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評價問題在當代中國文化界是風向標一樣的現(xiàn)象。對于郭沫若，無論是推崇還是貶低，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聲音，不同學者也有不同的聲音。一位名人受到不同的評價，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但特殊的是，對于郭沫若評價的差距之大，不同聲音的截然相反，這在任何其他歷史文化名人身上似乎都難以見到。某一時代文化界主流對郭沫若的評價折射出了那個時代的文化風尚，某一學者對郭沫若的評價也反映出這位學者的喜好和傾向。如何評價郭沫若，可能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可以作為我們觀察這個時代相關學者的文化積累、文化自信等方面的較好角度。

郭沫若 1892 年出生，1978 年去世，他見證和參與領導了 20 世紀中國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他一生和 20 世紀中國緊密聯(lián)系。他親身經歷了四川的保路運動，留學日本，發(fā)表新詩，加入新文化運動中。大革命時期，郭沫若投筆從戎，參加北伐戰(zhàn)爭，南昌起義，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于 1928 年開始流亡日本十年，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金文研究上貢獻卓著。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回國從事抗戰(zhàn)文化宣傳和動員工作，成為大后方文化界的重要領導人。解放戰(zhàn)爭期間，他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參與領導了國統(tǒng)區(qū)的民主運動。1949 年后，郭沫若在科學文化教育界和人民外交上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是新中國在文化領域的重要領導人。

郭沫若生前，在對郭沫若的評價上盡管也有不同的聲音，但主流的聲音是高度推崇的。在有關郭沫若的主流評價中，最經典的評價是鄧小平做出的：“他和魯迅一樣，是我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一位學識淵博、才華卓具的著名學者。他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zhàn)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和這些政治家的看法相似，在相當長的時期內， 學界也給予了郭沫若高度評價。自民國以來，郭沫若就被當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甲骨四堂” 之一、鑿破金文混沌的學術大師。民國史學界對郭沫若的評價是比較高的。錢玄同、董作賓、容庚、顧頡剛等著名史學家都或公開或私下地表達了對郭沫若的推崇，中央研究院 1948 年推舉他為院士。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繼續(xù)在古文字考證、古代社會分期和古籍整理方面筆耕不 輟，他是史學界公認的權威。郭沫若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他的歷史劇代表了中國現(xiàn)代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高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有 “魯郭茅巴老曹”的排序。

但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尤其是當我們進入自媒體時代之后，有關郭沫若的負面評價不絕于耳。對于郭沫若的道德人品、婚姻生活，學術研究、文學創(chuàng)作，都有跟主流評價不一樣的聲音出現(xiàn)，始作俑者是海外漢學。和對魯迅的評價不同，長期以來，海外漢學對郭沫若是一致貶低的。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海外漢學界沒有一部關于郭沫若的研究專著，這本身就說明問題。在有關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著作或 一些隨筆文章中，海外漢學家對郭沫若極盡貶低之能事。令人奇怪的是，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有完整閱 讀過郭沫若的重要著作，只是靠著自己的偏見或者 道聽途說就做出評判。更令人奇怪的是，這些漢學 家的著作到了國內后受到了追捧。很多學者認可他們對郭沫若的評判，這些學者可能對于郭沫若的時代抱有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遷怒于郭沫若， 于是有了和海外漢學家里應外合地對郭沫若的貶斥。有人發(fā)起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重新排序，郭沫若的排名大大靠后。史學界在一段時期內將馬克思主義史學邊緣化，討論 20 世紀學術史的著作甚至不再提及郭沫若。

最近十年來，一些年輕學者投身于郭沫若研究， 他們以扎實的史料、縝密的思辨，有理有據(jù)地駁斥各種有關郭沫若的流言，起了一些正面作用。同時，在中國郭沫若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省郭沫若研究會等機構的推動下，學界對于郭沫若的研究逐漸深入，國家社科基金有關郭沫若研究的立項越來越多，更多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刊發(fā)了郭沫若研究的論文，更多郭沫若研究的專著在國內出版，更多涉及郭沫若的話題得到深入辨析，更多學者越來越嚴肅地面對有關郭沫若的論題，這些都對學界和自媒體客觀理性地評價郭沫若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