶舊游——從西南聯大到金色的晚秋》……愛聯大，不可能繞過他們倆。

得知可以聯系到楊苡先生，我們真是十二分的欣喜，心中認為，這將是此次口述史采訪行動最為意外、最為驚喜的收獲。

不過，胡女士也僅僅知道她的人脈里，有人是認識楊苡先生的。楊先生的聯系方式，她卻還沒有，我一再拜托她一定助我們實現采訪愿望。因為再過幾天我們就要到南京訪問另一位校友，聯系方式的獲得也就顯得尤為迫切。

當天下午，我們采訪了住在徐匯區的化學系校友鄭葆芬。采訪中，胡女士給我發送了楊苡先生二女兒趙蘅老師的聯系方式。

我立即撥通了電話，表達了我們采訪楊苡先生的迫切愿望。趙老師得知我們來自西南聯大博物館，就像接到娘家人的電話一樣激動。由于父母都是西南聯大畢業的，這份母校情結也延續到了她這一代。她十分支持我們的口述采集工作，但有一點特別為難，因為不論北京、上海，還是楊苡先生居住的南京，此時都是酷暑難耐的時節，她生怕老太太不能承受采訪帶來的折騰。折中的辦法只能是先征求楊苡先生意見，看能不能請她先見我們一面，等秋天一到再進行正式的口述采集。這一提議，我們自然愿意不折不扣執行。

第二天上午，口述采集工作路上，在102歲的彭鄂英校友家樓下，接到了趙老師電話，楊苡先生同意了。

大家興奮極了！

楊苡先生為本文作者題字

不在計劃中的采訪

7月27日，我們在南京繼續進行校友口述史采集。為了讓楊苡先生和我們的見面顯得舒適一些，我們特意避開酷熱時段，選擇在17時以后造訪先生。

17：20左右，我們一行人敲開了先生的家門。進門時，先生已早早地等在客廳。說是客廳，其實更是她的書房、讀書室。并不寬敞的房間，除了擺滿各類資料的一張沙發、兩把手扶靠椅、兩件高矮不同的茶幾、一張矮凳、一個老舊的書櫥、一臺電風扇，最顯眼的就是靠墻的四列古色古香的書架。書架里已被恩師沈從文的全集、著作，以及文友黃裳的文集、同系同學穆旦的著作及傳記等等裝得滿滿當當。

書架上、墻壁上、書案上，到處掛著、擺著她懷念著的一些師友的照片。客廳正壁中央，掛著趙瑞蕻先生的照片；趙先生照片斜對著的則是先生哥哥楊憲益的照片。書架最上面兩格滿滿地擺放著、懸掛著巴金、沈從文等師長的照片，自己各時期的單人照和合影則擺放在書架中間兩格。這些照片，多珍藏于相框之中。在墻壁上，在架、案、桌等的各個空隙處，則錯落地擺放和懸掛著各類擺件、紀念品、掛飾。屋小而滿滿當當，顯得格外溫馨。每天在這間小房子里與故人相對，她一定是充實而幸福的。

先生坐著手扶靠椅，身旁是她讀書寫作的書案。案頭上不規整地擺放著圖書、信件，靠墻豎立著一本封面頗有顏值的《秦怡傳》。傳記左側是鏡框裝裱的楊憲益先生的漫畫像，最左沿為兩枚相互依偎的葫蘆，另外還有一枚葫蘆則斜落一側。這里，展露著她的在乎，她的思念，她的樂趣。

因為有先生女兒提前溝通過，我們的見面并未顯得生分。她首先熱情地歡迎我們的來訪，而后很快招呼大家坐下來。她俏皮地說，在昆明，人們見面總是操著一口標準的云南方音：“是了嘛，是了嘛！”她的生命里，已經融入了云南質樸無華的鄉情。

先生是9月12日生人，再過一個多月，就要迎來99歲華誕，但是她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紅光滿面，精氣神十足，一眼看上去就是鄰家80歲的慈祥老奶奶。

