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至1911年4月，東北暴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鼠疫，6個月里，有6萬多人死去。這段慘痛的往事，以及醫學博士、“鼠疫斗士”伍連德的名字被歷史銘記。但像伍連德這樣的大醫，對其記述主要是在一些學術專著和一些非虛構回憶錄里。2022年9月，作家馬伯庸推出最新長篇小說《大醫》，再現晚清一群“蒼生大醫”的故事。用文學追蹤歷史，用通俗藝術表達深刻思想，是馬伯庸最擅長的事情。通過高超的敘述藝術，將像伍連德這樣的“大醫”們從故紙堆里顯影到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中，是馬伯庸這次寫作的殊為可貴之處。出版方透露，上部《大醫·破曉篇》上市一周就破1000萬元銷售額，下部《大醫·日出篇》預計11月底出版。

參觀華山醫院院史館

起心動念寫“大醫”故事

馬伯庸的寫作路子是擅于在歷史素材中尋寶，挖掘和捕捉歷史的某個耐人尋味的真實細節當成寫作的“藥引子”，然后發揮自己的理解、想象和表達力，重構成篇。這種路子非常符合一個高度職業化作家的定義，其作品數量高產，質量穩定。

2017年，馬伯庸受邀到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為職工做一場文化講座，順便參觀了院內的院史館。他驚喜地發現，這個院史館不簡單。館內的歷史文獻、照片和少數文物等，在其他人看來，或許會覺得枯燥。但天生就是吃歷史小說這碗飯的馬伯庸，卻從中敏銳地嗅到歷史與文學結合散發出的魅力氣息。在他看來，幾乎每一件都能勾連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聯成一條隱線，與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如影隨形，“作為一個創作者，尤其是一個歷史小說創作者，我感覺到，這絕對是一個上好的題材。想想看，從一家醫院或一個醫生的視角，去審視那個時代，這是一件多么令人興奮的事。”

2019年12月31日，他把《兩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給編輯，甚至沒等到第二年的新年，就急不可待地打開一個新文檔，鄭重其事地敲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幾個字，正式動筆。他要講述近代中國第一批紅十字會醫生在亂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

歷史上中國多次面臨公共衛生危機，曾有許多白衣俠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拯萬民于水火。可是當馬伯庸把自己搜集來的素材講給周圍的人聽，很多人聽完后都感嘆一句：“原來還有這樣的事情。”這種反應又催生出一種奇異的責任感，促使他決定寫下去，“既然我接觸到這些資料了，既然我也被他們感動，為什么不把這種感動傳遞出去呢？”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中寫道：“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這段話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是一致的。馬伯庸意識到，醫生的品德與責任，是所有人類文明的共識。這更促使他把《大醫》完成。

“時間限定”寫作技法

再現三位少年醫學生的成長

整部書主線是幾位少年醫學生。一個是在日俄戰爭中死里逃生的東北少年，一個是出身上流社會的上海少女，一個是在倫敦公使館里跑腿長大的廣東少年，3個出身、性格、際遇各不相同的年輕人，因為一份清朝政府加入國際紅十字會的電報，產生了命運的交集，他們選擇了同時踏入一所剛剛成立的醫院，從此進入沉浮跌宕的醫海生涯。

在清末的大變局時代，3位醫生所在的這家醫院先后多次組織隊伍參與上海鼠疫、皖北水災、武昌起義等抗疫救災活動。百年前的時局跌宕起伏，他們互相扶持，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和險境。馬伯庸巧妙地將3個主人公的命運牽扯進這些真實的歷史事件中，從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漸成長為出色的醫生，也見證了這家醫院的誕生和發展，以及中國近現代公共慈善醫院及醫療的起步。

馬伯庸善于使用“時間限定”這個技巧。比如《長安的荔枝》是寫在唐代的11天把新鮮荔枝從嶺南運到長安；《兩京十五日》里，當朝太子朱瞻基要在15天里從南京趕到北京；《長安十二時辰》的故事則在唐朝天寶三年元宵節的12個時辰內上演。

這次也不例外。年輕醫生們執行第一次任務收治皖北水患的災民時，他們就面對一個極限挑戰——在6天內查清災民們身上是否攜帶傳染病的病原。醫療小隊面對成百上千的災民，問診、取樣、化驗、細菌培養、顯微觀察……一番抽絲剝繭的推理后，終于在最后關頭靠專業和智慧找出了疫病的元兇。

醫療細節的描寫

讓馬伯庸愁得幾乎禿頭

《大醫》將筆觸伸進了一個作家很少觸及的全新領域：中國近代醫療史。跟一般歷史不同，醫療的專業性很強。沒有任何醫學背景的外行，怎么寫好內行的細節呢？馬伯庸很快意識到，自己低估了這個題材的創作難度。他在創作后記中透露：“單單醫療細節的描寫，就讓我愁得幾乎禿頭。”

馬伯庸沒事兒就去華山醫院找醫生朋友聊天，他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關資料都掃蕩了一遍，翻遍了學術文庫、二手書市場和各地圖書館，還進入華山醫院的舊檔案庫。從清末出版的《藥學大全》到20世紀60年代的《赤腳醫生手冊》和《農村常見病防治》；從余新忠先生的《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到馬金生的《發現醫病糾紛：民國醫訟凸顯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從《吳淞衛生示范區檔案》到《紅十字會歷年征信錄》……一一啃過后，他甚至考慮過找個醫科大學報一門基礎課，學上一兩個學期。

因為寫小說，不光要了解正確的醫學知識，還要知道一些錯誤或者過時的醫學知識。每一個時代的醫學發展情況都是不同的，以往的醫療理念與我們所熟知的常識可能并不一致，“很多場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現代的正確做法，而是錯誤的處理方式，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馬伯庸說。

他舉了兩個例子：比如輸血，1900年醫療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1911年醫生們才普遍接受輸血與受血血型必須相同的理念。如果要寫1910年一位醫生進行輸血操作，就必須讓他不驗血型，抽出血來就用，而且必須現場抽新鮮的，因為沒有抗凝劑——這在現代醫學觀念里是錯誤的，但這才是那時的真實情況。再比如，1943年盤尼西林（青霉素的舊稱）才在美國實現量產，1945年之前的中國主要是靠磺胺來抗菌。如果他寫一位抗戰義士被醫生打了青霉素，顯然是錯誤的；在1931年墨菲氏滴管發明之前，輸液無法調節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緊急情況的輔助。那種滿滿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針的場景，要到20世紀30年代后才可能出現。

幸運的是，馬伯庸得到了相關專業人士的巨大幫助。比如華山醫院的靳建平副院長非常支持馬伯庸以華山醫院為小說的創作核心，為他提供極其寶貴的一手資料。蘇州大學的池子華是中國紅十字會歷史研究專家，為《大醫》里面的史實細節把關，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審閱報告。中山醫院的楊震醫生收集的華山醫院的就診券、偽滿洲國牙醫的執照、重慶醫科大學的患者名冊、廣州護士學校的畢業合影，也對馬伯庸感受大時代風貌起到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