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前的一個冬天，軍用卡車拉著我們這些新兵，從兵站到營房，穿過了大雪飄揚的城市。至今仍然記得，在那飄雪的世界里，還有陽光，似乎是雪花照亮了陽光，又似乎是陽光編織著雪花。進入營房之后，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新兵排宿舍門后的火爐，寬而且高。每晚熄燈前，灶臺周圍鐵絲架上便掛滿了新兵們的衣服和鞋子。一輪皎月掛在窗外的樹枝上，不時有干部或老兵踏著薄冰在門外走動，躡手躡腳地開門進來，挨個查鋪，幫大家掖好被角，又到窗前查看通風口，加幾塊煤，捅捅火，火苗往上躥了幾躥，立刻，雪白的墻壁就被映出一片閃爍的橘紅色，靜謐的房間里就重新彌漫起夾著汗濕味的溫暖。

這就是軍營生活在我腦海里植入的第一縷詩意，或許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一腳踏進了一個與此前經歷的鄉村生活迥然不同的世界，徜徉在一個橘紅色的天地里。

營房在一座古城的北郊，西邊是一個被廢棄的飛機場，也是我們炮兵的訓練場地。常常是在一天的訓練結束后，面向落日黃昏，在營房西邊向西眺望，思想的目光越過太行山，越過秦嶺，仿佛那里就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那種雄渾遼闊的意境在我的生命中構成了永不消逝的電波——夜闌臥聽風吹雨，金戈鐵馬入夢來。

現在，我有理由說，那座軍營就是我的故鄉，不是人們常說的第二故鄉，盡管它不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但它依然是我的第一故鄉，我的精神家園和文學故鄉。

從軍二十四年后，1992年，我寫了一部小說《彈道無痕》，被改編拍攝為同名電影后獲了一些大獎。最令我感動的還是片頭：一輪巍峨的太陽從遠方的地平線上升起，紅彤彤的光輝彌漫了整個畫面——這正是我心里儲存了多年的色彩啊！我在寫作的時候，并沒有把那些場景同新兵時期的那團爐火結合起來，腦子里倒是若隱若現地晃動過幾位戰友的影子。影片里出現的并且是貫穿始終的火紅的基調，只能理解是本人記憶中的詩意潛伏在小說文字里、傳遞給再度創作者了。

飛雪，爐火，大漠，孤煙，遼闊，雄渾，這可能就是我的心理文化結構的基本框架。我一直認為，一個作家，應該經歷一些難忘的事情，甚至應該有意識地為自己制造一些傳奇的經歷。

幸運的是，就是從那座軍營出發，我參加了戰爭。說幸運，是因為戰爭讓我有了傳奇的經歷，有了與眾不同的體驗和感悟。在四十多年前那場邊境局部戰爭中，我們連隊被授予“炮兵英雄連”的稱號，我本人在第一場戰斗中就立了三等功，從而在我的心理文化結構中，又增加了一抹新的顏色——英雄理想。

二

如果說新兵生活是我的文學童年，那么一段準軍官生活則讓我邁入了文學的青年時代。參軍的第三年春天，我考入原武漢軍區炮兵教導大隊，成為炮兵陣地指揮專業的一名學員。尤其值得慶幸的是，有些課程直接影響了我創作方向，譬如軍事地形學和決定射擊諸元，這兩門課各自獨立，又互相滲透、互相支撐。

在超負荷高強度的訓練之余，我的文學夢并沒有被擊垮，相反更加執著了。我從大隊圖書室里借了一本《茅盾論創作》，并嘗試著寫詩、寫小說。我由現實生活空間進入到虛擬的空間，樂此不疲，那段生活，是我文學故鄉的一個重要驛站。

離開教導大隊十八年后，我寫過一部長篇小說《仰角》，這樣描述那段生活記憶：火炮一字擺開，指揮員手中的令旗一揮，嚴陣以待的炮手潮水般地涌向炮位，陣地上飛沙走石，十幾門炮管直指蒼穹，讓人感受到力量與陽剛之美、協調與青春之美，巍峨雄渾的感覺在心田蕩漾。

《仰角》的主題意蘊是寫一群準軍官的精神成長，作品里面有個刻板而敬業的教員，就是他發現了“四十五度人格論”，火炮仰角為四十五度時，射程最遠。他在教學中，以品德為縱坐標，以才能為橫坐標，劃分了四個象限，讓學員們在這四個象限中尋找自己的定位。不客氣地說，“四十五度人格論”是我的得意之筆，而它居然來自于軍事常識。

