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福輝老師在《生命也因質樸而美麗——懷富仁》中提及：“富仁生前為了一個研究樊駿的學生來求我做事，這是他唯一的一次，但我沒能做到，至今引以為憾。我負富仁也僅這一次。”1吳老師文中的學生指的就是我。我在汕頭大學跟隨王富仁老師讀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寫的是《“我把‘正業’看得很神圣”：論樊駿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2010年我考博士，不巧的是，這一年王老師從北師大退休，我無法跟隨他繼續讀書。王老師讓我報考吳老師的博士。當時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河南大學文學院合作，吳福輝老師在河南大學帶博士。3月份筆試，一到開封，我就電話聯系了劉增杰先生。第二天在文學館二樓見到了劉先生，當時聊的具體內容已經記不起來了，只記得劉先生讓我好好準備筆試和面試，還贈了我一本沈衛威老師編的《任訪秋先生紀念集》。面試時，我還提到自己的博士科研計劃，準備對河南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傳統與精神傳統進行系統研究。印象中，劉增杰先生、劉思謙先生、吳福輝老師對我的面試都很滿意。但可惜我的筆試成績不理想，當時排名第二，吳老師只有一個招生名額，為此吳老師還向河南大學研究生院申請增加一個名額，可惜最終未能如愿。幸運的是，2011年吳老師的好友陳子善老師將我錄取了。

我的博士選題最初是打算對中國現代文學第二代學人進行整體研究，后來改為《“十七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的多樣化書寫：以任訪秋、錢谷融、唐弢為例》。因為要寫任訪秋先生，注意到《任訪秋文集》出版的書訊，網上還買不到，就電話聯系劉增杰先生，通過劉增杰先生的幫助，我第一時間買到了這套書。

我和劉增杰先生的聯系并不多，只有這兩次。先生年事已高，我怕打擾先生，就一直未再聯系過他。盡管我沒有上過先生的課，但他一直是我尊敬的學界前輩。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當然離不開處于不同地域的學者的共同努力，但我們往往把焦點過分集中于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線城市的學術重鎮，比如北大、復旦、南大等，卻很少關注處于二線、三線城市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進展。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也往往只關注北京、上海、南京等高校的著名學者，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離不開每位學者的努力。我們既不能高估中心地帶的中心學者，也不能低估邊緣地帶每一位學者的艱辛努力。河南大學身處開封，不具有區位優勢，但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在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界的學術地位不容小覷。河南大學文學院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鎮，單我見過的就有劉增杰先生、劉思謙先生、關愛和老師、劉濤老師、劉進才老師、武新軍老師。南京大學的沈衛威老師、清華大學的解志熙老師和首都師范大學的孟慶澍師兄等師友，也都曾在河南大學學習過或工作過。

劉增杰先生的學術貢獻，主要涉及四個領域。

一是地域文學研究。

劉增杰先生注重對河南文學與河南文化等相關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薛綏之先生主編的《魯迅生平史料匯編》共五輯六種，分別是《魯迅在紹興》《魯迅在北京》《魯迅在西安》《魯迅在廈門》《魯迅在廣州》《魯迅在上海》。魯迅雖然沒在河南生活和工作過，但他與河南的關系還是十分密切的。“魯迅先生早期的主要論著發表于《河南雜志》”，“魯迅先生生平在交游方面，同我們河南‘五四’后不少作家有著極其親密的師友關系”，2劉增杰先生對“魯迅與河南”這一課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魯迅與河南》，既有對魯迅與河南報刊的細致考證（如《漫話魯迅與〈河南〉雜志》《魯迅與〈豫報副刊〉》），也有對魯迅與河南籍作家交游的認真梳理（如《魯迅與曹靖華》《魯迅寄希望于徐玉諾》）。任訪秋先生對《魯迅與河南》的評價很高，在他看來，劉增杰先生“對史實詳加稽考，對事理深入分析，平實審慎，細大不捐”。

