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丁玲小說手稿三篇》影印本，其中包括丁玲處女作《夢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早期作品《暑假中》。這些手稿，都是來自上海魯迅紀念館的收藏，書是由該館和左聯紀念館合編的，這些手稿也是第一次影印出版。雖說只是三篇短篇小說的手稿，但卻是丁玲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三篇作品，這批手稿歷經近百年的滄桑，得以完整保存，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但也充滿了未知的謎。一是其來源，二是其署名，三是其修改，四是其編輯，都還有一些沒有解開的謎團。

《夢珂》手稿上丁玲署名

《夢珂》手稿首頁

首先是它的來源。這幾篇手稿，雖說是魯迅紀念館收藏的，但是其來源卻是個謎。根據記載，這些手稿是魯迅紀念館的早期負責人謝旦如先生保存，1962年他去世后，次年他家屬捐獻給魯迅紀念館的。但是，丁玲的手稿怎么會到了謝旦如的手上呢？我們知道謝旦如先生是一個進步人士，曾經收藏了瞿秋白烈士的珍貴手稿，還有中共特派員馮雪峰交給他保管的一些重要文件和資料，包括方志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但是，謝旦如生前從未談及這幾篇丁玲手稿究竟怎么到了他的手上。按照1980年1月27日丁玲致趙家璧信說的：“我在被捕前，有些稿件、通信、照片，可資留念者，有一個小箱子，或包袱，存在我的朋友王會悟（李達的愛人）那里。我被捕后，即由雪峰、適夷取出來轉存在謝旦如家里。”丁玲秘書王增如也回憶說，丁玲曾特意去問過王會悟，自己的手稿怎么會到了謝旦如手上。王會悟告訴丁玲：“1933年你被國民黨反動派綁架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厲害，我們這些跟共產黨來往密切的人都上了‘黑名單’，隨時都有被抓去坐牢的危險，為了穩妥，馮雪峰把你交給我保存的書信、照片，還有其他材料，都交給了非黨進步人士謝旦如，這個人很可靠。”

如此說來，就是王會悟轉交的。但其實，丁玲的信和王會悟的說法都不能證明這幾篇手稿也在這里面。1982年，謝旦如之子謝慶中提交給丁玲一份捐贈清單，是他們家捐贈給魯迅紀念館的文物清單，里面就有這幾篇手稿。但嚴格地說，這仍不能證明它們是王會悟轉交的。因為謝家捐贈的物品，還包括馮雪峰從延安帶來的《二萬五千里》復寫稿等顯然不是王會悟轉交的物品。所以，其中還不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但從情理上分析，仍不排除丁玲手稿是王會悟轉交的。因為除了王會悟，丁玲不太可能再交給別人，哪怕是馮雪峰。雖然他們關系密切，他對她幫助極大，她對他極其信任，1936年，丁玲還是在中央特派員馮雪峰的幫助下得以逃離南京的魔窟，奔赴陜北的。在此期間，丁玲在上海的相關事務，都是馮雪峰為之安排的。但是，他是一個職業革命者，生活極不安定，處境比丁玲還危險。特別是，這些物品里包含了她給他的當時她不想也不能公開的信，因此，不太可能加挑一部分出來給馮雪峰。王會悟和李達在上海居住多年，參與了中共一大的籌備。1932年8月，李達轉往北平任教。但王會悟和孩子們直到1933年5月丁玲被綁架時還沒有動身去北平，也參加了營救丁玲。隨后她要離開上海時，把丁玲手稿等轉交給馮雪峰，也是很自然的。雖然在直接證據方面還缺口氣，但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王會悟交給馮，馮又交謝保管的。

《夢珂》初刊《小說月報》1927年12月號

我們知道，謝旦如本人當時家境殷實，父親是錢莊老板，他是一個所謂“小開”，早年參加“湖畔詩社”，與應修人、馮雪峰關系密切，但與丁玲、王會悟似無關涉。謝旦如保存的很多瞿秋白、方志敏、柔石、馮雪峰、丁玲等的手稿等物品，都是馮雪峰交給他保管的。因為他平時行事低調，貌似與政治無關，不易為人所注意，且為人忠實可靠，深得馮雪峰信任。所以當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瞿秋白緊急轉移，馮雪峰會將瞿秋白安排到謝旦如家中避居。所以，馮雪峰把這些重要文件交給他保管，是最可靠的選擇。

其次，關于這幾篇手稿的署名，也是個謎。這幾篇手稿，都署名“丁玲”。這是丁玲最早正式使用這個伴隨了她一生的筆名。奇怪的是，在《夢珂》手稿上的署名卻是經過反復涂改后重新寫的。最初的署名并不是“丁玲”。從手稿上看，最初署名似乎是“迦璘”，有人說是“游璘”，但是被密密匝匝的筆畫涂得根本認不出原來的字跡了，然后在下方重新寫了“丁玲”兩個字。引起熱議的是，這兩個字的筆跡，與《夢珂》手稿的風格似乎并不一致，因此，有人認為這不是丁玲自己的字跡，就是說：“丁玲”這個筆名是別人幫她起的。而最有可能的，是當時《小說月報》的編輯葉圣陶。

