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名詩名城的探訪線路，繼續往深處去。在江南經濟文化帶中占有重要席位的鎮江、常州、無錫、江陰諸城，又是另外一番唐詩風景。

一

鎮江市在唐初為潤州，屬丹陽郡，開元、天寶年間為江南東道十八州之首，與揚州市隔江相望。因其毗鄰金陵（今南京市），居東，故唐代人也時常把如今鎮江市的名勝古跡都歸為金陵。宋王楙《野客叢書》引唐張氏《行役記》，說甘露寺在金陵山上，即今鎮江境內。唐趙璘《因話錄》說李勉至金陵，屢贊招隱寺標致，此寺亦在鎮江境內。唐詩人寫詩也多把鎮江境內者題為金陵的。

鎮江既無揚州的繁華商業，也無南京的厚重歷史，它主要是一座碼頭城市，可以說是唐代長江第一渡口，留下了許多唐詩名篇。鎮江又多寺廟，如著名的金山寺、甘露寺、招隱寺、定慧寺等錯落有致地散布其間，故城中、渡口、江邊、山麓梵音裊裊，鐘聲悠揚，又為此城平添幾分特色。

唐人描寫潤州的詩，以張祜、許渾諸家居多，其次則為王昌齡、王灣、孟浩然、杜牧、韋莊等。張祜最喜歡這一帶，曾多次游覽潤州名勝，寫有《題潤州鶴林寺》《秋夜登潤州慈和寺上方》等詩，晚年還看中丹陽曲阿的環境有南朝遺風，遂筑室定居，還寫詩極言潤州風物之美。他寫潤州的經典是五律《題潤州金山寺》：“一宿金山寺，超然離世群。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云。樹色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翻思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詩中“朝市”一作“城市”，二聯皆為名句，為歷代所傳誦。詩人在潤州城里過得并不如意，故有“翻思在朝市，終日醉醺醺”之句，言其失意潦倒之狀。明人邢昉《唐風定》贊嘆：“后人不復能措手，幾同崔顥《黃鶴》矣。”元代方回《嬴奎律髓》甚至認為“此詩金山絕唱”。稍后的孫魴似有不服，也寫了一首同題五律：“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后更無人。”此詩末尾大有挑戰意味。孫魴雖不如張祜有名，卻也有人將二詩并列，頗有并駕齊驅之意。清胡壽芝《東目館詩見》云：“金山寺，唐人以張祜、孫魴為第一，自余皆莫出其范圍矣。”明人郎瑛《七修類稿》雖也說張、孫二詩“皆號絕唱”，“但孫詩似夸，則不當也”。平心而論，二詩相比，孫詩似遜一籌。

二人都寫到江邊渡口的特殊景致，這讓我不得不提張祜的另一首名詩《題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兩三星火是瓜洲。”詩中的“金陵渡”和“金陵津渡”，即鎮江的西津渡，與江北的瓜洲渡遙遙相對，隔江相望。

在張祜筆下，夜色中的渡口有一種寂靜之美，但在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中是另一番景象：“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原名西北樓，遺址在今鎮江西北，王昌齡當年任江寧丞，故留下此作。詩中寫友人辛漸兩夜“入吳”，詩人去渡口接送，臨別時又在芙蓉樓設宴為之餞行，囑托告慰“洛陽親友”，依依深情與張祜的寂寞愁緒大有區別，兩詩各有情境，皆為鎮江增色。

鎮江有座北固山，地處東北江濱，三面臨水，北臨長江，山壁陡峭，形勢險固，因此得名“北固”。在唐以前即為名勝，自盛唐詩人王灣寫了《次北固山下》一律，名氣更大。詩云：“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此律中二聯為名句，一問世便有轟動效應，宰相張說甚至親手抄錄，掛于政事堂內，“每示能文，今為模式”。清人馮班則推此詩為“北固山絕唱”。

至此，唐代潤州的渡口風光和寺院梵音幾乎已被唐人寫到極致，等到宋人辛棄疾等來此，雖寫下了《永遇樂》《南鄉子》諸名篇，留下“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諸名句，那也都只有懷古的份兒了。

二

常州市在鎮江之南、蘇州之北，古稱昆陵，東晉末年改名晉陵，隋改晉陵郡為州置，故隋唐時多稱常州郡，治所在今常州市，所轄范圍包括今天的常州市區、無錫市區以及武進、江陰、宜興等地。唐代詩人游歷了廣陵、金陵、潤州，南下吳郡、越地，要途經昆陵，故在當地也留下一些詩篇，而凡涉及今無錫、江陰的詩作也一并在此論列。