師陀、姚雪垠都是河南籍的中國現代作家。關于師陀，劉增杰先生先后編有《師陀研究資料》《師陀全集》《師陀作品新編》《師陀全集續編》，為師陀研究提供了完備的文獻保障體系。除了編書外，他還寫有《師陀小說漫評》《返鄉十日——師陀訪談錄》《與夏志清先生討論師陀》等。關于姚雪垠，劉增杰先生除了邀請姚雪垠到河南大學講學，寫有《永葆創作活力的中原智者——關于作家姚雪垠的片斷回憶》《文學生命之始──姚雪垠在河南大學》，還多次與姚雪垠會面、通信，辛辛苦苦編選了《姚雪垠研究資料》，書稿清樣已出，遺憾的是，1985年卻被某出版社丟失了。

此外，他與王文金先生還主編了《精神中原——20世紀河南文學》。

二是解放區文學研究。

關于解放區文學，劉增杰先生主編了《中國解放區文學史》，與趙明先生、王文金先生等合編了《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在劉增杰先生看來，“只有切入當時解放區群眾的生存狀態，切入解放區文學創作與論爭原初的存在，觸摸到當時作家的心靈深處，才能使研究日益接近理論形態”3。近些年，解放區文學研究并不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焦點，但劉增杰先生并不在意這些，他持續關注解放區文學研究，68歲的時候，在《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發表了《靜悄悄地行進——論20世紀9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研究》，對解放區文學中思想上帶有異端色彩的作品、描寫城市生活的作品以及某些題材獨特的作品等另類作品做了系統研究，《文學評論·編后記》這樣點評：“近年來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波瀾不興，鮮有突破性的成果，劉增杰的對解放區文學中另類作品的考察文章，使人耳目一新，觀點鮮明又切實妥帖。”4

三是現代文學思潮研究。

關于現代文學思潮，劉增杰先生主編了《云起云飛——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研究透視》，與關愛和老師聯合主編了《中國近現代文學思潮史》等。關于思潮研究，劉增杰先生自言，他“試圖通過歷史形態描述、個體世界追蹤和思潮理論建構等不同側面，恢復思潮研究的主體特征”5。

四是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

劉增杰先生不但具有豐富的史料學研究實踐經驗，還在實踐的基礎上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文獻學）的若干理論問題做了富有深度的探索，寫有《進展中的缺憾──略談文學史建構中的史料問題》《論現代作家日記的文學史價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兩個問題》《脆弱的軟肋——略論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問題》《提高作家全集編輯質量的三個問題》《報刊發展與中國現代文獻學的創立——以師陀作品為例》《〈師陀全集〉編校余墨——兼及現代作家文集編輯中的若干問題》等論文，并著有《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

在劉增杰先生看來，從事史料研究工作，要“時刻重視發掘史料、梳理史料、鑒別史料，努力尋找史料與史料之間的相互關聯：或對抗，或一致，或互為補充的存在形態；辨析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對已有史料的態度：或推崇，或誤讀，或視而不見的內在原因”5，“對史料的辨別、清理、沉思，對埋藏已久的史實進行探索性的發問”，并遵循這樣的研究態度：“堅持學術獨立、堅持史料獨立的要義”，“保持自己進入歷史獨有的出入方式”，“不是活在別人的贊揚或反對的話語場里，而是活在自己對史料真切感受到的世界里，活在前無因襲的認識里，活在心平氣和的自信里”，“在研究中堅持學術獨立、史料獨立的學術理念”，“沉下心來，慢慢地體味、咀嚼史料生成的文化語境，力求研究不預設立場，盡可能冷靜、客觀、寬容地評價史料，從而開掘出史料背后的精神，打開文獻潛在的歷史內容，給自己提供更為廣闊的闡釋空間”，5才能實現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品格的不斷提升。發現不是終點，“發現史料是為了認識史料，闡釋史料”。

