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山》，我感受到一種久違的安穩感，書中那句“家鄉瑞雪，河山安寧”不斷縈繞心頭。在我看來，《家山》是中國當代鄉土文學創作又一重要的收獲，讓人想到中國鄉土文學的寫作傳統。魯迅的鄉土寫作從啟蒙主義的角度讓我們看到了鄉土的破敗，鄉土需要改造與變革。沈從文則以鄉下人視角寫出湘西的淳樸民風。《家山》里，王躍文融合啟蒙主義視角和鄉下人視角，既讓我們看到了鄉土本身的愚昧，也讓我們看到了鄉村內部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每位作家對鄉土都有他的理解，王躍文可能更看重亂世之變中的恒常與日常。《家山》旨在重新發現鄉土中國的生活能量，這種能量凝聚在作品的語言里。王躍文讓湖南方言有了一種聲音性，而且這部作品明顯是“聲音優先”的作品，巧妙地將語言的地理性與文學性結合在一起，體現出生動鮮活、溫和雅致的審美趣味。作為北方人，我對“要得”這個詞印象極其深刻。沙灣村里的人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力，顯示出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能量。這種寫作是一種主動選擇，當作家選擇了方言，也就代表了他身在鄉村內部、站在民間立場書寫、理解鄉村的故事，于是便少了傳奇感。

作為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品，《白鹿原》寫出了鄉村人民生活的動蕩與命運的殘酷。相比之下，《家山》的美學觀念頗為不同。《白鹿原》里，祠堂如此威嚴，作為女性的田小娥飽受折磨。而《家山》中，同為女性的桃香則被祠堂接納，她的性格彪悍，快人快語，被稱為“鄉約老爺”。這是陳忠實與王躍文對祠堂的不同理解，進而他們對祠堂之于鄉土的意義也便有了不同的理解。如果說《白鹿原》強調一種戲劇性的人物命運，而《家山》則著眼于日常之下的靜水深流。

《白鹿原》里，田小娥是極富傳奇色彩的女性，情感戲劇與沖突集于她一身；而在《家山》中，桃香的命運則更接近于日常生活。桃香成為母親后，小說講述了她為女兒裹腳，女兒的腳被擠壓得幾至殘疾，這樣的選擇便也是鄉村的日常。事實上，女性解放問題是《家山》的重要線索，作家真切書寫了社會變革在百年前女性身體上打下的烙印——要放腳嗎，如果放腳后被嘲笑大腳怎么辦？裹腳呢，會不會被稱為小腳女人，被時代拋棄？小說細致書寫了女性如何放腳，在放腳面前每個女人的真切掙扎。放腳還是不放腳，她們中很多人的命運發生了逆轉。

王躍文寫出了中國鄉土文化巨大的能量，其中既有生機勃勃的一面，也有巨大的吸附力和消化能力。比如革命者劭夫與容秀情感如此深厚，也要依父母的意見再娶云枝，為他傳宗接代。革命進步女性瑞萍性格如此鮮明，成為鄉村媳婦后依然也要遵從鄉村風俗。《家山》使我們看到，革命者在改造鄉村的同時，也被鄉村改造著，鄉村有著和革命抗衡的力量，使現實生活中的革命者既有革命氣質，也順從鄉村倫理。由此，小說家在書寫變革時代的“靜水深流”時也從日常角度寫了“靜水深變”，寫出了變動如何細微地波及每個人，并讓我們看到變革到來之際鄉村的保守和行動的緩慢，也看到鄉村的包容和接受。

百年新文學史上，有著許多重要的鄉原風景，比如魯迅的魯鎮、蕭紅的呼蘭小城、沈從文的湘西。《家山》中，王躍文塑造了獨屬于他的文學鄉原。他用充滿獨特聲音氣質的地方方言和深具鄉下人視角的寫作，重建了當代文學史上作為文學鄉原的沙灣，沙灣那些具有傳統品德的人物身上凝聚著人性美、人情美，沙灣既有鄉村之變，也有傳統之常。

讀《家山》，我多次想到新文學史上的湖南作家們，想到沈從文、丁玲、周立波、古華、韓少功等共同構建的湖南文學譜系，也想到這些作家們在中國文學版圖上的獨樹一幟。《家山》屬于湖南文學譜系，但也有獨屬于它的不同。這種不同在于，王躍文重新讓我們看到鄉村倫理之美和中國傳統之美，那些獨屬于鄉民的仁義、果敢、樸素等品質在他筆下每個人物身上復現。

我以為，《家山》是屬于我們時代的寫作，王躍文將我們時代對革命史、鄉村史的理解放到作品里，讓我們看到變革的重要，也看到傳統的強大。想起《家山》中從日本回國的揚卿和瑞萍說的那句話——“我們活在前人的光芒里”，這是他們讀《詩經》時的感嘆。我被這句感嘆深深觸動。我想，這里應該也埋藏著作家本人的感嘆。正是在前人的光芒里，我們重新看到新的鄉土歷史，正是因為“前人的光把我們照耀”，才有了今天的“家鄉瑞雪，河山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