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讓中華文明歷史脈絡更清晰

■李 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1958年國家古籍規劃領導小組成立后，齊燕銘、李一氓、匡亞明等幾任組長發揮領導作用，先后組織制定了6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對我國重要古籍持續開展系統整理。1981年9月17日，以陳云同志系列講話為藍本，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同年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推動我國古籍整理事業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涌現了以點校本“二十四史”、“三全一海”等為代表的古籍整理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進入新階段，開始對有代表性的重點古籍開展深入的整理工作。據《中國古籍總目》統計，我國現存古籍品種已達約20萬種。

2022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此前，古籍辦分片召開了多次座談會，集納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界專家學者的意見，文件修改上報前我也參加了有關討論。可以說這一文件更具權威性，也更反映古籍出版界的現實狀況。同時中央還下發了關于《永樂大典》和敦煌文獻這兩大古籍系統性整理工程的專門文件，綱舉目張地帶動整個古籍界的發展。

按照中央印發的意見，我認為，我國古籍工作將出現兩個新動向：

一是推動傳統文本文獻的整理出版。《永樂大典》和敦煌文獻是文本文獻的兩個代表。以敦煌文獻為例，過去有個說法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這些年經過數代學者的努力，敦煌文獻的整理重新回到國內，我們才占據了研究的制高點。在兩大工程的帶動下，文本文獻的整理出版一定會呈現集成數據化、精審化的新氣象。

二是考古文獻的整理挖掘進入新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探源工作高度重視，對大量古籍整理、考古文物的深入挖掘做出重要批示，帶動良渚、三星堆、二里頭文化等成為新熱點。過去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主要來自文本文獻，實際上作為第二層證據的考古文獻，能佐證很多不足。二重證據法將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現更多佐證史實、生活場景與歷史現場感等新變化。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科技賦能下我國古籍數字化取得顯著成績。特別是中華書局籍合網的建設運營，點校整理后的數字化成果可以直接應用于學術研究，將古籍數字化建設推向一個新高度。

黨的二十大解決了我們“到哪里去”的問題，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獨特的發展道路。同時，我們還要解決“從哪里來”的問題，即歷史的問題。與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傳承有序，突出特點在于歷史從未間斷。我國古籍整理界的任務就是通過上述兩類古籍整理成果發現和數字化推進，使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更加清晰。

出版業對傳統文化的挖掘還有哪些空間？出版是對人類文明智慧成果的總結、傳承和傳播。由于大量歷史文獻被挖掘整理，我們要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對文獻做更深入的研究，具體來講是向兩方面拓展。一是向更加宏觀拓展。“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的發展脈絡經過比較才能更清晰，這就涉及中外文明史的比較研究，甚至延伸到大社會史的概念。二是向更加個體化拓展。現在有些學者研究的東西很微觀、很具象，這在過去也提倡，但由于歷史資料的局限，沒能做得很好。比如地域史研究，要分區域，有大量地方志、史料筆記做佐證，但地域只是其中一方面，更加個性化的研究還有宗族研究、族譜史研究以及更加細微的個案史研究等。

以上兩方面的拓展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領域，也會帶來很多變化。站在未來的角度看，這些變化會豐富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個脈絡，豐富我們的歷史研究。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認識。這可能需要時間，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拓寬和縱深的趨勢。這也是我們古籍整理界、出版界的責任和貢獻所在。（田紅媛 采寫/整理）

趙劍英：創新形態形式，讓古籍“活”起來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田紅媛

2022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趙劍英表示，古籍保護、研究、整理、出版等領域備受鼓舞，反響熱烈，極大地激發了古籍界的工作熱情。《意見》印發后古籍界的新氣象新變化主要有四點。

一是黨政有關部門、圖書館、高校等科研單位、出版社以及相關媒體組織開展了眾多學習會議，匯聚古籍行業發展合力，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高質量發展。如《意見》印發當月，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即在北京大學召開落實《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座談會；《藏書報》開辟多個專欄，邀請專家就古籍工作撰文。

二是古籍出版隊伍進一步壯大，校企合作加強。傳統古籍出版大社進一步發展古籍業務，許多出版社成立專門的古籍出版部門。記者了解到，經過統籌醞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已于2022年7月成立古籍分社，將古籍出版作為重要的出版板塊，立項并陸續出版了《中國哲學典籍大全》《今注本二十四史》等拳頭產品。