劉增杰先生在接受訪談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樊駿當時發出的強化史料研究的呼吁，在國內許多高校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名稱各異的史料學講座或課程紛紛開設，刊物上圍繞建立史料學問題的研究論文明顯增多。樊駿的文章里，他的人品、文品和歷史精神，總是和諧地統一于一個內在的結構之中，文字中有著含而不露的思想光芒、隱而不顯的理性內核，是一代研究者為創建史料學留下的精神記錄。樊駿的史料學研究實踐，具有某種恒久的示范意義。”6在筆者看來，這段話同樣適用于劉增杰先生自己。劉增杰先生的史料學研究實踐，同樣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增杰先生除了執著于自身的學術研究之外，還非常注重對學術后備軍的精心培育和對學術新人的無私扶植。

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師資力量非常雄厚，這既有任訪秋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開創之功，也離不開劉增杰先生、劉思謙先生、王文金先生等學者的奮力堅守。劉增杰先生是河南省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優秀指導教師，與杜運通、趙福生、解志熙合作完成的“現代文學思潮教材建設與教學實踐”獲得過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師陀研究、解放文學研究、河南文學研究是劉增杰先生研究的重心。劉增杰先生在自己研究的同時，指導王鵬飛、郝魁鋒、王艷麗、黃慶山、王瑞分別寫了碩士論文《論師陀早期小說中的悲劇色彩》《論師陀小說創作的形式特征》《小城社會和小城文學——論沈從文、蕭紅、師陀筆下的小城世界》《生命存在的“殘破”與“美化”——對孫犁小說創作的一種探索》《救亡與啟蒙之間的困惑——王實味文藝思想簡論》，指導學生李軍寫了博士論文《解放區文藝轉折的歷史見證——延安〈解放日報·文藝〉研究》，指導李少詠寫了《現代性語境中的鄉村政治文化言說——新時期河南小說主題研究》。他悉心指導學生，但絕不會束縛學生的手腳。學生畢業論文寫魯迅、許地山、滕固、蕭紅、張煒，他也積極支持。作為導師，劉增杰先生“推著”學生前行，他主動“放飛”學生，他“做事認真、以身作則、克己自守的嚴謹學風和為人風范”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學生和無數后輩的青年學子。

劉增杰先生提醒我們，在從事學人研究時，要“以平等的心態、挑剔的學術眼光，客觀、冷靜地對傳主進行審視”，要“突出研究對象的學術個性，即把他們放在20世紀學術發展進程中，諦聽他們獨特的學術之聲，體察他們為建構自己原創性學術空間所進行的不懈努力，觸摸在這一進程中他們內心所經受的歡樂與苦痛，以及他們研究中出現某些失誤的深層根源”。5

筆者這篇短文，只是簡單地勾勒了對劉增杰先生及其學術的粗略印象，離先生定的標準差太多太多，只能請先生原諒了。

劉增杰先生在關于任訪秋先生、王瑤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學術傳統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貶值。相反，時間漸漸遠去，反而會更加清晰地凸顯出先生在學科建設上的開拓精神”5，“人要學會感恩。感恩不只是對先生單純的頌揚、紀念，感恩的要義是經營好自己的人生，像前輩那樣正直地做事、做人；在學術上，要設身處地體察初創者的艱辛，不隨時潮俯仰，要像先生那樣擁有自我獨立的學術人格。只有這樣，在研究中才有可能坦然面對未知的挑戰”5。我不是劉增杰先生的學生，但他與樊駿先生、王信先生一樣，深刻地影響了我這個后輩。今年是樊駿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王信先生逝世兩周年，謹以此文，紀念三位先生，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研究者的精魂，他們是永駐后輩學子心頭的精神雕像。

注釋：

1吳福輝：《生命也因質樸而美麗--懷富仁》，《文藝爭鳴》2017年第7期。

2任訪秋：《任訪秋文集·魯迅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29頁。

3劉增杰：《路上--我的學術經歷》，《東方論壇》2005年第6期。

4佚名：《編后記》，《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

5 6 7 9 10 11劉增杰：《發現與闡釋：現代文學史料知見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頁，第427頁，第427頁，第391頁，第277頁，第287頁。

8 郝魁鋒：《略論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劉增杰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