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虹，女，1948年生，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

那是1994年父親病重之時，他拉住我的手極其嚴肅地交代說：“我死后，墓碑上什么稱謂都不要，僅‘教授’二字即可。”我驚訝了，驚訝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父親的思考。按照他的個性，墓碑上的文字本不該如此肅穆，起碼是——“這里長眠著一位大笑了一生的喜劇作家”，等等，畢竟他將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話劇。

父親為什么如此看重“教授”二字？——那是1978年的9月，他恭恭敬敬地接受下了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三顧茅廬”后送來的聘書，以70歲的高齡前往中文系執教，并擔任該系的系主任。父親當時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此時“文革”剛剛結束，中國大地萬物復蘇，百廢待興，更何況陽翰笙頻頻來信邀請他回京出任中國文聯的秘書長，父親“重振雄風”的崗位，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是這里啊！我深為他的決定感到不解與遺憾，北京畢竟是首都，更何況“文革”之初父親就是從那里被“掃地出門”的！

父親沒有做過多的解釋，只是對著我們笑了笑。數日后，他便鄭重其事地別上了那枚紅色的校徽，穿戴一新地走進了南京大學的校門，跨入了中文系的教學樓。那天他的“就職演說”非常簡潔，沒有任何豪言壯語，只是向臺下所有向他投以信任目光的師生們表示：“我即使是一塊藥渣，也還要再擠出點藥汁來；我即使是一支蠟燭，也一定要將兩頭同時點燃！”匡校長也發言了：“你培養出來的學生，今后如果超不過你，就是你的失敗！”

匡亞明校長的愿景是早已設計好了的：“頗有些經院習氣的大學文學系，是需要吹進一點新鮮活潑的空氣的。外國的不說，單就中國而論，魯迅、茅盾、田漢、老舍、郁達夫、洪深等等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學府嗎？”

面對如此的重任與厚望，父親能夠承擔得起嗎？幾天前他在填寫南京大學送來的教師登記表時，確實有些忐忑與不安。

論學歷，他老老實實地坦白：自己只能算個大專生，而且1928年由于學校被國民黨當局查封，竟連一張畢業文憑也沒有拿到。他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南國藝術學院只辦了半年，根本沒有畢業生。但后來為了吃飯，我只好買了一張空白的文憑，跑去請田漢先生填寫。他蓋了學院的舊圖章，并于‘校長’二字下面簽了名。他苦笑道：‘這可是南國藝術學院唯一的一張文憑啊！’”

論外語，他更是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英語水平曾讓學校為此而蒙羞。那是在南國藝術學院學習的時候，“上課不多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徐志摩先生，他教的是英國文學。一天他在課堂上想試一試我們的閱讀能力，先叫起陳凝秋，要他讀一首英文詩。陳凝秋滿臉漲紅，說他只學過俄文。第二個叫起的是我，連高中校門都沒有進過的我，只能用誰也聽不懂的發音，結結巴巴地讀了兩行，他揮手要我坐下，憤憤然地說：‘你們是些什么大學生！’以后便再也不來上課了。”

論科研，他根本不是學者，更非科班出身，劇本寫了不少，論著則基本為零。2002年，我應邀為江蘇省社科聯編纂“江蘇省學人叢書”時，頗感為難，一再聲明對方是否搞錯了，陳白塵是“劇人”，不是“學人”。但他們根本不相信，堅持說南京大學的中文系主任怎能沒有科研成果？最后只能東拼西湊，找了幾篇談創作體會的文章算是對付了過去。

是啊，這樣的一張履歷表交到大學的人事處，不要說當教授了，就連做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資格。

