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建森：歐陽老師好！祝賀您的《江山如此多嬌》獲得了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這部報告文學作品聚焦貴州的五個貧困地區，以此為縮影，記錄了貴州脫貧攻堅的艱辛歷程。您為什么選擇這些地區作為切入點？

歐陽黔森：貴州是中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其貧困人口之多、搬遷人口之多名列全國前茅，在國家14個特困連片山區中，貴州的武陵山脈山區和烏蒙山脈山區榜上有名。截至2020年底，貴州923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66個貧困縣全部摘帽、9000多個貧困村全部出列、192萬人搬出大山。我常年在脫貧攻堅一線走村過寨，與老百姓們促膝談心，進行了細致入微的田園調查，以眼見為實的采訪見證了“精準扶貧”帶給山鄉的巨大變化。

之所以選取烏蒙山脈、武陵山脈連片貧困區域中的畢節市赫章縣海雀村、遵義市播州區花茂村、遵義市正安縣紅巖村、銅仁市萬山區朱砂鎮、安順市紫云縣沙坎村作為重點書寫對象，是因為這五個村莊濃縮了貴州脫貧攻堅戰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比如在海雀村，我看見連綿不斷的群山綠樹成蔭，當年光禿禿的山頭和大風一起就沙塵漫天的情景已經不復存在，森林覆蓋率從5%上升到70.4%，不毛之地變成了生機盎然、郁郁蔥蔥的生態之地。海雀村的奮斗歷程，濃縮了國家脫貧攻堅戰的奮斗歷程，也是中國農民堅韌不拔、生生不息向貧困宣戰的一部史詩。海雀村有222戶居民，原來大多住茅草房，年人均收入只有33元，說是饑寒交迫并不為過，如今家家住上磚混結構的黔西北特色新民居，人均收入上升到1260元，年人均占有糧食從107公斤提高到495公斤，這樣的數字令人驚喜也令人震撼。

花茂村的脫貧致富，只需從這幾個數據就可以看出來：2012年花茂村外出務工者多達1200余人，村中出現大量留守兒童及空巢老人；5年后，花茂村各項產業得到健康發展，外出打工者也逐漸回到村里，現在外出務工者僅有200余人。現在花茂村有1345戶人家、4950人，人均收入14119元。花茂村原名“荒茅田”，意指貧困荒蕪的地方，如今這里成為了遠近聞名的“生態美、百姓富”的模范村莊，來到這里，就給人一種“換了人間”的感覺。

在沙坎村、朱砂鎮、紅巖村的數十次采訪，我都是在震撼中度過的。作為作家，我一般不會輕易使用“震撼”這個詞，因為有些眼睛所見的震撼，是文字無法充分表達的，僅僅使用“震撼”這個詞來講述，是作家欠“功夫”的表現。如果作家的描寫能夠觸動人的心靈，能夠給人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那一定不僅僅是因為落在紙面上的“震撼”兩字，而是因為作家一唱三嘆的深入講述。

羅建森：在此之前，您的大量創作都是以小說、劇本、詩歌等體裁為主，選擇創作報告文學的契機是什么？

歐陽黔森：是的，在這之前我沒有寫過報告文學。2017年，我正在花茂村創作長篇電視劇《花繁葉茂》，接到了《人民文學》編輯楊海蒂的電話，她約我寫一篇有關花茂村脫貧攻堅的報告文學。我當時第一反應是拒絕，一是那時我正在寫電視劇本，確實騰不出手，二是我沒有寫過報告文學，怕辜負了約稿。可楊海蒂并不放棄，在她的勸說下，我只好答應。

既然答應了，就要寫好，所以在花茂村做了細致周密的采訪之后，我開始寫作《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這篇報告文學。這一寫，才知道要寫好真難，我曾開玩笑說，我寧愿寫3集電視劇，也不愿意寫這么一篇報告文學，其花費的精力是幾集電視劇所無法比擬的。作家嘛，講好故事是基本功，而電視劇就是講好一個故事，有時候被逼急了，兩天就能寫一集電視劇，而這篇1萬多字的報告文學，我卻花了近20天時間，逐字逐句琢磨，而那些支撐報告文學的數據，還要運用得當，否則就成了“報告”，而沒有了文學。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是報告文學的靈魂，如何讓數字靈動起來，閱讀起來不顯得枯燥乏味，這是我需要思考和解決的。文章寫畢后，在《人民日報》整版發表（標題為《花開有聲》），幾天后又以原標題在《人民文學》2018年第1期頭條發表。在《人民文學》的再次邀約下，我又創作了以烏蒙山區為采訪對象的報告文學《報得三春暉》，在2018年第3期《人民文學》頭條發表；創作了關于武陵山區的報告文學《看萬山紅遍》，在《人民文學》2018年第9期頭條發表，后被當年《新華文摘》第24期全文轉載。之后我又陸續寫了報告文學《悠然見南山》《江山如此多嬌》，分別在《人民日報》《中國作家》《人民文學》上發表。