三是古籍的社會關注度極大提升，古籍大眾化進程明顯加快，跨領域合作、多媒體手段助力古籍傳承。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古籍事業，初步營造了全社會共同關心支持古籍工作的良好氛圍。如字節跳動與北京大學合作研發古籍數字平臺建設，并聯合國家圖書館建設“《永樂大典》高清影像數據庫”；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摩點發起《復刻大觀園：紅樓夢立體書》與《紅樓夢》初版封面紀念版組合的眾籌活動；大型古籍今注今譯項目持續推進，如中華書局《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今注本二十四史》。

四是古籍整理出版的結構不斷優化，除傳統文史典籍外，中醫藥文獻、科技文獻、方志文獻、出土文獻、域外漢籍、少數民族文獻整理均衡發展，重復出版的現象得到一定遏制。如中華書局提出了“調結構”的思路，保質量，出精品，不簡單追求規模；上海古籍出版社也計劃加強地方文獻、古代科技典籍、傳統醫籍等的整理出版。

在這樣的新形勢下，我國古籍事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同時也面臨著新任務。趙劍英表示，當前我國古籍事業主要有兩方面工作：古籍文獻的保護整理和傳統經典的大眾傳播。相應的突出問題便是古籍整理的水平質量和古籍傳播的方式手段問題，需要盡快完善古籍工作體制機制，健全標準規范體系，推動古籍類通俗讀物研創出版。

“古籍整理是個慢工細活，從底本選擇、標點句讀、校勘記撰寫乃至注釋翻譯，都需要專業扎實的學術素質。”趙劍英舉例道：“古籍譯注類圖書最考驗作者的學術水平。目前市場存在大量應注未注、陳陳相因，甚至句讀錯誤、版本低劣、學術質量堪憂的古籍譯注產品。”他還提到，不論是出版單位，還是項目審批部門，都傾向于成套大書、叢書的出版，但往往投入資金、人力甚多，成果卻未必如預想。另一方面，一些通俗古籍讀物過度迎合大眾“淺閱讀”需求，出現內容庸俗、剪裁失當的問題，造成優秀古籍類通俗讀物缺少。

因此，趙劍英呼吁學界、業界加強交流，共同建立符合古籍整理規律的科學成熟的古籍整理出版規范和項目驗收標準。各科研院所應結合自身學術背景、成果積累與研究特色，有針對性地挖掘與開展古籍研究工作，避免重復性研究。業界要加強人才培養，打造專業的古籍出版隊伍，力爭在古籍出版的熱潮中獨樹一幟、創造精品，以培養良好的古籍出版風氣，提升古籍出版品質。

立足時代需求，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深入挖掘和闡發，是古籍整理出版的應有之義。趙劍英表示，一要創新傳統文化通俗讀物出版形式。著力開發經典文獻，面向大眾讀者，推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的古籍及傳統文化作品。二要重視古籍形態傳承，復刻出版善本古籍，充分展現古籍的傳統文化價值。將古籍出版與雕版印刷等非遺傳承相結合，還可以設置面向社會的古籍制作體驗活動。三要創新形式和傳播途徑，推進古籍融合出版，推進館藏善本電子化工程，助力古籍研究。積極開展與圖書館的交流學習，共建古籍資源平臺。利用現代科技和信息手段，創新融媒體多形式出版，推動精品古籍走向大眾。

盡快推進古籍保護立法

■陳紅彥（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

古籍是承載中華文脈的載體，是先民生活的記錄，也是現實生活的源頭，古籍保護有針對載體本身的原生性保護，也有以文獻遷移、利用、活化為特征的再生性保護，可以用多種形式將古籍中的內容、思想甚至古書的美潤物細無聲地植入生活、美化生活、化育民生，提升社會的文明程度。

古籍具有文物特性的同時，還具有書的特性，保護的同時，需要傳承、傳播、利用，實現讓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服務現代社會建設的作用。古籍多為紙質，具有退行性改變、易損、不可再生等特性，使用中需要科學有效保護。

