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輝，一九七五年生人，土家族，湖北省建始縣人。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詩刊》《民族文學》《芳草》《作品》《飛天》《西藏文學》等報刊，部分作品被收入年選，有詩歌作品被選入教參資料。曾參加援藏工作，期間組織編撰的報告文學集《格桑花盛開的地方》獲西藏自治區第六屆“五個一工程”獎。

婚 事 （節選）

黃國輝

我給葛林打電話的時候，他好像正在跟他的女朋友小蘇拌嘴，電話那頭兒的氣氛從手機聽筒里鉆出來，我分明也感到了緊張。他呼呼喘著粗氣，語氣也是硬邦邦的。

“哥，沒啥給我媽捎的。我經常給她打著電話呢，你去你的就行了。”然后就成了嘟嘟的忙音。

葛林是四姨的獨子，這幾年在中關村打工，干著“碼農”的活兒，比我這個當編輯的富裕不少，可我總感覺他有些不太長進。他時常帶著女朋友來我家蹭蹭飯，小蘇人很大方，他卻顯得緊張局促，好像他倒是被帶到我家的陌生人。而且每次來，打扮新潮的小蘇和不曾見換過幾次新衣服的他總讓我產生一種強烈的錯覺，他如同把自己長成了路邊一朵能反復開花的蒲公英，絨毛但凡長齊一點兒，準會被一陣風吹走，他便又干癟如初。

說起四姨，她在母親姐妹里是老幺，就是最小的，年齡比我只大七歲，從小在我眼里她就像個姐姐而不是姨，格外親。后來她嫁到鄰村，葛林五歲的時候，四姨父——我們那兒叫四姨爹出門打工，車禍離世。肇事者賠了二十萬，錢卻被公公婆婆把在手里不放，說是家里老大沒了只能指望二兒子，錢要留給二兒子蓋房。四姨爹的死，終于使婚后在婆家受盡委屈的四姨把她原本被捆綁住的要強個性釋放出來，拽著葛林頭也不回地回了娘家，并且發誓再也不邁進婆家一步。后來婆家想孫子，來回爭吵幾次，還勞動了兩邊的村干部，四姨仍不為所動。再后來，眼見二兒子吊兒郎當指望不上，婆家反過來又念四姨的好，軟下身子來求。那時葛林馬上要上學，花費漸大，四姨確有些窘迫，便回了一句話：事兒到了這份兒上，絕不再回婆家。要見孫子，就把賠償款拿出來，至少十萬。自己一分不要，保證全花在孩子身上。婆家為孫子心切，才勉強答應。后來葛林就經常在兩個村里來回跑。但說起來，他在情感上始終還是要與我們這些四姨家的人更親近些。

葛林大學畢業到北京打工，四姨囑托我照顧，她交代的事兒，我從來不敢含糊。當然，這也是母親交代我的。

雖然每年過年我都回縣城里的父母家，但總是匆匆忙忙，細算起來，我已有快十年沒回過蘆嶺村了。這次休假正好趕上母親要單獨回蘆嶺，我便答應她一起去。我知道，其實母親是希望我去的，她心里總有些做母親的虛榮，我這個在北京吃了二十多年公家飯的兒子，比起她的兄弟姐妹們那些散在各地打工的后生們，生活未必最為富足，但面子上一直光鮮得多。

從去年開始，經過鎮里的火車在那里新設了站點，我便買了直達經停的車票。到站的時候，二舅和四姨陪著母親來接我。二舅開著他的面包車，車門還沒打開，先帶著我繞著車轉了一圈：“你媽專門交代的，讓我把車洗干凈了來接你，你先鑒定一下。”

四姨在一邊笑：“關鍵是你的好車舍不得開來嘛。”母親打圓場告訴我，二舅的另一輛轎車借給他朋友的孩子當婚車了，只能用這輛平時拉貨的車。

“能回村里就行嘛。”說著，她眼角斜楞了一下四姨。

車里果然有一些被香熏掩蓋的淺淡復雜的味道，但開著窗，路邊的風一陣陣掃過，很快就被沖淡，變成了一陣陣山里特有的樹木草叢的清香，還有遠處飄來的一點點炊煙的氣息。一切都還是親切和熟悉的。

