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出版了《金枝》上半部，為此寫了不少的創作談，可是每次談都有不一樣的感受。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我自己都很詫異。可能因為我寫創作談時既有寫作的初心，也有出版后我回望作品時那種復雜的心態吧！總之，很難一言以蔽之。

源自中原千年故土的潁河岸邊，有一個古老的村莊——上周村。一個家族六代人的夢想與現實、根系與枝脈、緣起與當下，活生生地呈現在這部小說之中。周氏家族親人間的逃離、刺痛、隔膜和融合，令人動容。家族精英從鄉村匯集到城市，又從城市返回到鄉村的歷史輪回里，真實展現了城市和鄉村的巨大差異和變遷，寫出從隔閡到交融的人生悲歡。通過城市和鄉村兩個女兒的叛逆、較量和理解，殊途同歸，從而表露出家族女性在傳統文化下的恪守與抗爭，掙扎與奮斗，撐起了這片故土的魂魄與新生。

其實在內心里，我知道有一些東西梗在那里，它會持續發酵，讓我寢食難安——有些事情我沒全面表達出來，或者猶豫是否要說出來。最主要的就是整個源自上周村的這個周氏家族，在肉眼可見的幾十年里，盡管出了不少的官僚、干部、藝術家，但卻是靠一個大字不識的女人黏合在一起的，她就是作品的女二號拴妮子。所以躊躇再三，我寫了作品的下半部。上部發在《收獲》，下部在《當代》發表，起名《當歸》。在這部作品里，終究是讓拴妮子站了起來，還她以地位和尊嚴——盡管地位這個詞于她而言是一個闊大的奢侈品，但我覺得她配得上。

寫家族歷史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畢竟很多人容易對號入座，很多事情因為禁忌而被刻意收斂。曹雪芹所謂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道盡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但遠遠不是全部。比如我五六歲的時候被父親扇那一巴掌，他的那只手一輩子都沒從我臉上挪開過，我們倆從來也沒真正和解過。那是一個人的痛，一個家庭的痛，也是一個時代的痛。再一個，穗子離婚不離家的堅守，是插在兩個家庭之間的一根刺，幾十年里都拔不掉。可當物是人非，我們回首再去打量這段歷史的時候，卻發現她無非是延續和傳承了家族女人的這種宿命，也正是因為這種延續，讓周家人的“家族”概念有了真實而具體的物理形態，也讓他們最后對土地的回歸有了明確而溫暖的指向。

也可能因為年齡的原因，我這些年的創作更多地深入到家庭話題，父親、母親、祖母……這主要源于父母和我們所處的時代。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和我生活的時代重疊了很多年，而重疊的那部分，是構成中國歷史厚度的一個重要階段。那個時代既翻云覆雨又波瀾壯闊。我在那個時代里出生、成長、戀愛、結婚，那是一個密不透風的時代，也是一個大開大合的時代。當我們回望那一段歲月，不管曾經怎樣傷痕累累，也依然有難能可貴的溫馨和失而復得的理解。我想，這也是文學的功能之一，它既幫助我們恢復了記憶，同時也讓我們變得更加闊大和寬容。所以講述父親、母親，還有祖母以及這個家族，于我而言有了一種打探歷史的隱秘快感，也有一種直面歷史的痛感，也許這就是向歷史致敬的真實含義吧。我們在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下來看待父親母親以及各色人等，就會有一種全新的視角和油然而生的悲憫。

