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說創作，法國作家杜拉斯有個獨特的觀點：“寫作并不是敘述故事，而是敘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時敘述一切，是敘述一個故事同時又敘述這個故事的那種空無所有。”徐坤的長篇小說《神圣婚姻》，毫無例外地詮釋了這一點。乍看故事寫的是婚姻，深入品讀后會發現，婚姻不過是作者用的“障眼法”：她以婚姻為單位探討個體與城市進擊、時代對話，以及沉積在日常中的時代嬗變，試圖找尋到婚姻中恒定的東西。從布局、音調、細節、語言層面看，這部長篇力作具有開拓和創新的雙重文本意義。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創作《廚房》，到2008年出版的《八月狂想曲》，再到這部直面新時代現場的《神圣婚姻》，徐坤每回出場都給人以不同的新鮮感，怪不得作家王蒙稱贊她“雖為女流，堪稱大‘砍’”。然而，“變與不變”的辯證邏輯背后，是她身上特有的“野生動植物”氣質。這種氣質是對作家的一種高難度挑戰，既要寫得好看，又要不斷出新，意味著技術和語言的雙重突圍。徐坤從不怵頭，加速、轉彎、跳躍、回旋，用速度覆蓋空間，凸顯人物內心劇變，她似乎樣樣在行。小說開篇寫道：“許多年以后，程田田仍會清晰回憶起2016年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個晚上，她行色匆匆追到北京，就為聽孫子洋親口說一聲結束他們之間的戀情。”既交代了女一號、男一號，也很好地點出了主題要旨，破碎的情感乃是人生悲劇的底色；同時，一個“追”字，把沈陽、鐵嶺、北京、澳洲等地關聯起來。作者以一對年輕人的分手帶出親友圈子里形形色色的婚姻異變，看似寫都市情感和心理矛盾，實際上是反映社會變革和時代向前歷史漩渦下的精神困境。

婚姻是外衣，內核是人性。掩卷而思，小說內部設置極為講究，上部為“市民的狂歡”，圍繞于鳳仙和孫耀第的婚變，下部為“精英的抉擇”，聚焦薩志山和顧薇薇的婚變。凡俗與神圣之間的拉扯，字里行間埋藏著沖撞與對峙的角力、鄉村與城市的差異。從細節方面論，伴隨人物的輪番出場和地點的騰挪轉移，情節畫面如臨其境，給人以代入感和共鳴感，且注重前后呼應的完整性。比如，在順義后沙峪顧薇薇家里，當律師的她向毛榛灌輸恒價物的理念，“婚姻殺手可真是太隱蔽了，我要給婚姻和愛情這種變幻莫測的東西，找到對沖風險的恒價物。”誰能想到，丈夫薩志山為了逃避十年之癢，離婚后去了安嶺掛職，工作中不幸犧牲，留下未婚妻呂蓓蓓和未亡人顧薇薇。幾個月后，顧薇薇出席國際燈會項目剪彩儀式，虛擬的薩志山出現在大屏投影上，他生前的遺愿得以實現。這樣的場景令人落淚，又深受感化。

正如樊梨花登門平息家事是事先寫好劇本，從事編劇的徐坤更是深諳此道。她曾創作話劇《性情男女》，劇中的人物沒有壞人，但存在各種問題，小說里的人物也是如此。她最高妙的地方在于把話劇思維有機融入小說里，“快閃”“留白”“移步換景”等運用的爐火純青，剪裁恰到好處，避免拖沓乏味，語言急風驟雨，增強了審美張力和精神快感；另一方面，于紛繁變革中直擊情感隱痛和社會陣痛，既有海歸青年、北京外鄉人、城市高知的生存困境，也有鄉村振興、脫貧攻堅、支教、文化振興等新時代火熱現場，展現了體制改革語境下現代人的面臨的復雜情境。這樣就不難理解，“神圣婚姻”何謂神圣了，一來寓意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包容，才能使婚姻圣殿屹立不倒。正如毛榛離婚時把沒有內頁的紅殼子結婚證帶回家壓在箱底，意味珍藏一份曾經的美好；二來指向生命個體的自我回歸，在沖撞中修行，在痛苦中成長。作者借毛丹之口道出婚姻的真諦，“婚姻是什么？愛與背叛、別離相輔相成，時時發生。每個人還是過好自己最為重要。”

眾語喧嘩的網絡時代，《神圣婚姻》是一貼“清醒貼”，也是一劑“強心針”。每一部長篇小說都會有作者的影子，因為切膚痛感，所以真實動人。結尾處，支教結束的程田田回到北京，與潘高峰相約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等待著那一神圣時刻”，從解構神圣到重構神圣，作者完成了自我的飛躍和圓滿。這是致敬王蒙《青春萬歲》里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何嘗不是對現代人的愛情和婚姻深深祝禱？

（《神圣婚姻》徐坤/著，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