與五年前相比，四姨沒有太大變化，她坐在副駕駛位置上，迎著落日的柔光，臉上紅潤而光潔，額頭上只淺淺的幾絲皺紋，并不像一個經歷過多少生活折磨的農村婦女。而且她一路上都是笑吟吟的，嘴角邊的酒窩里似乎有藏不住的東西要露出來。

母親告訴說我們這次去二舅家住。我有些意外，因為以前回蘆嶺，每次都是住在姥姥家。聽說姥姥去世以后，房子留給了四姨。

二舅似乎也估摸到了我的疑惑，回過頭笑了笑：“你四姨那兒不方便。放心，不比你北京的床睡得差！”

四姨沒說話，只假裝輕輕咳了一聲。

倒是母親先問起我葛林在北京的情況，我只說好，說他和女朋友關系一直不錯，說他繼承母親優點的長相在北京那個注重儀表的地方像個香餑餑，不當明星都可惜了。我開著玩笑，想在母親姐妹間找些都能介入的話題，可母親只輕輕哼了一聲。

四姨轉過頭撇了撇嘴：“也就你會說話。你可幫我看好他，別惹事，也別吃了虧。”

聽她這么說，母親似乎又有點兒不高興：“林娃兒一個男孩子惹什么事吃什么虧，倒是你喲……”她欲言又止。

“我怎么啦？我兒子嘛，還不能說說。”四姨噘了噘嘴，語氣里的倔強似真似假，倒使從小到大幾乎從來沒見四姨跟母親紅過臉的我一時不知說什么。

母親平時最疼的就是這個小妹，特別是老人去世以后。見她硬起來，也不再說什么，只歪著頭看窗外。四姨也癟著嘴，臉上的酒窩更深了些，讓我忽然想起“少女感”這個詞兒來。在母親面前，她和我一樣，一直是個孩子。

我有些不明就里，只能跟車晃，火車上本來攢著的困意這會兒也找了個縫隙，偷偷從身體里漏掉了。

二舅家房子是新的，他在家人的微信群里曬過開工和竣工的視頻，但真見到時我還是為它裝修的考究吃了一驚。條件確實比姥姥家那時的舊房子要好很多，有專門的客房，一水兒一米八的大床，每間客房都有單獨的衛生間。我覺得到的不太像記憶里那個蘆嶺農村。

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飯，母親便要帶著我去遠近的親戚家認門，說十多年變化太大了。我說我想先去看看姥姥的房子。從小跟姥姥最親，她去世時我又不在。但我看出母親似乎不太愿去。

好在我自己也還認得方向。路并不遠，慢悠悠遛著也就十五分鐘。姥姥的房子在村子主干道的路邊，一米來高的土坎上，屋前有一個足夠停上三五輛轎車的場壩，那是我們小時候玩耍的地方。過去是就著路邊的斜坡墊上土石找平夯實的，現在已經做了水泥硬化。

四姨正坐在場壩中間，往兩根拇指一樣粗的麻繩上別剛摘下的煙葉，準備掛起來晾干。遠遠看見我，她連忙起身，從堂屋前的屋檐下搬過一把椅子來，說：“來來來，我們就坐場壩里吧，今天天氣好！”

我在老房里轉了一圈。四姨說姥姥去世以后還是稍微整葺了一下，原來右廂房邊上連著的老土屋拆掉了。我記得那間土屋，母親說我當年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從屋里出來坐下，四姨捧著一杯茶水遞到我手里。抬頭看看天，剛才淡淡的陰天此時微微有了些陽光，但不熱，一點點小風吹著，這要在北京，也確實是適合找個露天的場所喝咖啡聊天的天氣。

四姨問：“林娃兒沒給你添什么麻煩吧？”

我說：“四姨您說哪里話，他這么大的小伙子，工作也不錯，能給我添什么麻煩？我也頂多偶爾叫他一起吃個飯，多的也照顧不上。”