然而，他走馬上任了，信心十足地走馬上任了，以自己獨特的思維與理念、獨到的行為與方式，走馬上任了！

他去聽課，一天不落地聽各位老師的課，結果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課堂紀律不理想，有睡覺的，有看課外書的，甚至還有曠課的。如果換了其他的領導，肯定是要嚴厲地處分這些學生。但他在全系教師的大會上，竟發表了這樣一通“意見”：“如果教師教得好，有水平，有新意，教室里會出現這種情況嗎？教師照本宣科，敷衍了事，又何必去浪費學生的時間呢？我看是可以允許他們不去上課的。”

他去閱卷，一絲不茍地批閱學生們的試卷，結果提出了這樣一個聞所未聞的評分標準——“要給那些有獨立思考和新鮮見解的卷子打高分。比如說，其中有一道題答得非常出色，且有新意，就可以給個滿分；反之，如果所有的題目都答得四平八穩，幾乎是從教科書上背下來的，最多也只能給個及格！”眾人不敢點頭，卻又暗自欽佩與贊同。

后來董健教授告訴我：當年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校園內，曾經有過一個由著名戲劇家貝克教授主持的“47shop”，專門講授戲劇課程，培養戲劇作家。具有世界影響的美國劇作家奧尼爾，以及中國的戲劇大師洪深等人就畢業于這個“47shop”。于是身為系主任的父親便大膽地在校園內建立起了一個戲劇研究室（后來改名為戲劇研究所），師生們均欣喜地稱它為中國的“47shop”。它以培養戲劇創作與研究的博士生和碩士生為主要目標，這在全國的綜合性大學中實屬首例。

父親開始招收研究生了。他的錄取標準與眾不同：“寧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翻譯過來就是：有見解，有靈性，熱愛生活，勇于探索。“我們培養出來的必須是有思想的、與時代和人民血肉相連的劇作家，絕不是躲避生活的暴風雨、單純追求雕蟲小技的編劇匠！”

于是乎，僅僅創作過“半”個劇本的下鄉知青姚遠被他選來了，父親說他有豐富的生活底子，目前雖然還只是一張白紙，但一定能夠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正被評論家批評得一無是處的黑龍江大學學生李龍云被他選來了，父親咬定他的劇本《有這樣一個小院》是香花而非毒草，將來一定能夠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一大批“編外”的學生也都紛紛跑來了：蔣曉勤是《帶血的谷子》的作者之一，父親看中他能夠“不趨時”，能夠“惦著無人問津的農村生活”，將其收入了“門下”；《人生不等式》的作者張莉莉，敢于挑戰“禁區”，大膽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破例成為了“函授”的學生；遠在吉林的李杰，由于在《高梁紅了》當中能夠“愛人民之所愛，憎人民之所憎”，也成了一名“遠程教育”的對象；還有馬中駿、顏海平、方洪友、鄒安和、趙家捷、盧冬紅……真是數也數不清。

不料，沒過多久，父親的名字突然出現在某大報的“內參”上。不是表揚，而是批評：陳白塵在招收研究生時公然大開“后門”！——原因很簡單，愛才若渴的他想“破格”招收一名年輕學子，作為他的戲劇創作專業的研究生。

他的“破格”，破在了那一屆的研究生考試已經結束，而父親卻通過匡亞明校長為這一學生特準了單獨補考；他的“破格”，破在這位考生因為寫了一出被錯誤批判的劇本，甚至為此被停發了工資；他的“破格”，更破在了他讓自己的一位故交親自到該生就讀的學校去了解他的人品：“如果確實是個很有追求的年輕人，我就破例錄取他；如果僅是一個名利之徒，那就算了。”回電來了，只有四個字：“無可非議。”于是父親自掏差旅費，請中文系的老師專程去東北跑了一趟……

就這樣，父親“開后門”招進了這名研究生，就像當年匡亞明“開后門”聘請尚未摘掉“帽子”的“叛徒”陳白塵以及“右派”程千帆等人擔任中文系的教授一樣，他是坦然的，心中只有伯樂選中了千里馬之后的喜悅和欣慰。

