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歷史與“RPG敘事”

前不久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一個問題，大意是今天的文學創作，要如何消化影視、動漫、游戲的影響。有一位前輩學者回答，這種影響是實實在在的，但落實到創作上，則需要有一個或幾個特殊的作家來實現。這個回答讓我思考良久，直到讀完《大醫》，我感覺馬伯庸應該就是這樣的作家。

表面上看，從《顯微鏡下的大明》到《兩京十五日》《長安的荔枝》再到《大醫》，馬伯庸的故事都脫胎于史料中的反常、空白，或觀察歷史的不同角度。換言之，這些精彩的故事并非無中生有，頗有些“三分演義，七分事實”的意思。

史書就在那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當作家在面對現實題材時，將自己的腦子的筆下的故事一樣絞得枯干乏味時，為什么不去看看妙趣橫生的歷史？后來我意識到，不是誰都能把歷史故事寫出當代意義上的“好看”。

從歷史中發現故事并不難，每一件值得記載于史書的事情，背后都有無數文學層面的巧合、沖突、欲望、情緒。但如何將它們真的變成有血有肉的作品，引得讀者欲罷不能同時又承認“改編”不是“亂編”，則很有難度。

馬伯庸成功的訣竅肯定在于下“苦功夫”，一如《大醫》后記所說，用一年半將民國相關的城市、文化、科技、政治、軍事、交通、醫學史資料，以及幾座醫院的歷史盡可能搜集齊全，穿插消化，但即便有這么多資料，歷史也仍然是歷史，而不是文學，更不是長篇小說。于是“巧勁”就很重要了，在我看來馬伯庸的專長就是將角色扮演游戲（RPG）的任務設計思路，與史料中生發的故事和情節稍作了融合。

肯于在史料上下功夫的作家并不少見，青年作家中大概也有不少人在游戲動漫的滋養下成長，但就目前文壇的狀況來看二者的結合極為少見，馬伯庸正是其中代表。

《大醫》寫的是方三響、姚英子、孫希三位紅十字會醫生的一生。小說從他們少年時期一直寫到暮年，大背景也從清末一直跨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穿越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等一系列歷史事件，見證了一代“蒼生大醫”的成長歷程。這種框架安排蕩氣回腸，但落在具體的章節中，必須有一種相對穩定的情節安排方式，才能支撐龐大的虛構工作量。

大概是在“破曉篇”的后半段，寫到蕭鐘英拜托方三響將黎元洪寫的勸降信帶給薩鎮冰時，方三響在一連串的“被要求找到某人”“引發誤會”“為了解決誤會又要找到某人”的安排中，似曾相識的“重復感”讓我感覺到，作者虛構情節的方式和RPG游戲的任務設計思路頗為相似。

RPG游戲為了推動玩家操縱特定的人物形象，走完固定的情節流程，會為玩家設定一系列必須完成的“任務”，無論是愛恨情仇，都具體化為讓玩家找到一個又一個的NPC角色或一件又一件的任務物品，然后通過對話或動畫演出的方式交待劇情，以實現故事的推進。

一般來說，一部標準的3A大作，至少要提供數十小時的情節體驗，如何有效地拓展情節線呢？方式就是要求玩家在找到A之前必須先找到B；而B又說想讓我幫你找A，你必須先幫我找到C；C可能會說想讓我見B，你要把D帶給我。如此種種，無論是《巫師》《荒野大鏢客》還是《戰神》《刺客信條》，再優秀的角色扮演游戲也難逃這一套路。

在一些訪談和隨筆中，馬伯庸確實展現了自己作為“游戲玩家”的一面。RPG游戲結構故事的方式，能讓玩家在不斷的尋找中獲得新鮮的體驗，與明確且強烈的成就感。長篇小說和RPG游戲相似的地方在于，創作者必須讓讀者和玩家一樣，在不可避免的、線性的閱讀中獲得刺激體驗，避免倦怠，這樣書中的情緒和思想才能有效傳遞給讀者。