四姨又問：“有半個月他都沒和我視頻了。他那個女朋友怎么樣？姓甚子來的？”

葛林說他平時啥都跟四姨匯報，女朋友的姓卻沒有？不過對這類事，我從來都不敢替別人太多傳話，總擔心哪天有了變化便敷衍不過去，于是仍舊只說姓蘇，只說好。

椅子有點兒矮，四姨的坐姿蜷曲著，說話間，她兩次伸直腰，用手捂了捂腹部。我問她：“您不舒服？”

“她哪里不舒服哦，”母親的聲音忽然從身后傳過來，不過真正嚇我一跳的，是后面這句話，“她懷小娃兒噠！”

我問母親怎么來了，母親又慢悠悠地補了一句：“還不是怕你走錯路，怕你被你的新姨爹拐走噠。”她隨手拽過一把椅子靠著我坐下。

剛剛照在場壩里的幾塊太陽的光斑迅速挪了挪位置，忽然又隱去了。天上好像瞬間跑來一群愛看熱鬧的云，光線倏地暗下來。四姨臉色如常，嘴角動了動，又沒擠出什么詞來，便轉身去堂屋里倒茶水。背影里飄過一句囁嚅不清的話：“姐姐你莫當著外甥這么說！”

“那還有啥不能說的，當著林娃兒我也這么說。”母親語氣軟下來，話卻仍有些不依不饒。

四姨端著茶杯邁出堂屋，看了看我，忍住話頭，側身去邊上搬了把獨凳放到母親面前，把茶杯放上去，坐下來接著別她的煙葉。

我此時早就陷入對“懷娃兒”和“新姨爹”的好奇里了，臉上自顧自地笑。母親卻似乎因為我沒有與她的責難保持一致的表情而有些惱怒。彼此沉默了半晌，她才重啟話頭：“司萍，你跟你外甥說說吧。”尚司萍是四姨的名字。

“說就說，我外甥是北京來的，甚子世面沒見過，難不成還不講道理？”四姨的話像敲在鐵板上一樣當當作響，但頭也沒抬一下。

于是我才知道，兩年多以前，地處深山、風景環境都很不錯、又特別適于消夏的蘆嶺村搞項目開發，吸引了國內的幾家大地產商來投資，準備在村東地勢平緩的山凹里建一片休閑住宅區。我對那塊地方還隱約有些印象，原來是一大片玉米地，間雜著一些石荒地，確實是山區里難得的平緩地帶。

四姨給我看了她用手機翻拍的項目設計效果圖，還真很有些看頭，這四周的大山做底，農村田園鄉居的風格，頗有世外桃源的味道。能想象，交通方便，高速和鐵路都已經通到了鎮上，到村里的三十里路也全是新鋪的柏油路。而且相鄰不遠就有好幾個風景區，已經給縣里的旅游攢足了口碑，自然也成了這個項目最好的環境背書。

項目開工很快，施工隊前前后后來了幾百號人。蘆嶺村一下就熱鬧起來。

我想，難怪這一路走過來聽到很多外鄉口音。

于是有很多工程隊就到村里找出租房，見給的價格還不錯，四姨便也當了一次房東。我插嘴問二舅家怎么沒出租，四姨說他小氣，越富越小氣，不過他也不在乎這些錢，“新房子嘛，也舍不得給外人住。”

母親似乎對話說得太長半天說不到重點不太滿意，叫我別打岔，指指四姨：“讓她說完。”

然后四姨家就住進來三個人，一個姓鄧的包工頭帶著兩個年輕人，四姨叫他老鄧。老鄧是從重慶酉陽出來打工的，什么都干過，按他的說法，這幾年開始當個小包工頭，比年輕的時候踏實些，不再單靠賣力氣了。他開始在浙江干了幾年，后來想離家近些，便就著酉陽周邊的地方干。兩個年輕人一個干電工，一個干水暖，是他老家的遠房晚輩親戚，中專畢業來投靠他，他就一直帶在身邊。