他的課，終于上起來了！

那是一次在飯桌上的談話。一位學生接著之前的話題問道：“陳老，如果再遇上‘文化大革命’該怎么辦？”父親開起了玩笑：“怎么辦？——我帶著你們一塊從長江大橋上跳下去！”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他已經收起了笑容：“不，我們才不告別生活呢！作家應該是生活的真正擁抱者，作家總是在苦斗之中。你們走到這一步不會后悔吧？我們就是要為最廣大的人民而寫作！”

姚遠的《下里巴人》終于完稿了，父親命令他說：“不要心疼，回去試著砍掉一萬字，砍掉六千字，再砍掉……最終就能懂得什么叫凝練，什么叫‘一石三鳥’了！”李龍云的《小井胡同》獲得了成功，父親命令他道：“不要去做人間第二手！——凡是老舍先生用過的手法，你最好不要再用。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要有這種志氣！”

——這就是他的“創作輔導課”。

中國劇協召開劇本討論會，父親帶上了他的學生。“話劇應該怎樣創新？”他提出了迫在眉睫的問題。“學習外國的流派。”“借用電影的手法。”大家議論了起來。父親發言了：“我們還有一條最重要的路子——為什么不能將中國戲曲中的優秀傳統吸收到話劇里面來呢？這可是中國人自己的，外國人學不去的！如果把話劇‘嫁’到了人家那里，我寧愿做個老姑娘！”全場哄堂大笑。

——這就是他的“戲劇理論課”。

學生們有感于當前話劇的不景氣，紛紛向父親訴起苦來。他笑了：“怎么，悲觀了？聽我講講當年的故事吧。——1927年的冬天，田漢于上海藝術大學舉辦‘魚龍會’。第一天一共才賣出了一張票，而且買票的人自己沒有來，將票子送給了家中的廚師。但是這位唯一的觀眾一邊看一邊被劇情感動得哭了，于是就有了后來的第二個、第三個觀眾……”

——這就是他的“中國話劇發展史”的課程。

……

父親說過，當年在南國藝術學院，田漢就是用這種“十八扯”式的方法給他們上課的——“他可以從文學的起源扯到歷史，從歷史又扯到哲學，話題一轉又能說到莎士比亞，再轉又到了易卜生或梅特林克身上了……但是我們，甚至包括繪畫科和音樂科的學生，全都喜歡聽他這種‘十八扯’式的講課，從他那淵博的學識里各取所需。”

如今，父親也對他的學生們“十八扯”了起來。沒有講稿，卻鞭辟入里；沒有課本，卻妙趣橫生。一批批的學生們這樣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在談劇本，又不僅僅在談劇本。他使你聯想到人生、命運、歷史、文化等等更加豐富的內容……促膝相對時，你能夠慢慢感覺到在陳老那儒雅的外表后面所獨有的倔強內涵，以及歷盡滄桑的人生高度所帶來的特殊魅力。這魅力從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的手勢和略帶淮陰口音的娓娓話語中散射出來，真是令人如坐春風，如飲醇醪，令人蕩氣回腸啊！”

因為好奇，我也曾去蹭過父親的一堂課——那是他給全校學生開的一次講座，題目是《戲劇理論》。他嘬了嘬嘴，悄悄地對主持人說道：“還是改成《戲劇空談》吧。”對方一臉茫然。

可能是找不到能夠裝下數百人的大教室吧，那天的講座安排在了一個臨時搭建起來的棚子里，足足有兩個籃球場那么大。場內人山人海，擁擠得連插腳的地方都沒有。一張張年輕的笑臉激動而又緊張，手中握著早已準備好的鋼筆和本子，等待著，盼望著。哪知三個小時的課真的叫作“空談”。“想要聽‘戲劇作法’‘寫劇入門’之類的東西，我是根本不相信的，也是講不出來的……”這是他的開場白。那天，他圍繞著什么是“戲”，連比帶劃地模仿出了各種各樣的人物，他們相遇、交結、碰撞、聚散……“什么是人物性格？什么是戲劇沖突？什么是情節發展？什么是跌宕起伏？……大家自己去琢磨，去理解吧！”沒有答案的答案，沒有結論的結論，實在是太精彩太生動了，連我這個“旁聽生”都禁不住蠢蠢欲動起來。