羅建森：您認為報告文學和其他文體創作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對寫作者有什么特殊要求？

歐陽黔森：報告文學最大的特點是非虛構，是要注重細節的真實。記得習近平總書記在花茂村調研時講過：“黨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鄉親們是哭還是笑。”這句質樸的話，可謂是擲地有聲、振聾發聵。理解了這句話，我在走村過寨的采訪中，便始終堅持一條這樣的原則：不管是誰提供什么樣的資料、素材給我，不到一線進行眼見為實的訪問，決不引用。善于觀察洞悉是一個作家的基礎本領，你是皮笑肉不笑，還是發自肺腑的笑，我當然感受得到其中端倪。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堅持與每一個相遇的貧困戶促膝談心、交朋友。可以這樣說，我到過無數貧困村，見過無數貧困戶，只要與他們拉開話匣子，我就沒有見過愁眉苦臉的人，他們燦爛的笑容真真切切地感染了我，我的笑便也燦爛起來。有了這樣的笑，我想無須再多說什么，此時與他們分享幸福和獲得感，比什么都快樂。

羅建森：在采訪和創作的過程中，讓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是否有感到困難的時刻，或者感到欣慰的時刻？

歐陽黔森：記得有次到貴州省正安縣采訪，得知這里的一個搬遷安置點很不錯，我便突然提出要去看看這地方，讓接待方有些措手不及。這是我一貫的采訪原則，即“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另外，我采訪的線路和目的從不提前告訴當地的朋友，在沒到采訪地之前，無論誰問我采訪對象和目的，我都堅持不說，只說“到了再說再商議”。這樣做有可能會讓人產生誤會，可我還是愿意這樣做。我只是希望用我習慣的方法進行采訪，雖然看起來隨意性很強，但我卻樂此不疲。

深入生活是我工作學習的常態，我喜歡與老百姓打交道。所謂“打交道”，其實就是一個溝通和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使我愉悅。而這份愉悅，只有深入老百姓中才能體會到。我的愉悅來自于他們的愉悅，而他們的愉悅來自于黨的政策、黨的關懷、黨的溫暖。在采訪過程中，體會最深的是與老百姓促膝談心時，他們的表白是質樸的，質樸的表白卻令人震撼，這些話語至今在我耳邊回響，讓人聽后內心不由得升騰起一種對共產黨的熱愛之心和敬佩之情。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花茂村采訪時，有一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跟我說：“辛苦了共產黨，幸福了老百姓。”老人家的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細想起來卻一點都不簡單，因為“辛苦”和“幸福”這兩個詞，代表了這一時期黨的形象和老百姓的感受。如果不是身臨其境，如果不是和老百姓促膝談心，我就聽不到這樣純樸的心聲，而老百姓這樣真實的心聲給我帶來的不僅是心靈的震撼，更是靈魂的洗禮。

我在采訪和創作的過程中，沒有感覺到有困難的時候。我曾經說過一句話，地質隊員都當過，還怕搞寫作嗎？報告文學于我而言是一種新的文體，是一種新的嘗試。欣慰的是，我的嘗試獲得了讀者的認同。

羅建森：您的文學創作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時代性，勾勒當下時代的畫像是您的創作重點。每個創作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如何處理個人和時代、理想與現實之間關系的重要命題。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您的創作理念是怎樣的？

歐陽黔森：我想，如果一個作家，身上只帶著汽車尾氣，下到田間地頭后也只是隨便逛一逛、看一看，再進村里吃一頓農家樂，然后抹抹嘴巴拍拍屁股走人，這樣走馬觀花，是永遠不可能寫出真正貼近百姓生活的作品的。真正的作家，只有充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寫出“沾泥土、冒熱氣、帶露珠”的文章，這就要求作家在人民群眾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消化完了，才能使生活變成深刻的情節和動人的形象，才能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也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激蕩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