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藝術中的精品力作，之所以具有深刻而持久的感染力，因為它是藝術家的人格外化、性情流露，亦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時代風氣的注釋、民族精神的承載，有些還隱約留下了歷史的擦痕。抒發家國情懷的宏大敘事，一經流傳便融入主流話語，但信手拈來的珠璣小品，往往更能彰顯作者的天性真情。也因此，當我們站在藝術家的小件佳作前，總會感到撲面而來的溫熱氣息，仿佛汗澤與呼吸，那么的親切，那么的和藹，那么的真實。

一通信札，一條題簽，一張扇面，一枚便條：“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再比如張大千親筆開出的菜單：“姜汁雞去骨、嫩苜蓿炒雞片……”人情世故，音容笑貌，風土人情，時尚潮流，硯邊余墨，耐人尋味。

尤其在書山亂疊的文人案頭，筆墨紙硯、水丞硯滴、鎮尺臂擱、筆架印盒……猶如萬水千山的鋪陳，涌動著云蒸霞蔚的氣象，給青燈黃卷的筆墨生涯平添了不少情趣，恍若雪壓青松時款款飄來的一抹暗香。

在書畫家眼里，文房用品應是曲徑通幽、漱石枕流的極妙載體，可詠、可志、可書、可畫，因其逼仄而一逞劍走偏鋒之凌厲，因其峻峭而一展猿臂輕舒之矯健，論及材質，又因金、玉、石、角、陶、瓷、竹、木等各顯媸妍，須借助丹青妙墨賦予它們詩情畫意。

刻銅是一門古老的藝術，也是中華文明園圃中的奇葩。銅刻源自鏨花，發軔于青銅器時代，源遠流長，幽光熠熠。最早的銅刻可以從青銅彝器的銘文中一窺奧秘，唐宋以降，以銅治印逐漸式微，但以繪畫為底本的銅刻藝術如銅板、銅牌、佛像等樣式隨之問世。它們多為線刻，挺拔而雋美。

在世界文明進程中，勤勞智慧的中國人為世界奉獻了許多開創性的生活器具，又因在關鍵時刻吸引文人的熱情介入，移詩詞書畫于器物之上，注入了精氣神韻，提高了文化品位，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物以人貴，人以物傳。比如紫砂壺、家具、刺繡、玉器等，就因為有了金手指的“點撥”而成為獨特的藝術品。

刻銅藝術發展到清末民初迎來一波中興，刻銅藝術以墨盒、鎮紙等文房用品最為常見。文人墨客借此來勾留一種文化生態和心情，在心底與外來文化進行輕微而堅貞的抵抗。因為刻銅器物與文人目光對接，朝夕相處，手摩心馳，偏能寄托志趣，怡性悅情。所以文人書畫的刻銅，經藝人匠心的再造，在方寸曲直之間，完成心心相印的對話，使原本尋常的工藝品“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升級為具有獨特審美價值的文房雅玩，其文化含量遠遠高于西方的墨水瓶、鵝毛筆和裁紙刀。

陳三立、傅沅叔、袁寒云、陳師曾、姚茫父、齊白石、陳半丁、溥儒、吳待秋、吳湖帆等藝術大家的積極參與，推動了刻銅藝術的發展，甚至連梁啟超也與姚茫父有過一場無聲的“二重唱”，用他的如椽之筆在方寸之地盡興揮灑。一首小詩、一句雋語、一葉小舟、一椽茅屋、一拳丑石、一剪寒梅，文以載道，詩以暢懷，清雋飄逸，回味無窮，為這門亦小亦美的小眾藝術增添了勃勃生機，茂樸雅意。今天，刻銅文玩在藝術市場上不再孤芳自賞，回望先賢，重返墨池，也被青年一代書畫家供養在案頭。最能衡量其價值的就是與士林的緣分深淺及所體現的美學價值，簡而言之，即為歷史性、藝術性和珍稀性。

浙江海寧刻銅藝術家孫夢臣先生，早年潛心研習書法繪畫和篆刻，有著扎實的筆墨功底與審美修養，從事刻銅藝術也有十余年，從摹刻近現書畫家作品入手，得窺堂奧，勇于精進，不懈努力，成績斐然。十幾年前初試啼聲，與著名畫家韓羽、武懷一等合作過數十件作品，別開生面，神清氣爽。后與浙江畫院數位書畫家合作十分和諧，與浙江畫院姚曉東的珠聯璧合，助他漸入佳境。近年來，夢臣與韓天衡、劉一聞、陸康、徐云叔、陳茗屋、裘國強、周柬谷、何兮等海上名家合作，桃紅李白，氣象一新，集腋成裘，蔚為大觀。

身為江南人，孫夢臣個子不高，身板單薄，像個白面書生，但他的腕底功夫相當了得，兩三寸長的小鋼刀自己打磨，用起來得心應手，鼓風聚云；鐫刻時需要手臂、手腕、手指的通力合作，在體現大寫意效果時才需要借助小錘子有彈性地敲打。他深切體會到：一件合格的刻銅作品，絕不是簡單的臨摹或刻鑿剔刮，既要忠于原作，又不能淹沒刻銅藝術的本體性，運刀貴在穩、準、狠，線條貴在健、厚、重，效果貴在發散文人氣、隱士氣、金石氣，著力抵抗、消解刻板的匠氣和冷淡的、光滑的、機械的“塑料感”。在操作中，必須做到刀法聽命于心法，心法與刀法的融會一體，才能力發于腕而傳遞于刀，刀入銅則力施之于線條的點劃及虛實。一筆一畫、一石一木、一枝一蔓，都得借用得體的運刀和手法，讓線條充滿張力、動感和飽和度，唯有如此，才能完成作品的二度創作，展現妙墨神韻。所以，刻銅藝術應該是筆與刀的“合謀”，是藝術家之間氣息相通、心有靈犀的“探戈”。

刻銅藝術因為有傳統文化的深厚背景，使我們在欣賞之時，情不自禁地陶醉于一字一句、一草一木所承載的詩情畫意，感動于中華民族的道德力量和人性光輝，它們如明燈一般照亮著詩和遠方，還有游蕩于蒼茫之間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