按談好的，四姨把老房西邊那一半房子都讓給了他們爺兒仨，鍋灶也分開使，各管各的飯。姥姥去世以后，四姨一直是獨居，偶或有人來借住，也是父親母親這樣的親戚們。這次一下來了三個陌生男人，可以想見當時的別扭。四姨說，二舅還曾勸她干脆把房子整租給他們，自己到他家去長住，可是家里還有三頭豬仔，姥姥留下的老屋讓一幫子不知底細的外鄉人住著，她又著實不放心。

不過慢慢地四姨發現，她的租戶人都不錯，特別是老鄧，照四姨的話，并不太像個包工頭。老鄧人很厚道，在租費上從來不拖不欠，和兩個晚輩之間和和氣氣，倒是不太主動和四姨說話。兩個年輕人從工地上回來有時還多少會有些牢騷，老鄧卻始終樂呵呵，從來沒見發過脾氣。四姨也悄悄問過年輕人，他們卻說，鄧叔在工地上板正得很，剛開工不久就趕走了一個干活吊兒郎當的瓦工。

時間再長些，四姨和老鄧之間慢慢話也多起來。老鄧每次只要發現四姨家里有活兒，農事家務，但凡能上手的，也不再見外，一準兒招呼倆年輕人一起幫忙，鋤地松土、剁豬食、挖土豆、扒玉米、收煙葉的事，還都得心應手。再后來，四姨爽快勁兒一上來，干脆就一氣兒管了早晚飯，省得他們上工回來還要另起爐灶。老鄧推辭半晌，最后商量把自己三人的生活費折進去提了點兒租金，這才答應。

在蘆嶺村，農家的生活習慣基本就是兩頓飯。一早起下地干活兒，日上三竿，便是早炊四起的時候。然后繼續是一天的農活兒，到了傍晚收工后，就是堂屋里一家子家長里短的時候。兩頓飯一包，四姨的生活章程也就得跟著改，早餐早起，晚上不變，中間時間太長，午飯免不了總要將就一點兒。更大的變化在于，在一起吃飯，聊天說話的機會就更多了，于是四姨知道老鄧是離過婚的，他老婆跟著一起在外面打工時候認識的包工頭跑了，當然那時候老鄧還不是包工頭。老鄧人老實，跟女人說話一直不那么自如，很長時間以后才問起四姨家里為啥沒個男人，四姨也就如實說了。結果老鄧沉默半晌，說他知道四姨爹出事那次事故，那時候他在相鄰的礦上，后來轉去在建筑工地上謀生。那天在唏噓之中，四姨竟然又掉了幾滴多年沒有的淚。

四姨性子雖然剛強，經過這些年，對男女感情也早就淡了，但老鄧卻不經意地讓她僵硬多年的內心有了些松動。那天的眼淚，她后來一直覺得，有一半是為跟她促膝而談的老鄧流的。經此一次，兩人慢慢竟有了默契，互相再見，眼里的柔情也多了起來。但這層窗戶紙最終卻是被年輕人幫著捅破的，他們那一陣要不借口在外邊吃飯，要不說工地上有活兒沒干完，總是有意把時間和空間留給他們，而且作為后輩的善意玩笑，讓一對中年人的情感在笑罵中越扎越緊。語言和生活習俗上的相近，使四姨和老鄧之間的融合迅速而熱烈。就在上個月，四姨與老鄧領了結婚證。

母親說：“你們也太有主意了！長姐如母啊，都這么長時間了，也不讓我知道，這會兒娃兒都有了。”

四姨低聲回她：“你以為我前一陣緊著讓你回蘆嶺來是為啥，不就是想跟你說嗎？這個事電話里一兩句又說不清。”她一只手里捻著兩片煙葉的根莖，另一只手將盤繞在一起的麻繩擰開一道縫，插進去，又再拉拉緊。然后抬頭看著我，“就怕你媽不高興，這幾天老鄧他們幾個人都在工地上湊合著住，說一定等你媽點頭了再回來。”

我捧著杯子對母親笑：“看樣子您這長姐反倒像個封建家長，新郎官都躲著您——就算四姨自己不說，連二舅三姨也都不跟您說？”