我找了房間里最矮的一個木凳，恭恭敬敬地坐在了先生跟前。簡單寒暄后，我請先生談談聯大留給她的印象。她語調和緩地說：“人家說聯大是藏龍臥虎之地，確實是不同。我認為她雖然是三個學校，但清華是主要的，所以整個校風、一些教育的做法，還是以清華為首。剛進入聯大時，清華的學號是T開頭，北大P開頭，南開的N開頭。男同學特別愛開玩笑，經常開玩笑說‘P字好，T字香，N字沒人要’。因為我是N2214，所以老覺得有人在欺負我。后來考進來的都是‘聯’字號，轉學生是‘轉’字號，所以我們那時的學號是不一樣的。”

由于已經提前說好了今天只是簡單見一面，并不帶口述采集的任務，我和楊苡先生也就干脆天馬行空隨便聊聊，先生愿意講啥就跟著聽啥。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地溜走，原定的十五到二十分鐘，很快就過去了。但是先生并沒有停的意思。

這次閑聊，竟然成了一次不在計劃中的、極為真實、極為真切的口述采集。在她隨心所欲的閑談中，我們攝取到了西南聯大辦學史上許多有趣的情節。

楊苡先生少女時期

聯大學習生活的瑣憶

從聯大的學號很快地談到了她在昆明遇到的第一次轟炸。聯大來云南之前，大家都以為這里是個安全的所在，可是到了這里才發現，全中國早已沒有太平地帶。不過，這里作為國際大通道的順暢和絕佳的氣候條件倒是辦學的最好地點。

先生回憶，“1938年9月28日上午轟炸，那時候我正在青云街。我們那院里頭，楊振聲、沈從文都在那兒（后院有施劍翹）。那天的炸彈扔到翠湖那一帶，聯大剛剛安定下來，男生宿舍也中了彈。我們同去的人，帶的東西都炸得沒有了。……不過后來就跑警報了，這是很可怕的日子。”

講到這里，我感覺我們約定的時間應該已經到了（后來回看視頻，知道已講了25分鐘），趕緊打岔：“今天，天氣的原因，我不過多采訪您，咱們就這樣簡單講一講，剩下的9月份我們再來好好聽您講。趙老師在北京一直叮囑我，我怕跟她交代不過去了。”

聽了我的話，她回應說：“我的女兒很擔心我的身體。”話語間透著滿滿的幸福感。不過，她說完這句話，又接著往下講：“當時我本來保送的是中文系，但沈從文叫我進外文系。因為我在天津中西女校待了十年（從8歲到18歲），所以沈從文說你把英文丟了就比較可惜。你可以翻譯書，而且你本來就是要寫東西的，于是我就進了外文系。不管是外文系也好，中文系也好，一定要選規定的社會科學課程，這都是清華的規矩。我選的就是陳序經的社會學。還得選一個自然科學，我就選了地質學。還必須學通史，我們外文系一定要學外國通史。整個是非常有序的，該學什么就學什么。你想，我們那時候人才濟濟，那簡直是——真是最幸福的時候。”

她回憶，“我們座位也是隨便坐的，這跟許淵沖講的不一樣——他亂說，他不可能有我記性好。我們習慣的就是這樣，受的教育就是這樣，都是女生坐前面，后面才是男生，但是男生愿意坐前頭也可以，但一般的從禮貌來說，女生必然是坐前頭。”談到座位，自然就過渡到了上課的回憶，如吳宓的課堂情況、陳福田的閱讀課情形等等，艱苦而回味無窮。

“至于聯大的圖書館，每天5點鐘吃飯，很多人就在圖書館外頭排隊了，我從來（不去排隊）。我只進去過一次，要排很長的隊。沒有地方，大家都是蹲著的，談不上椅子。我們多半在茶館里，還有在山上念書……我都是在茶館做功課。”但她說，圖書館雖然堅決不去，卻很向往，因為里面有燈光敞亮的汽燈。

“我們上課的房子是從農校借的，上課有警報就跑。每次要放預行警報，預行警報一響大家就有一個準備了。然后現情警報就來，預行警報完了還有緊急警報，不停地響響響，所以一直到幾十年后，我們心里都聽得到。”她繪聲繪色地補充講述了跑警報的情形。