古籍保護工作的瓶頸與機遇并存。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在近十幾年的古籍保護工作中，取得了成績，也遇到了瓶頸。難點主要是管理模式、人才隊伍、經費、保護與利用的矛盾等問題，尚未形成古籍工作需要的科學保障體系；法律的缺失造成經費無法保障，珍貴古籍與公藏機構擦肩而過，流入民間管理不善造成損毀；管理不善造成評審為國家珍貴古籍的藏品流到市場，丟失損毀，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2022年中辦、國辦發布《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古籍工作迎來難得的歷史機遇。從法律層面上對當前已經在實踐中證明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規范進行確認和完善，建立長效機制，長期科學有效發展。對機構、個人不利于古籍安全傳承利用的行為，進行警告、處罰、制裁，責任清晰，賞罰分明，形成愛護古籍的自覺，很有必要，也正當其時。

推進古籍工作盡快立法。基于以上種種，我提出四方面建議：一是推進古籍工作盡快立法，以法律手段規范古籍的存藏利用，讓古籍工作有法可依，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可持續發展。二是立法全覆蓋古籍工作的全生命流程、保障古籍在正確的保管利用手段下安全傳承，同時合理利用，彰顯文化大國實力。三是各級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按比例提取專項經費，用于古籍工作，使古籍工作開展可持續有效。四是對從事古籍工作的機構和人員給予基本保障和政策支持。各級各類機構及人員，共同執行古籍相關法律，以法制的力量保障古籍的有效傳承，應該是新時代古籍保護工作的特征。

張自成：立足本職崗位，推動行業發展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田紅媛

在擔任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的5年里，張自成圍繞文物保護，針對革命文物、科技運用、社會力量、部門協調合力、工作規范有序等，先后提交了近10份提案。其中《關于提升文物減災防災能力的提案》榮獲全國政協2022年度好提案。立足專業和本職崗位，張自成一直全身心投入到履職當中。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我重點關注兩個領域，一是文物保護，二是全民閱讀。”據張自成介紹，今年他圍繞黨中央關于文物保護利用傳承的決策部署，已就加強文物保護執法能力建設和直接責任落實提交了提案。持續關注閱讀，原因在于閱讀是出版業生存的基礎，閱讀存在，出版業就會存在。同時他也提出，出版界要圍繞公眾和學界閱讀需求和形態變化，及時應對，提供優質的內容供給和知識服務，這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

2022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對古籍工作存在的一些問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古籍相關工作者深受鼓舞、深表振奮，對推動古籍整理、出版、保護大有裨益。

“文件出臺后，古籍出版熱情和積極性高漲，重大出版項目、大眾讀物的策劃力度明顯加強。”張自成還提到，目前古籍界也存在一些問題，學界業界應加強協作溝通，扎實做好計劃，從源頭抓起。例如，考古發掘出土簡牘后，從保護和清理簡牘到專家學者整理簡牘、編完書稿，最后到編輯出版，要有相對準確的時間表，環環相扣，才能真正把計劃落實，保證出版的高質量。其中，簡牘等出土文獻的整理質量是關鍵，整理和出版是一家，應圍繞整理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出版計劃，給整理者以足夠的時間和尊重。

談到出版業近年來的發展，深度融合、人才培養、電商平臺生態是繞不開的話題。張自成對此也尤其關注。他表示，當前出版融合發展局部探索多、整體推進弱；數據驅動、技術支撐、產品優先模式，以及數據資源處理和開放共享，多種形態的知識服務，尚任重道遠。出版社領軍人才、復合型人才緊缺；出版人待遇普遍不高，人才流失嚴重。另外，盜版猖獗、電商折扣沖擊等對出版業影響巨大，必須加大打擊和管理力度。規范電商平臺行為，加強技術手段運用，對明顯低于市場價的圖書限制上架。規范出版物定價和折扣行為，新書上市一年內限定折扣，做到線上線下同價，保障出版社正當利益和實體書店生存空間。

《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中明確了這一時期的重點任務，其中“壯大數字出版產業”是張自成特別關注的部分。他表示，壯大數字出版產業關乎出版業的未來，希望有關部門從戰略謀劃、內容建設、技術支撐、重點項目、人才隊伍、保障體系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加大對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支持，優化國有資源配置和開放共享，促進出版業從“產品生產”向“知識服務”轉變，推動出版業的業態轉型升級和深度融合發展。

“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是人民政協新的重要職能。圍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是政協委員的重要任務。”張自成表示，作為文旅系統和出版界政協委員，他將繼續圍繞行業發展難點、痛點，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及其他形式，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建議，為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發展壯大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委員簡介】張自成，男，編審，文物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十三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其提出的《關于提升文物減災防災能力的提案》榮獲全國政協2022年度好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