在《大醫》中，皖北水災、武昌起義、洛恩斯祛熱劑、日本救災等章節，都使用了類似的結構方式。雖然有跡可循，但這種寫作卻絕不簡單，這需要作家以想象力作為驅動，以制度性史料和人性為依據，盡可能將任何一處沖突、反轉都說“圓”了，讓讀者有與書中人同行之感，讓人物的成長給讀者帶來成就感。

二、“成長”與“熱血”，主流文化與亞文化

我一直認為馬伯庸的小說可以當做成長小說來看。《兩京十五日》里，朱瞻基和吳定緣都在從南京到北京的一路冒險中遭逢巨變，從自己的小世界走進了真實的大世界。《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五十二歲，在平均壽命不到六十的唐朝已算“老人”，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還是因為關山飛渡式的荔枝押運而天翻地覆。馬伯庸對于史料的運用、對于情節的虛構越來越老辣，但是字里行間的少年氣息一直沒變。

“少年”們在成長中需要認識和領悟的是什么呢？與少年氣息相伴的，馬伯庸的小說常常有非常古樸的精神內核——一種近似于仁義或人道主義的，很樸素的正義觀，即弱者要不畏強權，強者要保護弱者，人應該愛自己所在的家庭和國家，當權者也應該將每一個人視作平等的個體去維護他們的財產和權利。

這并不會讓故事顯得陳腐，因為這些“常識性”的東西時常被暴力、殘忍、自私、貪婪踐踏，被現實生活中的我們遺忘。主人公會因面對當權者或既得利益者時敢于螳臂當車，而顯得相當“熱血”。

如果對文學和文化有過系統關注，就會發現“熱血”這種美學特質所處的位置非常微妙。所謂“熱血”，大致可以理解為主人公堅信自己有能力讓世界向著自己認為更理想、且并非利己的方向改變，并堅定地實施行動，無視自身可能付出的代價。

曾經“三紅一創”或“樣板戲”很推崇這種精神與美學，并將其與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相結合；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社會現實和思想的變化，“熱血”逐漸被當成不成熟、盲目、缺乏美感，而從純文學中消失。

什么填補了這一空白呢？一方面，主旋律創作、主題創作試圖延續十七年文學的精神脈絡，另一方面則是武俠小說、少年漫畫、電子游戲等以年青人為受眾的 “亞文化”，將“熱血”作為主要的美學特質。耐人尋味的是，這兩種脈絡中藝術作品的受眾幾乎不重合，也并不相互認同。

如何理解馬伯庸小說中的“熱血”？以《大醫》為例，書中有一個場景我至今回想起仍是熱血沸騰。“日出篇”翠香刺殺汪精衛失敗，腹部被霰彈槍擊中，躲到孫希住處。孫希年紀不大已是外科圣手，為了避免與日本名醫做“師徒手術”，他連續多天將自己灌得爛醉。師徒手術就在今晚，且翠香的情況刻不容緩，孫希鋌而走險，在狀態不佳的情況下以實踐“聯合急救”為幌子，同時完成了翠香的腹腔手術與另一臺顱腦手術。孫希施展畢生所學，進入渾然忘我之境，憑借高超技術征服了一眾日本醫生后，又故意切斷虎口的肌腱和神經，以拒絕為侵略者服務。

這段“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的手術描寫背后，同時藏著一騎當千、力挽狂瀾的豪邁，深重的家國情懷與委曲婉轉又濃烈熾熱的兒女情長；主人公白駒過隙的人生經歷與通向永恒的醫學信仰融合綻放，因而成為全書最高光的片段。

《大醫》中描寫醫者仁心、舍生忘死的段落非常多。客觀分析，相關段落帶來的感動中其實既有來自正義、慈悲以及家國情懷、不屈風骨等宏大敘事的精神共鳴，也有類似動漫、游戲等“亞文化”敘事中常有的極為“華彩”（不止是絢爛，更是在宏大環境中發揮個人能力）、甚至超越現實邏輯的情感體驗。此二者的融合，意味著“崇高”與“通俗”之間，“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橋梁重新浮現。今天很多長篇小說都在將民族國家敘事融入到個體命運之中，馬伯庸的創作提供了一種頗具看點的可能性。

