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也是中國現代文學長河的源頭。打開中國現代文學史，從頭讀起，我發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由魯迅先生奠基的現代文學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促使許多文學青年奔赴北京尋夢。當年，丁玲、沈從文、胡也頻、陳翔鶴等文學青年聯袂北上，將自己的志業寄托于文學，在文化古都開始新文學創作。孫犁，也是在北京做起自己的“文學夢”的。

一九三四年春，從保定育德中學高中畢業的孫犁，因家庭經濟困難，無力升學，來北平找工作，住在石駙馬大街附近的天仙庵公寓。居京謀職期間，他去大學旁聽，到圖書館看書，留心讀《世界日報》《晨報》，還有天津的《大公報》《益世報》，并且開始寫詩、寫小說，給報刊投稿。那個年代，海關、郵局是穩定、高收入的體面職業，民間有“金海關、銀郵政”的說法；孫犁的父親在安國聽到郵局招聘的信息，就把孫犁的學歷文憑從河北寄到北平，讓他去考這個“銀飯碗”。上中學時，孫犁英語閱讀、書寫的成績優良，但會話差些，夾帶“保定腔”。不料他當頭碰到的就是弱項——剛進考場便是英語會話考試，自然名落孫山。“銀飯碗”沒得到，孫犁的父親又托人給他找了個工作，這個工作從紙面上看很“高大上”，名曰“北平市政府工務局書記”，地點在府右街。所謂“工務局”，其職能就是今天的房管所，負責片區的房屋修繕；所謂“書記”，不是如今單位里的書記，而是抄抄寫寫的文案人員。魯迅當年由蔡元培舉薦到教育部工作，剛上幾天班就在日記里寫道：“枯坐終日，極無聊賴。”對正在做“文學夢”的孫犁來說，這份職業讓他第一次見到舊官場的衙門作風，他也感到“極無聊賴”。好在上班的地方有個“好鄰居”——北平圖書館，他經常去那里看書，還去東安市場、北新橋、西四牌樓、西單商場、宣武門外逛舊書攤，每天下班回公寓，他總要買幾本書或雜志。那時，他的薪水是每月二十元。

在北平市政府工務局工作期間，他的閱讀興趣在左翼文學，按他的回憶：“所購完全是革命的書。我記得買過六期《文學月報》，五期《北斗》雜志，還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藝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時就帶上這些刊物去上衙門……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飯吃、不讀書的人，也沒人過問。”讀書自修期間，他給報刊投稿，曾在《大公報》上發表速寫式的散文《北平的地臺戲》，用觀察生活的眼睛，記錄昔日北平民間的通俗文藝：

在北平的天橋、西單商場、東安市場的游藝場里，和那些說相聲的、唱大鼓書的、變戲法的在一起，我們常見到唱地臺戲的人們。

和說相聲的、唱大鼓書的一樣，他們也是靠著嘴吃飯的。

……

在平地上，擺好兩圈板凳，觀眾就坐在上面，中間的空地，就成了臺面。

還有一張方桌，這可以說是后臺，在桌的兩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彈月琴的樂師。一切的演員也站在那里。

他們的樂器很簡單，除去必用的胡琴外，還有一把月琴，兩塊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戲應有的其他樂具，便全拿嘴來代替了。

他們的角色，也就三四個，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歲至十一二歲。

他們也有領班的，這個人是有舞臺的經驗和靈活的手腳的。

一出戲要開始了，他便用嘴打著開場鑼。他用一條布蒙住了演員的臉，等胡琴拉完過門，他把那條布一揭，演員便算上了臺，一聲聲地唱起來。

……

在一出戲的終了，小孩們便捧著小盤向觀眾索錢……

這篇一千五百字的速寫，客觀、真實地描述了天橋藝人的人員組成、演出形式以及獲得報酬的方法，對風俗史、戲曲史研究有很大的價值。從中也能看出，青年孫犁開始試筆，自覺訓練當作家的基本功。那時，《大公報·文藝》副刊由沈從文一人主編，孫犁的稿件就是當年在中國文學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沈從文發現并采用的。五十年后，沈從文還對他的傳記作者凌宇說：“三四十年代，孫犁的小說就很有特色。孫犁也有點自由主義。”后一句話，顯然是沈從文在關注孫犁后期創作時生發的感受。

