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登上文壇以來，王躍文一直潛心于小說創作的藝術探求，一步一個腳印地奮力前行，先后寫出了不少有影響的小說力作，如現實題材的《國畫》《蒼黃》《朝夕之間》《愛歷元年》，歷史題材的《大清相國》等。這些作品都因直面生活而顯得睿智銳敏，藝術表現獨到而有力，并具有生動的故事性和較強的可讀性，在文學界深受好評，在讀者中廣有影響。但我以為，即便王躍文已有如許驕人的創作成就，奠定了自己穩固的文學地位，他于近期推出的長篇新作《家山》已然超越了他之前所有的作品，因而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不夸張地說，《家山》顯示出一種史詩性的品格，王躍文也由此展現出一位小說大家的氣象與氣度。

閱讀《家山》，真是令人有意料之外的驚喜。這種感覺很類似當年閱讀陳忠實的《白鹿原》，《家山》確實也與《白鹿原》有一定的可比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山》是南方版《白鹿原》。這部作品以湘西一帶的鄉土社會為廣袤舞臺，以陳姓家族九個家庭的三代人為群體主角，描寫了他們數十年間的生計打拼與人生悲歡，書寫了中國農人的鄉土倫理與家國情懷，折射出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不安與時代的替嬗演變。

《家山》將豐沛的生活內蘊與豐厚的文化意涵熔為一爐，精湛的故事敘述與精到的語言表述相得益彰，具有從多個側面閱讀的豐富性和從不同角度解讀的可能性。從我的閱讀感受來看，有兩個方面印象最為突出，這兩個方面也顯示了這部作品的價值所在和藝術特點。

第一，由本土鄉賢所主導的家族文化和鄉土倫理所維系的運作秩序，寫出了我國農村所特有的世故人情與鄉土社會的民俗鄉情。

《家山》描寫了陳氏家族九個家庭三代人紛繁多彩的人生故事，作品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七八十人之多，這些眾多的人物里最為重要的是人稱佑德公的陳修福。這個佑德公不僅輩分高，而且講信修睦，德高望重。沙灣村里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指靠佑德公出面說話予以排解。陳家與舒家的多年恩怨，桃香代表陳家去往官府陳情，官府與兵家的納稅與征丁等大小事情，都是佑德公拿主意、想辦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來一一平息各種紛爭。事實上，佑德公在沙灣村兼有族長與鄉紳兩種身份的功能。幸有佑德公這樣的鄉間大賢，陳氏家族在紊亂又動蕩的民國時期，盡可能地維系了家族的基本生存，保持了一方的大致安寧。作品還借由北伐、抗戰等背景下的一些事件，沙灣村人或明或暗的關切與介入，充分表現了陳氏家族經由農會組織互幫互助，以及愿為國泰民安盡其所能的家國情懷。佑德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深諳傳統的禮俗與鄉規，做事講究循規蹈矩，為人秉持好公尚義。沙灣村因為有了佑德公這樣一位鄉賢人士主理其事，人們日常的生活作息、村里遇到的各類問題，就有了主心骨，有了基本秩序。陳氏家族遇到紛爭后一次次化解，苦苦應對軍政當局的拉丁征稅，這些方面都寫得具體生動，令人印象深刻。

作品在陳氏家族由佑德公主理其事，使沙灣村遵循一定的秩序運作的故事框架里，寫出了陳氏家族在動蕩社會中依循傳統禮俗為人處事的自然“運轉”。這種“運轉”實際上是以鄉賢為主導、鄉情為紐帶、鄉里為空間的傳統的禮俗文化的自然運行，這種傳統的禮俗文化是儒家文明與農耕文明長期以來不斷融通與化合的精神成果，是中國鄉土社會特有的精神文化產物。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告訴人們：“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談到鄉土社會的特性，他還特別指出，鄉土社會并非“法理社會”，而是“禮俗社會”。《家山》把禮俗文化在基層社會和鄉土地域的作用與意義描寫得可謂真切而生動，揭示得可謂真實而充分，可以看作是對費孝通這些精到看法的生動詮釋。

第二，由勞苦民眾的夾縫求生與軍政強權的巧取豪奪構成的矛盾與對抗，寫出了鄉民在嚴酷現實面前的不斷覺醒和歷史演變的基本趨勢。

《家山》一方面寫了沙灣陳氏家族力求人丁興旺、家業興盛的不懈努力，一方面又寫了這種愿望與努力不斷被打斷、被壓制、被消損的過程。作為鄉賢的佑德公，一開始并沒有什么意識上的明顯傾向，更沒有政治上的確定立場。與其說他在保持中立，不如說他在盡量遠離。但對于不斷出現的事情、間或發生的事變，佑德公憑借敏銳而公允的直覺，對時局與時勢卻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判斷。看到《激流報》上有關“鏟共”的報道，他直言“不義道”。官府找他來說要為不斷增加的駐軍增加賦稅時，佑德公一再聲言：“老百姓難處更大”，并為解救以抗稅之罪名被抓的朱達望到處奔走。縣長朱顯奇找他帶頭多出賦稅，他回說：“老漢力拙，做不了這個事。”盡管只想與世無爭，自保平安，但還是有各種煩心事紛至沓來。縣境之內發現有紅軍出沒，佑德公的一個長工又上山參加了游擊隊，縣長、鄉長都來找佑德公，懷疑他有“窩匪資共”的嫌疑。發生在眼前的一樁樁事件讓佑德公逐漸看清了軍政當權者禍國殃民的真實面目。爾后，隨著貞一、齊峰等共產黨員的不斷影響，佑德公認識到共產黨是為人民大眾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自己的軍隊，遂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之后，不無自豪地對鄉親們說道：“你們過去是要躲起來的紅屬，現在你們都是抗屬。”

佑德公和沙灣村人在他們所處的民國時代，只想家庭和家族能夠生存下來、存續下去，但這樣一個基本的念想與愿望不斷受阻，而且每況愈下。普通民眾在軍政當權者淫威下的困境，以及客觀事實教育后的逐漸醒悟，實際上揭示了一個重大的主題，那就是在民國時期，農民希望在自立中生存、在安寧中發展的愿望是根本實現不了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這個政權不僅與人民離心離德，而且背道而馳。陳氏家族的人是在吃了無盡的苦難之后才逐步清醒，不斷覺悟的。因此，當邵夫、齊峰等人以共產黨員身份出現以及遭遇艱險時，陳家人不僅從親情上，而且從道義上、理念上都給予了充分的同情與寶貴的支持。這就從基層社會和鄉土鄉民的角度寫出了中國社會風云巨變的客觀歷史進程，也揭示出包括農民在內的中國人民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的深刻道理。這是人心所向、民心所望，也是勢所必然、理當必然。由家族故事的敘述來客觀地揭示出這樣一個歷史趨勢，正是《家山》的主要價值所在。

在《家山》的家族史傳里，人們還能看到作者對地域文化的深諳與點染、對鄉土語言的熟稔與活用。而由陳氏家族在生存打拼中的種種遭際和他們的逐步覺醒來客觀揭示社會演變的發展趨勢，顯然還能見出作者在歷史觀方面的悄然新變，那就是具有自然與人文種種意蘊的渾然一體的大歷史觀對傳統的社會學歷史觀實現了堅定超越，這一不大也不小的變化使得人們有理由對王躍文此后的小說創作依然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