還是回到成長這個話題中來。《大醫》的三個主人公，方三響木訥、剛烈，從小背負血海深仇；孫希油嘴滑舌、公子哥做派，看似逆來順受，實則對外科醫學有著堅定的追求；姚英子是富家小姐，在很多場合、事件中有著普通人無法想象的便利，同時也在面對“人間”時有最大的的認知偏差。這種“二男一女”的角色設置，在少年冒險類敘事中非常經典，例如小說中有英國的《哈利波特》系列、奧地利的《冒險小虎隊》系列、中國的《校園三劍客》系列都是如此，日本漫畫更是將其發揚光大，《火影忍者》《進擊的巨人》中兩男一女的主角團都讓人印象深刻。這種人物組合中天然蘊含著人生道路的分歧，關于友情、愛情的考驗，在成長敘事中有特殊的意義。《大醫》的突破性在于沒有只把女性形象放在陪襯位置上，相比之下姚英子的形象塑造，尤其是從少年到老年的性格轉變，相比方三響和孫希來說更加耀眼。姚英子在少年時于皖北水災中獨自搶救孕婦、中年時將一百零二個孤兒從上海送到重慶，都是全書最精彩的段落。女人在歲月長河中的靜默與回憶、在成長和世事中的無奈與頑強，于動靜結合中為小說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力，和唏噓滄桑之感。

《大醫》中還有許多引人矚目之處。

比如“醫術”作為介入現實的手段。馬伯庸既往的創作中，在“感化”之外，最常用暴力或政治博弈實現人物對現實的介入，而在《大醫》中，醫術則成為新的角度。一方面紅十字會得立場、“蒼生大醫”的信條都指出醫生與醫學是中立的，與現實保持距離。但醫生的刀與手、藥與針處理的都是生死問題，是在和患者和現實進行最“零距離”的互動。

又比如一種時間層面的“變速美學”。《大醫》分成“破曉篇”和“日出篇”，同樣四百多頁的篇幅，前者從1904年寫到1911年，7年時間跨度，后者從1913年寫到1950年，37年時間跨度，敘事速度的變化構成了近似于人生的體驗。少年時日子緩慢，每一件事都讓人印象深刻，而到了中年，時間的車輪從山坡滾落，越來越快，直至死亡。尤其是在姚英子出現的章節，作者常會有意識提到她的年齡，以至于每個章節的結束與開啟，都讓人有種“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的悲傷。這種通過篇幅來變速書寫人生的效果，是中篇、短篇小說做不到的，作者抓住了長篇小說這種文體本身的優勢。

總的來說，《大醫》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同時兼具不同藝術范式的美感與力量，這當然也是馬伯庸一直以來創作的長處。從《長安十二時辰》到《兩京十五日》《長安的荔枝》再到《大醫》，馬伯庸以近乎兩年一部的速度，在實踐著長篇小說的跨欄長跑。他的創作資源來自漁經獵史，他的創作技巧則孕育于當下，有著影視、動漫、游戲等多種藝術形式的影子，他的創作是“故紙堆”中長出的“E時代”。歷史是浩瀚無窮的，現實也是不斷翻新的，相信《大醫》雖然杰出但也只是一個段落，馬伯庸今后還將寫出更精彩的作品。

2022年1月完稿，2月改定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

劉詩宇，1990年生于遼寧沈陽，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遼寧省作家協會特聘簽約作家。曾發表文學研究與批評文章九十余篇，評論集《邊界內外的凝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筆記》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20年卷，小說《阿梅的故事》于2015年獲臺灣師范大學“紅樓現代文學獎”小說組首獎，電影劇本《一頂軍帽》《夜市》分別入選第八、九屆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扶持青年優秀電影劇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