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寫了《老板不見了》，百分百的男性視角，寫的是放縱與平衡。2022年，我寫了《金農的水仙》，依舊是百分百的男性視角，寫的則是克制與約束。坦率地講，這個故事主要講的就是一個男人四十歲之后的“慌張”與“放下”，同時想表達的是，人不應為物所累，這世界從來就不是人擁有了物，而是物倒過來擁有并記錄了人的情感和記憶。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張冬心，其名字脫胎于清代大畫家金農的號“冬心先生”，我把他定位成現在最時髦的所謂“財務自由”人士，一個多金的單身中年男人。這個人設，無疑是都市人茶余飯后最喜歡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仿佛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實現了“財務自由”這般最實在、最確定的事情，方能對抗未來各種不可預知的不確定。事實上，男性內心的恐慌和害怕也是層次很豐富的，尤其是感覺一過了四十歲的檻兒，“慌張”明顯多了起來。這其中有對年齡的擔心，既談不上年輕但又說不上老，半吊子卡在中間，著實尷尬。還有各種世俗的標尺，比如身體、金錢、權力、名望，包括對于各種物品的擁有程度和鑒賞程度，都明晃晃地擺在眼前。同時，鑒于各種不同的職業身份，男性對于安全感的體會也不盡相同。有一種觀點，認為女性對于安全感是極度需要的，其實，男性又何嘗不是呢？尤其是在處理男女情感關系上，“慌張”從來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當男性多有忌憚的時候。

男性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會有很多小秘密，就跟女性成長過程中的那些小秘密一樣，細碎。但進入成人社會之后，隨著欲望的放大、男性意識的擴容，各種男性特有的隱秘便會越積越多。而能量越大的男性，這些隱秘的能級，就越有可能被成倍放大。但有時候，隱秘被撕開之后，會讓人驚訝為何如此不堪。男人看男人，若覺得不堪，那一定是粗糙和低級疊加在一起了，特別是再同其表面上所謂的身份地位一對照，這種不堪的感覺會變得極其強烈。

你不惹是非，是非卻會惹上你，這是主人公張冬心的現實經歷與內心寫照。我感覺這次寫張冬心，包括寫到小說里的其他支線上的男性，與三年前《老板不見了》里的那些男人想比，雖然降維了一個層級，但寫得更真實，把“害怕”寫了出來。小說里，張冬心對“死黨”馬成功說“這人啊，受點限制和約束，其實挺好的”，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只不過，限制是外在的，克制才是主觀的、自覺的。

至于女性角色，《金農的水仙》里的李可白和《老板不見了》里的姚婷婷，有一些相似之處，就是她們對于自己要過什么樣的生活，始終都是清醒的，也都有一定的主動權。當然，這個小說里，我覺得寫得最好的一個女性角色，是端木，一種更灑脫又點到為止的女性代表。

2019年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因為我重新撿起了停擺了將近十六七年的文學創作。而當《老板不見了》在2020年正式出版發表的時候，很多朋友私下里對我說，你應該繼續寫下去，但你太忙了，我們覺得你下一部作品不曉得猴年馬月了。的確，我太“忙”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里，一個閑散的文字都沒有寫過，我自己也覺得，大概不大會有整塊的時間和閑心來寫東西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時間到了2022年的4月，我所生活的城市突然“靜”了下來，徹底“靜”了下來。過去完全被各種“忙”填滿的時間，瞬時空出來一大塊，而且是一大塊接著一大塊，我心里頓時沒著落了。感謝文學創作給我提供了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是虛構的，但又是現實的。于是，我再次拿起了筆，在紙上涂涂劃劃，人物框架、故事主線與副線，全部安排妥當。4月9日動筆，4月26日收筆，完成了初稿，這就是整部小說的創作時間跨度。

小說《金農的水仙》，純粹是一個意外的收獲，但我就是喜歡寫這種“即時的當代生活”。我對現實社會的運行規律有興趣，也有體驗，而用虛構的小說故事記錄當下生活的典型特征，無疑是一種挑戰，但值得去做。寫作的整個過程，是十分充實和滿足的，讓我體會到了文學創作作為“個體行為”的特殊魅力。

最后，我想說的是，在那段特殊歲月里，有好幾位朋友給我提供了寫作的幫助與支持，比如對于金農資料的整理，對于金農畫作的認定，尤其是當“水仙”的立意被確定下來之后，整篇小說終于“活”了起來。另外，我要感謝葉康寧先生所著的《風雅之好：明代嘉萬年間的書畫消費》一書，原本我是把這本書當作業務用書來閱讀的，沒想到全書讀完，其中講到的明代嘉、萬年間《清明上河圖》假畫案，對這次小說創作起到了“開竅”的作用。在現實生活中，我并不認識葉康寧先生，但我覺得，通過閱讀的方式與作者建立某種“精神上的聯系”，是同作者進行交流的最好方式。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期待大家在讀完《金農的水仙》這個小說之后，能有所收獲。這是我作為作者最大的喜悅，而且我從內心深處認為，這種交流方式，是十分奇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