每當我寫父親這個人物的時候，總覺得他是一個指代，其實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他更像一個象征。那個時代大部分家庭的父親都跟他差不多，嵌在時代的夾縫里，謹小慎微，動輒得咎。但我的父親之所以更具代表性，是因為他從青年時期開始，自婚姻到事業都發生了“革命”。如果從鄉村的、功利主義的角度看，像他那一代許多革命者一樣，他是一個成功的舊社會的脫逃者。但脫離開功利導向去審視他，作為一個職業革命者，雖然他一生謹慎，但是因為家庭復雜關系的影響，他幾乎沒有逃脫任何一次運動的沖擊。可以想見他在政治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所承受的心里折磨。他所勉力維護的，比如他身后的兩個家庭，后來都成為他巨大的精神包袱。于是他選擇了躲避，把更多的家庭責任和矛盾拋給了妻子，甚至還包括我在內的孩子們。然而他在其中的轉圜，很難用對錯來評價。但是父親的躲閃，客觀上造成了家庭之間的齟齬和對孩子們心靈的戕害。其中的恩恩怨怨，真是一言難盡。拴妮子的得寸進尺，我的睚眥必報，都是我們在這個畸形的家庭關系中所汲取的成長養分。所以這段看起來咬牙切齒的歷史恩怨，更具有了冰冷的時代所特有的情感特征。即使后來所謂的理解、放下和寬容，也難免會有終于雪恥的痛快。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變得面目可疑。

父親身后的歷史縱深，是很難被看透和書寫的。甚至往更深處講，從曾祖父到我的子女輩，涉及的時間跨度長達百余年。這一百余年恰與新中國的發展歷程大致平行。時代風云瞬息萬變，曾祖父周同堯、祖父周秉正和父親周啟明，都因各種緣由離開了家鄉與原配妻子。除卻祖父下落未明，曾祖父與父親皆是無可訾議的忠誠的革命者，一生的命運與政治相關聯。而他們背后的那些女人們，卻靠自己超乎常人的忍耐和堅韌，延續著家族的香火。這看起來似乎平淡無奇，但細想起來卻驚心動魄。那畢竟是幾個鮮活的生命啊！對于她們，可以作跌宕起伏的宏大敘述，也可以作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觀。但畢竟我身處其中，枝枝蔓蔓的梳理總是讓我難以獨善其身，思維和情感也很難波瀾不興。所以我覺得，即使我盡量避免在作品里有偏頗的態度，但畢竟在愛與恨、生與死的兩個維度之間，很難有客觀的取舍。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對人性的觀察和人生的反省，還是以最大的誠意和善意做出了努力。

作品里的兩個母親，朱珠和穗子，我覺得給予她們的筆墨太少。但母愛就是這樣，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既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但又無從談起。但它又是世俗的、具體的。朱珠自從嫁給丈夫，就心無旁騖，任勞任怨，一心一意地維持著這個家庭的日常。即使她在知道他還有一個前妻和女兒，而前妻還固守在老家離婚不離家時，也只能順從現實，按照丈夫的意圖一絲不茍地打理這個家庭與那個家庭的關系，一生都不曾抱怨過。但恰恰是這種平靜所造成的欹側，讓我們心里格外難以平衡。而穗子的悲劇更令人欲言又止，她從嫁給丈夫的那一天起就在抗爭，而命運不公給她帶來的苦果，雖然在歲月的流逝中并非觸目驚心，但也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勇氣承受。她都默默吞下了。堅韌和煎熬是中國傳統女性的命運標簽，但最后的功德圓滿也未必是對她們的饋贈和贊許。

其實說到底，我和拴妮子不過是一體兩面。所有的進退得失在水落石出之后，更讓被歲月過濾純凈的親情具有了永恒的意味。面對著洶涌而至的命運洪流，艱難的泅渡也是以各自的方式渡劫，會有僥幸逃脫的欣喜，也有滅頂之災的哀鳴。所以拋卻家庭和一己的情感，我覺得惟一不應該遺忘的是個人在時代中的沉浮，那種走投無路的悲愴和艱難，值得我們深深地挖掘和體味。

在作品里，我試圖通過對家族歷史的梳理尋找生命的原鄉，但兜兜轉轉，最終發現一切都始于土地，也歸于土地。我的先輩們那么義無反顧地沖出家庭，走出故土。但最終，他們的后人卻以另一種自覺的方式重新回歸土地——土地是中國人的文化鄉愁，也是他們牽牽絆絆、始終難以真正打開的心結。所謂鄉土中國，此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