對一個剛起步的文學青年來說，單靠投稿無法解決生存問題。不久，孫犁因工務局人事關系的變動遭解雇，正所謂“禍不單行”，他在天橋深入生活時，身上僅有的幾塊錢還被人偷走了。失業后，他用最后一筆薪水在西單商場買了一部剛剛出版的魯迅的譯作《死魂靈》，一路吟嘯，跑到離城六十里外的黑龍潭訪友。在那里住了兩天，他又去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的同學處暫居，就和沈從文當年初進北平時的生存狀態一樣。孫犁十七歲結婚，在失業、彷徨的窘境中，自然想到妻子——學書學劍不成，就重返老家的溫柔鄉了。回到家，他還訂了一份《大公報》，為的是追蹤文學界的動態，并且悄悄投稿。這段鄉居生活，他在散文《報紙的故事》里透露過。

次年，孫犁的父親又托人給他找了個工作，在北平的象鼻子中坑小學當事務員。事務員相當于現在的學校后勤人員，孫犁的職責是每月向社會局填報表格，用文具店開的假單據報銷。不過他缺乏辦事能力，也沒有干事務工作的興趣。工作之余，他迷上京劇和電影，尤其愛聽富連成小班的戲；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早期的演出，他幾乎都看過。到后來，他對京劇的鑒賞能力越來越高，自己也能唱，業余愛好悄悄培育他的藝術修養和藝術趣味。他在回憶二進北平的生活時寫道：

我住在東單牌樓，晚上，一個人走著到西單牌樓去看戲看電影，到鮮魚口去聽京戲。那時長安大街多么荒涼、多么安靜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

各種藝術都要去接觸。饑餓了，就掏出剩下的幾個銅板，坐在露天的小飯攤上，吃碗適口的雜菜燴餅吧。

有一陣子，我還好歌曲，因為民族的苦難太深重了，我們要呼喊。

二進北平，孫犁對工作不滿意，又決定辭職回老家。下一份工作，是在白洋淀邊的安新縣同口鎮教書——一個未來有獨特風格的作家，受胎于北平，落地于北方水國，白洋淀是“接生婆”。離開北平時，他給《大公報》投寄了一首詩：“我要離開這個大城市，回到農村去了，因為我看到：在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輸血給另一部分人！”這首詩獲得五角稿費，是孫犁二進北平的紀念。他讀左翼文學，萌發階級意識，親眼看到社會的不平等，在詩里表現出對舊社會的批判。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作為平津代表團第一團的成員，孫犁以作家的身份三進北平，參加了全國文藝工作者的“大會師”。他從北平開始文學創作，現在真正以作家的身份回到這里，算是美夢成真。一九五一年冬天，為參加馮雪峰為團長的中國作家訪蘇團，孫犁提前抵京參加集訓，再次回到他青年時期做文學夢的古都。大病以后，他來北京治療，在小湯山休養。這些與北京有關的經歷，他都寫在《頤和園》《紅十字醫院》等作品里。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他和同事集體進京參觀“批‘黑畫’展覽”；這時，他對現實已然厭倦，懵懵懂懂隨著人流走了一趟，中途還退場，不愿看那些荒誕的“批判”。一九七八年冬，剛剛恢復正常秩序的作家協會開始運轉，為舉行文藝座談會，詩人李季專程去天津邀請孫犁出席，孫犁在座談會上有個簡短的發言，其中說道：“作家應該說些真誠的話。如果沒有真誠，還算什么作家？還有什么藝術？”詩人田間的家本來在北京，在孫犁出席文藝座談會期間，他特意到孫犁下榻的賓館，與老戰友同住幾天，以消解孫犁的寂寞。

一個作家和一座城市，往往有一段漫長的美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