四姨說，是她不讓二舅和三姨告訴母親的。她把手放在嘴邊，一擠眼，假裝悄悄地說：“雖然人親骨肉香，我可知道你媽比你姥姥還古板。”

母親當然聽見了。該跟二舅三姨發過的脾氣她早發過了，自己是個古板的人，這點她自己也承認，倒是“人親骨肉香”這幾個字似乎讓她很受用。

冷冷地坐了半晌，我幫著四姨捋了一會兒煙葉。母親在一邊靜靜地喝茶，不時看看手機上的時間。

我問四姨：“葛林知道不？”

“他上次回來見過老鄧，還說老鄧人蠻好。不過結婚從來沒跟他提過。這種事，越親的人就越覺得在電話里說不出口。”四姨當然不是在刻意奉承坐在旁邊的母親，但我聽出了她此時心里最大的一絲擔心。母親把頭偏向屋前的那片煙田里，右邊嘴角不經意地向上翹了一下，帶出一抹藏不住的滿足。

巧的是，葛林的電話恰恰就是這時候打過來的。

“林娃兒……嗯，好著呢，我知道你那邊忙，沒事……你倫哥到家了，就在這兒呢。他替你捎給我的圍巾收到了。北京生活花銷多，就不要給我亂花錢了……我剛才還在問你和小蘇怎么樣了……錢也攢著點兒……啊，好，你跟他說。”

四姨把手機交給我的時候，捂著話筒，語氣輕得像蚊子：“你幫我給他說一下？”看得出她眼里從未有過的緊張。

我輕輕一笑，拿著手機走到了旁邊的煙棚下，煙棚上面掛滿了已經扎好的一條條煙葉。

葛林說謝謝哥。我說：“別謝，我告訴你個事兒，你琢磨琢磨。”

“你是說我媽的事兒吧？和老鄧結婚的事兒。我早知道了，二舅前一陣子跟我說了。老鄧上次回去我見過，人不錯。”葛林的開明沒有讓我覺得意外，反讓我替母親多了些難受。可能在二舅眼里，母親也是個不太容易做通工作的人，所有的信息真的都是刻意避開了她。

葛林說：“其實我那天是想和小蘇一起回去的，票都訂好了，結果公司恰恰有事，臨時變化。我也想回去看看我媽。”

他話鋒一轉：“哥你讓我媽放心，我舉雙手支持。”

他問我覺得老鄧人怎么樣，我說還沒見上面呢。他說這一兩天就趕回來，讓我把電話給他媽。

四姨接過電話時，我沖她笑了笑，她神情里的緊張瞬間就被蕩平了。

沒幾分鐘，四姨掛掉了電話，此時她已是藏不住的歡喜：“林娃兒說今天就去請假，他要回來！”

“他說，他聽我的。”四姨這句話沖著我說，臉上卻掛著一點兒頑皮，好像那些詞語碰在我身上，拐一道彎又向著她的大姐、我的母親大人懷里撲過去。

夜剛黑下來的時候，四姨一個人樂顛顛地跑到二舅家，說老鄧回家了，明天想請大家一起到家里吃飯。

那時候我們正湊成一桌打麻將。自從上午知道我和葛林的態度都站在四姨那邊，母親臉面上維持著的尊嚴已經像一面正在融水的冰墻。面前的麻將更像替她擋話的擋板，她兀自摸牌打牌，一句話不說。

我用手理著牌，一邊連忙舉手：“我去，我要去認認四姨爹。”

二舅把頭晃來晃去，好像頸椎有些不舒服的樣子，借著這個勁兒，他挨個兒在我們臉上把神情抓準了，才拿胳膊肘捅捅靠他坐下的四姨：“你把大姐拉去了，我們都不是問題。”

