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運憲是一位有著豐富創作經驗的老作家，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降，創作年齡長達四十余年。《為了幸福，干杯》《禍起蕭墻》《雷暴》《烏龍山剿匪記》等作品，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奠定了他在湖南乃至中國文藝界的重要地位。頗為難得的是，老作家迄今仍筆耕不輟，頻有新作面世。長篇小說《戴花》是他奉獻給讀者的一部近作。

小說以主人公楊哲民第一人稱敘事的視角，講述了一群大學生進入工廠，投身國家鋼鐵工業建設的一段歷史。

在這個有著作家本人鮮明個人經驗的故事里，作家主要布設了兩條經線來組織情節：其中一條經線，是莫正強、楊哲民師徒倆爭做勞模的“戴花”之旅。它構成了小說的主線，支撐起了整個小說敘事的基本框架。另一條經線，則由男主人公楊哲民及其同學大學畢業，分配至鋼鐵廠之后融入重工業生產和廠區生活的淬煉史構成。在如同鋼鐵熔爐般的淬煉過程中，人物也由此走向不同的未來路向。

《戴花》聚焦至德華電機制造總廠這樣一個重工業單元之上，將敘事的筆墨伸展向人性的層次。首先是作為師父的莫正強。小說里，作家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他這樣一個出身貧苦，本性淳樸，熱愛家庭，銳意上進，卻形象乏善，為人處世也不那么寬厚，心胸有時還有點狹窄，對待自己徒弟亦頗具家長式專制的基層鋼鐵工人形象。

與之相對的是楊哲民，也即小說敘述者“我”，出身勞動模范家庭（有一位省勞動模范舅舅），頗具個人魅力，也有才華，起初并無成為勞模意愿，卻在投身鋼鐵工業生產過程中迸發勞動的熱情，并因工作中發現生產環節當中存在的實際問題，萌生改進生產流程工藝的用心，最終成長為超越師父、靠技術創新贏取集體與個人雙重進步與發展的新一代產業工人代表。

還有姜紅梅的人物形象塑造也較為成功。姜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個人能力較為出眾，故一開始就受到廠領導的重用；為人處世也十分周到，思考問題明辨理性。在和楊哲民的戀愛關系上主動、熱情，勇敢直面個人情感，并不因此攀附權要，委曲求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姜紅梅是男主人公楊哲民的情感和精神導師，是除開莫正強外楊哲民的另一位人生導師。

很顯然，作家在小說人物塑造時，有意從歷史動態的演進或變遷過程，去塑造發展中的人。由這三人性格的趨善，以及楊姜愛情、事業發展的進步，我們甚至可以認定，成長構成了這部小說攸關人性的重要主題。

莫正強以人性的復歸，在犧牲自我利益和榮譽的同時，也淬煉了原本不那么潔凈的靈魂，鍛造出了嶄新的人格；楊哲民在融入熔爐班這個小集體之后，也逐漸摒棄了自己身上清高自負的習氣，經過組織與師父的鍛煉、錘打，最終成長為技術革新能手，成為新的產業骨干；姜紅梅因為對待情感的忠誠，最終揚棄了對父輩的依賴，對權力和安逸生活的貪念，不僅實現了自己和楊哲民在愛情和婚姻關系上的成長，同時也就此塑造了富有主見、任事自為的獨立人格。甚至就連吳啟軍、宋玉香這樣具有人性污點的人物，也在被害與迫害的辯證發展過程當中，淬煉了自我，回復了本心，升華了人格。

如此來看，作家與其說意在展現一段特殊歷史的復雜，毋寧說重在追憶一個特定群體人格精神的淳樸與良善。

水運憲也說自己意在“處心積慮把人物寫好”。在此意義上，小說與其說是一部因為承載記憶而寫就的歷史經驗之書，不如說是因為某種難以割舍的情感而譜寫的天真之歌。

由此再來回顧作家在該小說所作題記——“有些印記一輩子都抹不去。后來才明白，那就是完整的人生”，或許我們再閱讀小說時會生發更多的理解和感悟。很顯然，這種抹不去的“印記”，與其說是歷史的，不如說是情感的。它關乎的是有著和小說人物近似人生經歷的作家本人無法排解故不得不訴諸文字的某種難以明言的情愫，并從小說書寫的維度，見證了作家本人的成長。

當然，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足。筆者以為，其中最突出者，或為作家并沒有將小說人物放置于一個自在且自為的敘事框架當中，沒有賦予人物自我生成的充分的底層敘事邏輯。

比如，小說提到，已知自己即將送評市勞模，且對此熱望已久的莫正強，居然在評審前后的關鍵節點偷錢。偷錢或許作為一種偶然性因素，在某些時刻會出現在他的身上，但在視之比生命還重要的榮譽即在目前的關口，這樣的事件與情節設定，恐怕并不符合這一人物的性格發展邏輯。

再者，莫正強這一人物在小說中，整體精神面相的設定更偏重于悲情，作家卻多有使之丑角化的筆墨，如此也就弱化乃至消解了小說結尾意欲為之塑造的崇高。

還有宋玉香這一知識女性，作家似乎有些刻意地貶低其出身，但她何至于此的行為邏輯并沒有得到較好地展現。這同樣無助于與之對應的正面人物——姜紅梅的性格塑造，反倒是刻意對應似的拔高姜紅梅的出身之舉，使得人物身上本應展現的堅毅、果敢的精神面相，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屈折。

不過總的來看，瑕不掩瑜，小說人物的塑造還是較為成功的，稱得上是作家新世紀以來的又一次自我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