常州的知名度遠遜揚州和南京，又無鎮江的城市特色，故對其城池風貌的描寫在唐詩中并不多，我們只能從一些詩人的詩篇中窺見一二。如竇群客隱于常州時，就曾與友人在慧山寺賦詩題壁，又如常州東郭的水西館常被唐人寫到。李紳在《毗陵東山》中寫道：“昔人別館淹留處，卜筑東山學謝家。叢桂半空摧枳棘，曲池平盡隔煙霞。”詩前有小序云：“東山在昆陵驛，南連水西館，館即獨孤及在郡所置。荒廢已久，至孟公簡重修，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玩。”獨孤及為唐代著名散文家，曾任常州刺史，既然水西館為其“在郡所置”，故應處常州城東面。此外，常州城東尚有建元寺，李紳另作有《建元寺》，前有小序云：“寺在常州東郭，松扉竹院，各在岡阜，地甚疏通，連接郊外。”詩中有“江城物候傷心地，遠寺經過禁火辰”諸句，都是對常州寒食日的描寫。李紳之后，張祜也來此地，寫下了《題常州水西館》：“隙地叢筠植，修廊列堵環。樓臺疏占水，岡岸遠成山。盡日草深映，無風舟自閑。聊當俟芳夕，一泛芰荷間。”凡此均可蠡測唐代常州城東的大致風貌。當然，我們從張祜的《投常州從兄中丞》、劉禹錫《寄毗陵楊給事三首》、許渾的《常州留與楊給事》諸詩中，也可探得一二。

無錫在常州的南面，唐時屬常州管轄。無錫惠山當時便為風景名勝，作為無錫人的李紳自然寫得多些，如《重到惠山》《卻望無錫芙蓉湖》等，唐末皮日休則寫了《惠山聽松庵》等詩。關于無錫的詩作，多寫山景而不及城市，張祜的《題惠山寺》則略有涉及：“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生斜竹，重階夾細莎。殷勤望城市，云水暮鐘和。”其中三、四兩句為名句，清王士禎來此游覽題句“山色上樓多”，即從中分韻而出。然而從城市詩的角度加以考察，最妙的還在末尾“殷勤望城市，云水暮鐘和”。據《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惠山寺，在無錫縣西五里。”在此遠眺無錫縣城，可說恰到好處，一目了然，故詩人頻頻眺望，從登山到日暮遲遲不愿離去。可惜暮色將臨，云水之氣漸為凝重，城市面貌已模糊不清。而今唯有鐘聲相和，想必順風寧靜之時，鐘聲定會傳播到無錫城內。

江陰市在常州之東，臨長江，唐時也屬常州郡管轄。對于江陰的城市風貌，唐詩中記載更少。幸虧中唐詩人李嘉祐在擔任江陰縣令（759年至761年）期間在此寫下一些詩篇。如《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思爾欲辭官。”首聯寫城中居民的住家多在江邊，鱗次櫛比，與江北的海安城遙遙相對，接下來寫此地的氣候多變和濕氣之重。

李嘉祐是北方人，不習慣這里的氣候，故結尾有辭官的想法。由于當時正逢安史之亂，不僅中原遭難，戰亂不止，百姓紛紛南下避亂，就連江南一帶也受影響，民生凋敝。這在李嘉祐的《自常州還江陰途中作》一詩中也有所反映：“處處空籬落，江村不忍看。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寒。黃霸初臨郡，陶潛未罷官。乘春務征伐，誰肯問凋殘。”這是詩人從江陰去常州訪友或述職歸還江陰途中有感而作，前四句極寫沿途所見荒涼景象，連個人影都沒有，只見“花色慘”，只聞“鳥聲寒”。沿途如此，城中自然也不盡如人意，故末尾詩人希望朝廷“乘春務征伐”，能早日平息叛亂和戰爭，不能讓這種凋殘景象繼續下去了。李嘉祐是“大歷十才子”之一，其寫江陰的詩在當時就獲盛譽，如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云：“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譽……如‘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又‘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

如果說“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句是李嘉祐在江陰留下的名句，那么“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二句則是張祐在無錫留下的名句了，二者都為唐代常州郡增添了詩的絢爛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