說實在的，我多么羨慕父親的那些學生們啊。姚遠的《大樹下》八易其稿，父親就八次審閱并親筆修改；李龍云的《小井胡同》在北京公演，父親就專程趕往首都去觀看和指導……還有那位“編外”學生蔣曉勤，父親通宵為他批改劇本《帶血的谷子》，細致到了每個細節、每句臺詞。后來，劇本發表了，父親又提筆為他寫了序；劇本上演了，父親更是冒著鵝毛大雪親赴劇場觀看，而且第一個站起身來為演出的成功鼓掌祝賀……

那年，我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新生，也跨進了大學的校門，讀的同樣是中文專業，但是父親不要說為我修改文章了，就連過問一下我的學習，也幾乎從來沒有過。母親安慰我：“別怨你爸，他就是這樣的人。當年我認識他時，聽說他在國立劇專教書，便想去投考。他對我說，考什么，就跟著我學吧！哪曉得幾十年過去了，他卻從來沒有給我上過一節課！”——唉，父親的“后門”全都開到別人家去了！

數年之后，姚遠畢業了，李龍云畢業了，趙耀民畢業了……他的一屆屆研究生們全都畢業了。就在中文系的那個三面都裝有玻璃窗的明亮的會議室里，父親高聲地詢問前來參加答辯會的各位評委們：“你們說，我失敗了么？”評委們一致亮出了“優”。父親興奮極了：“我沒有失敗！我要告訴匡校長，他們已經在不少的地方超過了我……”那天，父親腰椎病復發，但他站立在那里紅光滿面，沒有絲毫的病容，就連上下樓梯，也堅決不要別人攙扶。

這應該就是匡亞明校長下聘書時所期望的：為頗有些經院習氣的大學文學系，吹進一點新鮮活潑的空氣。這應該就是父親接受聘書時所暗暗努力的：“我相信在下一代的劇作者們中間，一定會出現關漢卿，一定會出現王實甫！”

那是1988年的3月1日，事先似乎誰也沒有約定，但是從清晨開始，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們——“編內”的、“編外”的、還有“編外的編外”的，絡繹不絕來到家中，為父親慶賀八十誕辰。父親的眼睛濕潤了，他用顫抖的手點燃了一支支插在那個巨大的蛋糕上的蠟燭，然后向所有在場的人們深深地鞠了一躬。客廳中一片靜寂，大家不知所措，全都默默地看著父親，看著他那頭如銀如雪的白發……

整整十六個年頭，從70歲到86歲，亦即父親的晚年，他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教育事業，奉獻給了南京大學。

父親的助手董健教授寫下了這樣的文字：“現在一般大學教師在60歲上下就退休了，陳老卻在這十六年里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使自己生命的末端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輝。”

“編外”學生蔣曉勤道出了他的感動：“他像是大河中央的砥柱，在砥礪激揚起驚濤駭浪的同時磨蝕的是自己的生命之礎；他又像是一只老蠶，在源源奉獻著華美錦緞的同時抽取的是自己的血肉之絲。”

遠在北京的著名表演藝術家于是之為父親題寫了一幅立軸：“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后來他又在我兒子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你外公這一代人，就沒有我們！”

父親無怨無悔，也無憾無恨。他默默地送走了最后一批學生，靜靜地閱完了最后一篇習作。他悄悄地收藏起自己的工作證和校徽，又悄悄地于一個寂靜的深夜微笑著告別了人世。他留下的囑托只有一句話：“墓碑上什么稱謂都不要，僅‘教授’二字即可。”——這是他的欣慰，欣慰于自己的選擇，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