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蟬》的小說以北魏（386年～534年）統(tǒng)一北方之戰(zhàn)的歷史進程為大背景，開頭序章就已點名關鍵的時間起點：大魏國偷襲燕國龍城。龍城為北燕都城，延和元年（432年），世祖拓跋燾攻克北燕龍城。文本敘事在遵循大歷史的發(fā)展框架的同時，利用北魏佛教、儒學、道教之爭為外在脈絡，“子貴母死“的祖宗之法為內在脈絡，在歷史的縫隙中，衍化出一段亦真亦假、驚心動魄、層環(huán)疊繞的宮廷秘事。

其中的大多人物在歷史中皆有其原型，如常鶴蘭的原型即文成帝的乳母昭太后常氏，本是一個在歷史中一筆帶過的人物，但杜安隱賦予其作為母親特有的堅韌品格，歷經世事滄桑的人生智慧，把握稍瞬即逝時機的生存技巧，將歷史上“紙片式”的形象充實為具有立體血肉感，在亂世中無法把握自身、飄零已久但仍能堅持本心的女性塑像。“子貴母死“的祖宗之法自北魏道武帝始：“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后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tǒng),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可見“子貴母死”意在維護皇權的穩(wěn)定性，保證王朝的統(tǒng)治權力不會旁落外族。此制的第一個犧牲品是北魏王朝的第二代君王明元帝拓跋嗣的嫡母劉氏，但隨著北魏政權的穩(wěn)定，“子貴母死“逐漸失去其創(chuàng)始之初的作用，而被當做后宮權力斗爭的工具，如文成帝的乳母昭太后常氏就曾借此制度賜死其嫡母郁久閭氏。文中常鶴蘭自被選為金成帝（原型為文成帝）的乳母之后，經受過險象環(huán)生的權謀斗爭之路，最終利用“子貴母死”的祖制逼死恭太后呂金瓶一情節(jié)就來源于此史實。

小說中的金世祖原型為北魏世祖拓跋燾，文本精準地還原了在其執(zhí)政中期實行的滅佛政策，甚至滅佛的“原由“也充分利用了史料，如東郡公任伯淵自稱看到和尚在佛教圣地窩藏兵器、私下釀酒、與美貌女子鬼混，以此說服金世祖下達全國滅佛指令。

在北魏立國初期，佛教得到尊崇（為籠絡以僧朗為首的僧團），據《魏書》記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范，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阇掘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繪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yè)，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

太武帝拓跋燾即位，也延續(xù)著太祖的親佛政策：“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yè)，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于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于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但在北魏世祖消滅北涼之后，“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原本在永嘉之亂以后，中原文化轉移保存至涼州一帶，因而在河西地區(qū)被納入北魏版圖之后，中原的傳統(tǒng)文化（其中以儒學為主導）及經濟政治體況對北魏尊佛風氣有較大的沖擊。與此同時，佛教勢力在太祖及世祖早期逐漸膨脹。眾多成因之下，拓跋燾一度實行滅佛政策。這與天師道寇謙之（365-448）、北方士族清河崔浩（381-450）兩人為代表的道教與儒學勢力的擴張不無關系。

始光元年（424年），天師道道人寇謙之經過平城，覲見拓跋燾無果，值崔浩于431年遷司馬，受到重用，在其鼓動下，拓跋燾封寇謙之為國師。拓跋燾重視儒學與道教實際上是努力融入中原文化的嘗試。

太平真君六年（445），拓跋燾西征杏城（陜西黃陵縣），見聞長安沙門種麥子、牧馬于寺廟之內，且“大有弓矢矛盾??????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在當時，太子拓跋晃（小說中的太子金曜星）一向尊崇佛法，一再奏請阻止毀佛政策，拓跋燾不許。而在文成帝即位之后，又詔令恢復佛教的地位，此次毀佛運動告一段落，實際上不僅是儒釋道三家的信仰之爭，更是北魏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權力爭奪。書中的“鹿野浮圖”意指北魏獻文帝拓跋弘在位五年就讓位于孝文帝，遷至崇光宮居住：“宮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圖于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所謂“鹿野”即佛陀初轉法論之圣地，在此表示對佛教的崇尚。