接著，她又講述了聯大豐富多彩的文學社團活動，尤其是敲門申請加入高原文藝社的情形。就是在這里，她和趙瑞蕻先生第一次見面。趙先生是高原文藝社的社團活動主持人，卻常常遲到，給楊先生留下了不太好的第一印象。正因如此，他們的戀愛就成為一段有意思的往事。1940年8月13日，他們在昆明結婚了。我回昆明后，在昆明《中央日報》上找到了他們在大觀樓結婚的廣告。楊先生說：“我們在廣告中絕對不寫情投意合。”不過，在采訪過程中，我卻分明感覺到，她對趙先生始終在乎著，也始終懷著一種不能道明的愛意。1941年，她轉學去了中央大學，他也應聘去那里任教。他們始終廝守，直到1999年趙瑞蕻先生這“又一片樹葉落下”。

眼看又過去了20分鐘，嚴重超時了，但先生談興還正濃著。她說聯大這兩年“更助長我的自由主義”。她說，在聯大上課，老師并不點名，一位姓周的同學平時上課不見人影，哪兒去了也不知道，結果大考的時候出現了，原來是到緬甸跑單做生意去了，但老師并不計較（當然，聯大校方后來還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證學生能如期完成學業）。總之，楊苡先生以她所見、所聞、所受的經歷告訴我，聯大的教育教學制度是非常活潑多樣、頗具創新精神的。特別是，“我到中大就發現了，中大比較死，所以教育不改革根本就不能往前走。”

我們去作口述采集時，很快就要迎來西南聯大在昆明辦學的80周年。將要結束暢聊時，按照程式化的采訪策劃，我特別邀請楊苡先生給80周年校慶說一句祝福的話。她直率地說：“祝福的話我不知道，我就在了兩年。”

我補充說：“說一句‘祝聯大80周年校慶活動圓滿成功’就行了。”先生不假思索地回應：“你們這個形式主義了。”

“嗯，確實是完全的形式主義，用您的話就行了。”我竊笑著回應。

如此往返的對話中，楊苡先生頗為沉醉地說了一句：“在聯大的兩年，是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美夢。”為我們這趟南京之行畫上了完美句號。

被年輕人包圍的楊苡先生 繪圖/趙蘅

永遠難忘的眼神

夏日很快過去，采訪結束時，我們和楊苡先生有一個秋后的約定。我們相約，在9月12日先生99歲誕辰紀念日前后再赴南京采訪。

9月12日晚，我們從昆明乘飛機趕到了南京。這幾天，先生的兩個女兒趙苡、趙蘅都陪在老人身邊，共賀先生的生日。考慮到這幾天來祝賀生日的人比較多，先生會比較累，我們決定在9月13日采訪趙蘅老師，第二天再去進行先生的第二次口述采集。

這次，在趙苡、趙蘅和余斌三位老師在場見證下，口述采集工作從10:08持續到13:04，時長達三小時。我們的采訪錄制工作仍然在先生那展覽館式的客廳中進行。

上次的拜訪，因為沒有列入正式采集計劃，我沒有帶去一個字的提綱，所有的對話都是隨機的。這次由我們西南聯大博物館的張沁老師提前做了功課，準備了詳實的采訪提綱，整個采訪也由她和先生一對一進行。

進行口述采集時，采訪人、攝像的老師和同學必須正對著楊苡先生，以保證視頻畫面合乎工作標準。為了讓出寶貴的采訪空間，我斜坐于采訪人一側，口述采集進行得極為順利。

然而，剛過一會兒，拍攝和采訪工作都不得不暫停。負責拍攝的老師和同學反饋給我，從視頻里很明顯地感覺得到，先生的眼神一直在我身上。

——我瞬間感動得淚水在眼眶里直打轉，這無限的信賴，這無言的肯定，豈是干巴巴的語言表達得盡的。我隨即調整了座位，擠到采訪人之后、攝像機之前，好讓這位99歲的老奶奶安安心心、舒舒服服地接受我們團隊的口述采集。

如今，楊苡先生已經去了天堂。她與凡世的告別，使我們生命中陡然失去了一位呼嘯而來的奇女子，失去了一個豐盈有趣的靈魂。

斯人已逝。但我要說，她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美夢。她永遠活著。

2023年2月3日凌晨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