當然這是還可以討論的。雖然從字體上看，似乎與她平時的書寫風格不盡一致，除了“丁”字，“令”字的一捺，也與丁玲的書寫習慣明顯不同。不排除是由于當時她還沒想好究竟用什么署名，邊寫邊反復推敲，以至寫了又反復涂抹，然后，當決定用“丁玲”的時候，第一次書寫一個連自己都陌生的名字，但又很鄭重，所以寫得比較工整，跟自己流暢書寫的形態有明顯區別。其實，“丁玲”這個署名，跟丁玲以后幾十年的署名，筆跡風格是基本一致的，區別只在于這個署名筆致比較拘謹，筆跡比較生硬，不像后來的署名那樣流暢。“丁”字的一筆一畫是分開的，而后來署名往往是連筆的。但這也正常，因為她自己也是第一次用，自然比較生疏。況且之前準備用另一個筆名，涂掉以后，才改用這個署名，在思考斟酌中想定這個署名，也容易導致筆致的生硬。

還有一個證據是：丁玲原稿是用鋼筆寫的，署名也是鋼筆，而編輯用的是毛筆，沒必要也不太可能臨時特地去找一枝鋼筆來代為署名。還可以看到，在署名“丁玲”兩個字之間，有毛筆加的一個“<”符號，這是編輯專用符號，表示空一格。這就很明顯是編輯所為。這兩種筆，就佐證了寫“丁玲”二字的是丁玲自己。從種種跡象分析，這個署名應該還是丁玲自己的筆跡。

說到丁玲的筆跡，就會令人想起魯迅的形容：“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的手稿，魯迅甚至誤認為是沈從文的筆跡。從這幾篇手稿看，丁玲的筆跡確乎比較細小、柔潤、溫婉，富于女性氣息。

在手稿形態上，總體上文本修改不多，特別是《夢珂》作為一個青年作者的處女作，其手稿整體面貌的成熟度是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它顯示作者構思成熟，思路流暢，我不知道這是一氣呵成的第一稿，還是經過反復修改后的謄清稿。雖然寫作過程中也有修改，但實在不能說多。按照沈從文的記載：“那個時候，《夢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頁兩頁擺在一個小小寫字桌上，間或有熟人見到了，問這是誰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時，照例這女作家一句話不說，臉兒紅紅的，輕輕的喊著‘唉，唉，這可不行’！就把那幾張草稿搶去，藏到她自己那個裝點信件一類的抽屜里面去了。”（《記胡也頻》）沈從文雖然用了“草稿”的提法，但并不能看出是否有反復修改。從手稿上，倒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編者的修改。

從編輯的涂改可以看到，經過他的修改，行文簡潔、清晰而且更準確了。比如《夢珂》第一句：“……幾個新認識的同學在操坪里打網球”，葉圣陶改為“幾個女學生在操坪里打網球”。因為既然是客觀描寫，沒有必要去寫是否新認識的。還有些地方，手稿比較潦草，編輯會描得清楚些。比如“沒”字，丁玲習慣寫法看上去筆畫不太清晰，容易與其他字比如“復”的繁體字“復”混淆，編輯就常常給她描得清楚些。還有“竄”字，丁玲原稿寫作“躥”，編輯為她很工整地改為“竄”。而且，修改的筆跡，很明顯帶有編輯的行業特征：筆畫清晰，結體端正，容易辨認，是典型的所謂“編輯字”，顯然是葉圣陶的筆跡。但還是留下了不少疑問：修改的筆跡，有丁玲自己的筆跡，有葉圣陶的黑色毛筆所改，另外還有一種紅色墨水修改的筆跡，也是用鋼筆，修改不多，較多是描筆，無法描清則另寫，改字的極少。筆跡也很清晰，結體周正，但似與葉圣陶筆跡也不盡相同，因此不敢輕斷是誰的筆跡了。然則莫非還有另一人參與處理此稿么？且待更加研究。

最后是編輯技術處理，也頗多未解之謎。稿紙每篇第一頁上鈐有“小說月報□□號用”的藍色印章，這不奇怪，是編輯部的用稿印證。但每頁上還有一個橢圓形的藍色印章，印文是“華字部公證圖章”，商務印書館印刷所有華字部、華英字部、西字部、中文校對部、西文校對部等等部門，但“公證”究為何用，卻不能很肯定。手稿上還留下編輯標注的排版格式，編輯術語稱為“劃版樣”。排版編輯的字，似乎是另一個人的字，但《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編輯修改更多，因為是日記體，每一天的上方，都標注字號：“五號方頭——”。其字體也與另兩篇的編輯字一致，這說明，這一篇的批改文字雖然與美編一樣用的是紅墨水，也有可能是葉圣陶的處理。當然，這些還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這幾篇丁玲手稿的意義是多重性的，它們提供了一個具有標本意義的典型手稿案例：它們完整地記載了一個女作家走上文壇最初幾步的完整足跡。從手稿所承載的豐富信息，看到更多丁玲作品的寫作過程、寫作方式、寫作心理和寫作狀態，以及其面世的過程等等背景情況，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個具有類型性意義與價值的標本。其中的存疑問題，則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解開其未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