三

閱讀是一個人眺望世界和未來的窗口，閱讀讓我們的視野走出了曾經棲身的生活家園，而獲得更為遼闊的精神故鄉。回顧我的閱讀史，早期蜻蜓點水般讀過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名著，構成了我文學故鄉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還有一些雖然不算名著，但是因為契合了我內心的需求，因而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83年春天，在武漢大街上，我買到了一本雜志，里面有一篇小說《蝮蛇》：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前蘇聯紅軍一個騎兵連長，在一片廢墟里發現了一個孤兒，這個孤兒后來就留在了騎兵連，成為連長的通信員。一次戰斗之后，連長窺見了一個秘密，在一片樹林里，藍色的月光下，那個潑水洗澡的通信員，原來是個女子。然后，他們秘密地相愛了。在最后一場戰斗中，連長中彈犧牲，通信員接過愛人手中的軍旗，高喊一聲：“現在，我就是連長，我在前面，全連跟上，向法西斯復仇，沖啊！”

然而，這個神奇的騎兵連女戰士，在戰爭結束后，她被分配到辦公室當秘書，可是她穿上裙子走不好路，說話大聲大氣，領導批評幾句，她就與領導發生沖突；鄰居婦女經常在背后非議她品行不端，而一旦她穿著睡衣、叼著煙卷出現在盥洗室的門口，她們又都噤若寒蟬；最終，這個被戰爭改變命運的女英雄自殺了……

這部作品影響了我四十年，刷新了我對戰爭、英雄、人性、命運的認知，并且在我的思維世界里長期發酵。1984年夏天到1985年夏天，我作為偵察大隊一名排長參加南方邊境輪戰，潛伏在潮濕陰暗的密林里，眼前總是浮現那片藍色的月光，晃動著騎兵連戰士的身影，那個作品里面的人物和他們的命運，喚起了我無窮的想象，我入情入境地構思他們后來的故事。一年多的時間內，在騎線點哨所小屋的煤油燈下，我寫了《征服》《走出密林》《大路朝天》等作品，并因此在幾年后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今天說起來，在我文學故鄉的百花園里，這部作品應該是一棵常青樹，盡管少有人知道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

四

所謂文學故鄉，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域概念，說到底，我的文學故鄉的本質是軍營文化。前幾年，三大條令試行版下發了，我第一時間拿到一套，有時間就看，看得浮想聯翩。三大條令就是軍營文化的酵母，軍營生活表現的詩意，軍事文學創作的美感，很多都同三大條令有關。我的中篇小說《紅霞飛》就是從《紀律條令》的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中得到的啟發，從“借門板要還”到“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從“洗澡避女性”到“不許調戲婦女”，給了我很多靈感。

從小說創作的立場出發，我認為在三大條令中，最有文學性、最能體現軍營生活詩意的是《內務條令》，從行為舉止到衣食住行都有規定，關于發型、著裝、禮節、儀式等等規定，都存在著可能的詩意。譬如說，《內務條令》試行版第八十四條規定，“軍人不得在非雨雪天氣打傘，打傘時應當使用黑色雨傘，通常左手持傘。”我在讀這條規定的時候，腦海里至少想起了兩把傘，一是戴望舒《雨巷》里的油紙傘，二是余光中《聽聽那冷雨》里面的千傘萬傘。金戈鐵馬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假如一群左手舉著黑傘的人同時出現在某時某處，你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一群軍人，那群軍人的背后一定有故事。如果他們出征是為了參加抗洪搶險或者抗震救災，出門的時候有三十把黑傘，回來的時候只剩下二十七把傘，你不用打聽，想象在那濁浪滔天的抗洪戰場上發生了什么，那可能就是一部好的軍事文學作品。

軍營文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實體，就是教材。我在《仰角》里面虛構了“四十五度人格論”的情節，靈感就來自于《炮兵射擊原理》。而我在眾多的作品中貌似游刃有余的戰術和地形運用的描寫，則來自于四十年前學過的《軍事地形學》，我在描寫一場戰斗的時候，往往一邊寫一邊標圖，故事發展的過程中，那些虛構中的山川、河流、樹林和橋梁，以及活躍在那里的人物，就會歷歷在目，記憶深處的詩意會在創作的過程中牽引我的思緒，拉著我的筆尖飛快地前行。

回到文學故鄉，每一塊泥土都是熟悉的，每一條小路都通向遠方。

（作者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