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陜西旬邑西頭遺址出土的陶器刻劃符號與陶文。 　　

圖②：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出土的玻璃制品。 　　

圖③：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的陶器口沿。 　　

圖④：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出土的佛像殘片。 　　

圖⑤：山西興縣碧村遺址出土的陶器。 　　

圖⑥：河南開封州橋及附近汴河遺址的瓷罐。 　　

圖⑦：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出土的較晚階段石制品。 　　

圖⑧：河南偃師二里頭都邑西北部出土的帶漆陶片。 　　

圖⑨：河南安陽殷墟商王陵及周邊遺存出土文物。 　　

圖⑩：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的3號碼頭復原圖。 　　

以上圖片均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推介活動辦公室提供

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等10個項目入選。其中，多項考古發現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二里頭、殷墟等著名考古遺址的新發現引人關注。這些發現是過去一年田野考古的杰出代表，以更加生動的筆觸，描繪了中華文明史。

3月27日至28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在京召開。本次活動共收到32個參評考古項目，經過初評、終評等環節選出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其中，多項考古發現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

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山西興縣碧村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布局、河南安陽殷墟商王陵及周邊遺存、陜西旬邑西頭遺址、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河南開封州橋及附近汴河遺址、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10個項目入選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

多項成果為城市建設中的重要考古發現

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位于貴州貴安新區馬場鎮，為配合貴州醫科大學新校區一期項目建設，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對該墓群開展了全面考古發掘，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類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要收獲。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周必素說，大松山墓群是貴州已發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一處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區兩晉至明代墓葬發展序列，為貴州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樹立了年代標尺。

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西約100米為唐代渤海國時期城址溫特赫部城，西北約4公里為唐代渤海國都城東京八連城，遺址現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考古人員對遺物進行了全部采集，其中編號文物16306件。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解峰說，考古發現的2號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國高等級佛寺，為研究我國唐代高等級佛寺平面布局、建筑組合、建筑結構及探討我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南開封州橋是北宋東京城御街與大運河（汴河段）交叉點上的標志性建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海旺說，州橋石壁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北宋時期體量最大的石刻壁畫，從規模、題材、風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時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規格和雕刻技術的最高水平，填補了北宋藝術史的空白，見證了北宋時期文化藝術的發展高度。

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在基建考古工作中被發現，主要遺跡有古城水陸城門相關建筑遺存、8座碼頭、1條木棧道、多組干欄式建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并出土沉船2艘、數以10噸計的宋元瓷片以及漆木器、琉璃、磚雕等大量遺物，各類遺存年代跨度從北宋延續至民國，尤以宋元為主。溫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梁巖華說，朔門古港遺址是迄今國內外海上絲綢之路港口遺址最為重要的考古發現，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處理好考古發現和城市建設的關系，受到了關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貴安新區大松山、溫州朔門古港等考古發現，都是在城市建設中的重大考古發現。當地為了保護考古遺址，做出很大努力。

“老”遺址考古再添新成果

在十大考古新發現中，二里頭、殷墟等著名考古遺址的新發現，引人關注。

位于河南洛陽盆地中東部的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300萬平方米。自1959年以來，考古工作發現了主干道路網絡、宮城等重要遺存，確認它是中國青銅時代最早具有明確規劃的大型都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海濤說，2019年以來，考古人員展開新一輪發掘，發掘總面積5000余平方米，取得重要突破。新發現的主干道路及其兩側墻垣，揭示二里頭都城為宮城居中、顯貴拱衛、分層規劃、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多網格式布局，這是二里頭都城布局考古中的一項重大突破。

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啟動了商王陵及周邊區域的考古勘探，先通過勘探尋找小屯宮殿區到王陵區之間的干道，其次搞清商王陵區的范圍，后續搞清洹河北岸地區的功能區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說，綜合多重因素可知，兩個圍溝與商王陵園有明確關聯關系，屬于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這些發現改變了商王陵園的格局，將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時，也為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2018—2022年，西北大學、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陜西旬邑西頭遺址進行持續考古發掘工作。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院長豆海鋒說：“我們先后發掘南頭、魚嘴坡、尖子、上廟、斜圳5個地點，發現仰韶、龍山、先周、西周、漢唐等各時期遺存，共發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陶窯、房址、灰溝等各類遺跡40余座，出土陶器、銅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專家指出，這些“老”考古遺址的新發現，也說明了考古理念、考古事業的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發展，考古工作不斷深入、不斷精細化。

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實證

在十大考古新發現中，不乏世界級的發現，為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實證。

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因為曾發現兩具約100萬年前的直立人頭骨化石（俗稱“鄖縣人”）而聞名，是一處集古人類化石、古動物化石和石制品為一體的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鄖縣人”3號頭骨是一個世界級的發現，對百萬年的人類史，尤其是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距今1.1萬—1.5萬年，在發掘紅燒土堆積過程中，于趙家徐姚村西發現一處距今1.31萬—1.33萬年的臨時性活動營地，至少有火塘3處，圍繞火塘發現遺物1000余件，以動物骨骼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殼制品。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趙益超說，趙家徐姚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為理解農業起源過程中的人類行為、技術選擇、生態位構建、景觀變遷及社會組織模式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全新視角，從認識上改變了東亞地區農業起源模式的觀察視角，從而更深刻地揭示了東西方農業起源路徑的差異。

碧村遺址位于山西省呂梁市興縣碧村村北，西距陜西省神木市石峁遺址51公里。截至2022年底，遺址共計完成發掘面積6000平方米，較全面呈現了各階段聚落范圍、核心區布局和城門結構，基本明確了遺址的興衰歷程，出土一批頗具特色的陶器和制作精美的骨器及玉石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華夏文明研究所所長張光輝說，碧村遺址是晉陜大峽谷東岸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一座史前石城，與同期盛極一時的石峁古城遙相呼應。遺址占據河套石城文化圈向中原過渡的前沿要地，是揭示天下萬國時代北方與中原之間文化交融、展現以中原為中心的中華多元一體文明形成軌跡的重要窗口。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說，2022年，中華文明探源第五階段研究、“考古中國”18個重大項目統籌推進，254個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系統實施，1432個基本建設考古項目高效開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新發現新成果。入選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是過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以更加生動的筆觸，描繪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康一帆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