母親早先在鎮里讀到高中畢業，后來到城里工作時又自學了本科。姥爺過世早，其他幾個兄弟姐妹大都剛讀完初中就輟學了，蘆嶺的老村長都說，母親是村里他們這一輩里最有文化的人。她工作早，出來掙工資幫了家里很多的忙，在尚家人眼里，姥姥去世以后，母親就是這個家里的頂梁柱、主心骨。經世多年，被苦難鍛打出來的性格里自有她的執拗與堅持，當然，她也一直以了解家鄉的世故人情自詡，在弟弟妹妹們面前，長姐的尊嚴肯定是要有的。

倒是我看得淡然，這種尊嚴只是一層窗戶紙，哪有那么多講究。我開著玩笑給她提醒：“對面的老母親，給點兒面子吧，您這一手好牌，打出來大家高興高興。”

三姨連連點頭附和，四姨眼巴巴地望著。

母親摸了一張牌，拿在手里摩挲著，眼神盯在牌桌中央，但心思似乎并不在該打哪一張上。忽然，眼角就涌出一滴眼淚來。

四姨一下慌了：“大姐，你哭什么嘛！”

母親扯一張紙巾，擦了擦眼角：“司萍啊，你曉得我最心疼你。媽過世的時候，在我跟前交代得最多的就是你，生怕你受欺負，我跟她說放心，我們都互相照應著呢。我們兄弟姐妹幾個，有一半在外面，一半在村里，我照顧不著，也還有司玉和司安呢。”

三姨和二舅附和著：“是嘛是嘛。”

“要是早十年，我倒是想催著你嫁，不過那時候媽還在，你要照顧她，葛林也小。說實在的，我覺得現在有點兒晚了。我擔心的是，你都四十八的人了，還得再經回生娃娃養娃娃的苦，那個鄧什么為啥不替你考慮呢。”母親的語氣慢慢又硬起來。她一向如此，她把擔心都放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卻總看起來冷冰冰的。但她的態度恰到好處，她的擔心和慈軟都墊在了話里，讓大家多少輕松了些。

“大姐，娃兒是我想要的。領了證的，我們又不怕別人嚼牙幫骨（即嚼舌頭）。原來嘛四十七八生娃娃鄉里人都還當笑話看，現在又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且我也跟你說了的嘛，他沒有讓我跟他回重慶，他也愿意上門，就留在這邊。他是個老實人，你放心嘛。”四姨摟著母親的肩膀寬慰她。上門，就是入贅。

緩了緩，牌局繼續。母親有些心不在焉了，隨手扔出一張二筒去，像在生這個二筒的悶氣，又像是在為自己剛才那滴眼淚懊惱：“司萍你回去跟老鄧講，明天我們幾個都過去，也算先認認親。不過這也不算，你們的事不能太簡單，就這一兩個禮拜，我出錢，請幾個幫工來，在家里擺幾桌，把該請的都請回來。雖然都是二婚，也要按新事喜事來辦。”

四姨本來想再說些什么，我看見二舅又拿胳膊肘碰了碰她，她便沒言語，只把頭輕輕向母親的肩膀靠過去。

四姨離開以后，氣氛越發輕松，話便更離不開她的婚事了。三姨告訴母親，老四早就已經開始給鄧家人納鞋子了。按老家風俗，女方出嫁，是要給男方家每個人納一雙千層底布鞋的。盡管現在鞋是早就不缺了，但習俗還在。后來我再去四姨家，看到她干的活兒主要就是納鞋了。她坐在門檐下，身邊背簍里的布鞋都冒出頭來，經過的村民們打著招呼，也心知肚明，這消息就像喜鵲一樣，一下子飛出好遠。

老鄧就是第二天去四姨家吃飯時見到的。他個兒不高，人很結實，面相老實，話不多。兩個年輕后生很機靈，一個也姓鄧，另一個姓李。照說像老鄧這樣一個小包工頭，煙酒是離不了手的，他卻都一點兒不沾，而且兩個年輕人經他管著，也節制得很。我說他當包工頭應酬應該不少啊，他就笑。他說他過去一般都是酒局完了管送人回家的，而且確實喝不了，一般的場合也沒人強迫。實在拗不過去的時候，他手底下有個瓦工，酒量大得很，靠他。

母親那天吃完飯回來說：“老鄧，這人還行。”

…… ……

（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