可見小說中敘述的“滅佛-興佛”的敘事線索在歷史中確有其事，但區(qū)別在于小說并未完全按照歷史敘事照著模樣描摹下來，而是將原本在北魏統(tǒng)治集團內部分歧嚴重的“滅佛扶持儒道或繼續(xù)尊崇佛教”斗爭現象凝縮至東郡公任伯淵勸諫金世祖滅佛，并與太子起沖突這一情節(jié)中去。

這一歷史虛構移植的手法，不僅使得小說敘事更為順暢、減少枝節(jié)的干擾，并且在極具濃縮性的情節(jié)單元中，再現出東郡公任伯淵的歷史原型——清河崔浩聯合天師道道人寇謙之打壓佛教勢力，以弘揚中原儒道文化的歷史場景。

更為關鍵的是，貫穿通篇小說的陰險毒暴的角色——中常侍萬盛的原型就是北魏歷史上連弒兩任帝王的中常侍宗愛，正平二年（452年），拓跋燾被中常侍宗愛所殺，宗愛矯借皇后指令，擁戴吳王拓跋余為帝，后又弒殺拓跋余，同年十月，殿中尚書源賀擁立皇孫拓跋濬，此為文成帝。小說中將其兩面三刀、欺上瞞下以及陰狠毒辣的梟雄品質刻畫到入木三分，不時在情節(jié)中流露出對自己生存價值的思考，為文本平添了幾分哲理意味，也表明作者在試圖塑造人物的多面性。

杜安隱在根據扎實的史料構筑獨特的后宮悲情敘事的同時，更富有特色的是其對“對位法“的運用。“對位法“原指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構筑出幾條相互獨立的旋律，同時發(fā)聲，最終熔鑄為融洽的整體式旋律，這是復調式音樂的主要創(chuàng)作手法。在《鹿野蟬》這一小說文本中，巧妙地借用這一手法，在同一敘事情節(jié)線中，創(chuàng)設出多個不同的虛擬視角，從多個人物自身的思量與感受出發(fā)，在保持多個音部相互獨立的而同時，彼此之間卻發(fā)生和諧的“化學反應“，最終在“對位法“的營造下，整個“復調“呈示人間萬象，小說文本因而富有細節(jié)且具渾融感。如在敘述重九會宴之時，通過中常侍萬盛、皇后赫連雪云、安昭儀、菊夫人左昭儀、吳王金耀明等人的視角構筑出權力爭奪、合縱連橫及身處權力場中而不得不陷入“孤島“的豐富圖景。

杜安隱在小說中呈示出的精道筆力、淵博的佛教經學思想、眾多帶有隱喻性質的花語才識以及時隱時現的帶有“宿命論“因素的魔幻色彩為小說增添著愈加耐讀的屬性，并為現今越來越貧乏無味的歷史小說領域開拓出更具闡釋力的復合型新框架。

魏巍，文學博士，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長，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重慶市第七期中青年文藝骨干研修班學員，魯迅文學院第36期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培訓班學員，魯迅文學院第40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重慶市作家協會第5屆全委會委員，紅巖文學獎第7屆終評委員。出版文學評論專著3部，其中《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女性詩歌研究》獲第七屆重慶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獎，《沈從文與老舍比較研究——以民族文學為視角》獲第九屆重慶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獎；專著《文化?心理與政治——多維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

杜安隱，成都人，現居北京。先后畢業(yè)于中山大學、魯迅文學院，已出版作品：現實題材小說《幸福落地》《別時容易》；歷史虛構小說《大梵宮》《賀蘭闕》《鹿野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