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的寫作始于2020年年底，具體說是2020年12月15日，當天在一家圖書館內寫了《內置》一詩：

嘎漂亮，花草樹木，飛鳥，孩子

一首剛出爐的詩，過于順滑

像流水滑過玻璃、大理石表面

——去阻止它！

于是，在詞的流水中，放入

駁岸與亂石，醉舟與沉船

必要時，放入

一個蘭波，三噸炸藥

敬文東評論說：“《內置》恰可謂沈葦以新詩論新詩的總綱、方法論和整體思路，甚至還是詩集《論詩》的結構原型。”當然，《內置》更是一個開端、一次啟動，此后“以詩論詩”的寫作有點一發而不可收，兩年多下來，計有近400首，每首四至十行，長短不等。它們大多寫于杭州錢塘大學城和湖州莊家村，有的寫于外出旅途，甚或航班、會議間隙和疾馳的高鐵、汽車上。寫作過程是愉快的，詩句常常突如其來，好像在主動尋訪一位寫作者、召喚者，但我不能簡單地將它們看作“靈感”的眷顧與蒞臨。

“以文論詩”，在中國傳統中歷史悠久，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是開創之作、經典之作，當然，《文心雕龍》是兼論詩文的。而“以詩論詩”這個新體制，則為杜甫首創，這里指的是他的《戲為六絕句》，還有《解悶十二首》也屬此例。“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這是杜甫的高度自覺，“轉益多師”，兼采眾長，成就了一位風格多樣化的集大成者、一代偉大的“詩史”。唐末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是比較系統化的“以詩論詩”，但今天我們主要將它歸于古典文學理論。宋蘇軾、陸游、楊萬里，金元王若虛、元好問，明方孝孺、王士禎，清袁枚、洪亮吉、龔自珍等，都寫過論詩絕句。其中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體量最大，質量最高。元好問主張“天然”“真淳”，反對“雕琢”“柔靡”，尤為重視詩歌的獨創精神，旨在恢復建安以來的優良詩歌傳統。“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志深筆長，慷慨多氣，其高情之絕思，能夠影響和警策今人。

杜甫和元好問，無疑是“以詩論詩”的高手、高峰。

在西方，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有一個“以詩論詩”的顯著現象，布萊克、華茲華斯、柯爾律治等，都寫過這方面的作品；現代主義之后，從波德萊爾、瓦雷里、里爾克到奧登、博爾赫斯、希尼、斯奈德等，都有過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波德萊爾的十四行詩《通感》（又譯《感應》《應和》）直接“以詩論詩”，認為詩人是自然與人類之間的中介（惠特曼說是“和事佬”），各種感覺在宇宙中交融、統一，“香味、顏色和聲音在交相呼應”，從而可以汲取“普遍的一致的迷醉”。希尼的《個人的詩泉》寫兒時鄉村記憶中的水井——觀井即凝視、窺幽，他將地方性的日常經驗和瞬間感知轉化為詩學意義上的“使黑暗發出回聲”。

遺憾的是，白話文運動之后，我們古典的“以詩論詩”傳統沒有很好地承繼下來并加以光大。現代文學中，出現過零星一些篇什。到了當代，也未見有關此類的專著。前些年袁行霈先生寫過《論詩絕句一百首》，評述歷代詩歌和詩人，仍采用七絕形式，主要以今天視角向古典傳統致敬。“以詩論詩”，可以涉及詩歌寫作和詩學問題的許多方面，也關乎詩人的身世、境遇、性情等，在今天，可視為一種“元詩歌”。作為一種“元詩”，令人欣慰的是，許多當代優秀詩人、詩評家或多或少寫過“以詩論詩”，如陳先發的兩卷本《黑池壩筆記》，主要是斷片式的隨筆體，但也有不少詩歌體。這一現象的再度復蘇、出現，代表了詩歌自覺精神的回歸，以及新詩百年之際中國詩人正在日益走向內省、穩健、成熟。

以詩論詩，何以可能？詩歌從來不是分行的論文和論述，這是我在寫作《論詩》時的一個自我提醒。論文都可以寫在大地上，“以詩論詩”更不能變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即便以詩歌樣式去論詩，除了思想性，還要有必要的可讀性。與此同時，情感、張力、感性、具象、細節、語感、口吻等，都是一首詩（哪怕只有短短幾行）不可或缺的要素。雅與俗也是相對的，就像詩與詞、曲的多棱鏡，折射出的乃是“世界無限多”。我的“以詩論詩”，更接近“詩之思”與“思之詩”的混合體，一種瞬息化凝固下來的個人“正念”，也契合我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混血寫作”“綜合抒情”的詩學理念。耿占春說得對：“以總標題看沈葦是在論詩，以附在括號中的題目而言，則是縱論萬事萬物何以回歸于一首詩中。”

30年西域生活重返江南后，這幾年我同時創作了《詩江南》和《論詩》，前者是獻給自己第一故鄉的禮物，是“返回根子的詩”，后者期待理論的自覺，是一次詩學摸索。將詩學內置于我們的詩歌，類似于布魯諾·拉圖爾所說的“文學內置生態學”。理論與原創，是可以并駕齊驅、并行不悖的。《論詩》第一部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接下來是第二部，它算不上填補什么“空白”，但至少可視為漫漫求索路上一位“知天命”詩人自我鞭策的“嘗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