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固執地認為，寫作就是要講述愛，有愛的作品才更容易有親和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痛，有痛的作品才更容易有感染力。既有愛又有痛的作品，一直是我寫作上的追求。為此，我在希望與失望之間游離，甚至對自己能夠寫出滿意的作品不抱太大的希望。有一次，我在昭通古城里徘徊，夕陽下的挑水巷飽經滄桑，被無數鞋底磋磨得锃亮的石板，反射出迷人的光芒。老巷子里人來人往，形容古舊，莫名的感傷充斥了我的內心。眼前這條挑水巷，是一條有故事的巷子。我愛它，愛它的每一塊石板、每一扇木門、每一垛土墻和每一塊瓦片，還有參差屋頂切出的點點天空。我更愛這個巷子里的各種生靈：在石縫里掙扎出來的草芽、墻角里爬出爬進的蟲蟻、追來逐去的貓與狗。當然，更讓我難忘的是人，是那些為他人付出、有肝有膽的人。抗戰初期，曾經有三萬昭通壯士從這里走出，背井離鄉，奔赴抗日前線。不久，其間的三千多名壯士在臺兒莊前線為國捐軀。這就是長篇小說《肝膽記》的背景。

小說的門，由莽撞的彝家漢子烏鐵推開。那個多事的黃昏，烏鐵看到少女開杏在谷草堆前做布鞋。那漂亮的鞋子，勾起他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后來，他隨抗日部隊上了臺兒莊。在那里，他與開杏的未婚夫胡笙相遇，相互間劍拔弩張，誓不兩立。但當日本人的炸彈從天空中扔下時，烏鐵不顧一切，撲上去將胡笙掩護。胡笙得救，烏鐵卻失去了雙腳。烏鐵回到挑水巷，得到了開杏的原諒，但他再也不能穿上那夢寐以求的布鞋了。失去了雙腳的烏鐵說話吞吞吐吐，做事小心翼翼，活得萬般茍且。這“鞋”是愛，是幸福，卻更像是枷鎖。他因此而困惑、失落、茫然、沉淪，借酒澆愁試圖忘卻，但都沒有成功。小說的最后，烏鐵讓生下來的孩子姓胡，這是他自認為的最極致的救贖。

開杏的一生與鞋的命運緊緊相連，鞋的命運就是開杏的命運。開杏給胡笙的鞋，是她做得最用心、最癡情、最干凈的鞋，承載著少女圣潔青澀的愛戀，是她和胡笙愛的見證。胡笙是她的未婚夫，她喜歡胡笙，那鞋千針萬線，飽含著開杏的癡情和心愿。烏鐵搶鞋，她以命相護。不管烏鐵用什么辦法，她都不肯交出那鞋。胡笙是個教書先生。突然的變故和開杏的失蹤，讓他的生活節奏被打亂，深感前程茫然。國難當頭，他上了前線。當烏鐵因為舍身救自己而丟失雙腿時，他滿心感激。之后，他冒著生命危險去了陜北，想用另一種生活來覆蓋原有的生活。數年后，他以解放軍營長的身份回到這塊土地，等待他的是又一場靈與肉的血雨腥風。為了回報烏鐵的救命之恩，他派人到上海買假肢。在親自迎接假肢的險道上被土匪襲擊，壯烈犧牲。

在小說中，我還寫到另一個和鞋有緊密關聯的人，那就是開杏的哥哥開貴。開貴狹隘、自私、懶惰，同時陰險狡詐，甚至無惡不作。他沒有擔當，沒有責任感，欺軟怕硬，總想不勞而獲。為了娶到金枝，他以舉報胡笙是共產黨來要挾；為了得到烏鐵的房子，暗地里向國民黨舉報烏鐵；解放軍進駐烏蒙時，他又說烏鐵參加過國民黨；他甚至將自己的親生兒子放在烏鐵家門前，希望妹妹和烏鐵能夠收養。對無依無靠的陸大爺，為了得到房子，他栽贓陷害，甚至大打出手。面對棒客土匪，他又唯唯諾諾，卑躬屈膝。民族存亡之際，他為了逃避兵役，狠心剁掉自己的食指。胡笙載譽歸來，他又羨慕不已。我讓開貴這個人物偷穿了一雙棒客的馬靴，在胡笙的追趕下，倉皇逃竄。他在追逐“鞋”的過程中，喪失人性，丟掉人格，命殞金沙江。好心的陸大爺用竹篾為其做了腳的模樣，他穿上妹妹為他做的新布鞋，在道士的送經聲中，走上了黃泉路。

不同的鞋子，代表著不同的人生選擇。生活這雙鞋，任何人都不會稱心如意。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自己的“鞋”要自己穿。從某種意義上說，《肝膽記》也可叫作“鞋子記”。

在這部小說中，我還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幺哥。幺哥是西南邊疆地區百姓對年輕男性的昵稱，在這部作品中，幺哥卻是一匹馬。我給它這樣一個名字，是讓它和主人公，和身邊善良的人一起活下去。他們之間沒有距離，心心相印，不分高下，只有相濡以沫。幺哥是有肝膽、有情懷的生命。幺哥的存在是烏鐵、胡笙、開杏和更多人之幸。幺哥的品格，勝過開貴的貪生怕死、貪婪自私、卑鄙無恥。在它的身上，我寄寓的東西太多，仿佛有些主題先行，如同它背上馱過的沉重。

這部小說是寫那個風起云涌的大時代，也是寫自己的失望與希望；是寫那些腥風血雨，也是寫對過往的不舍。在主人公落難的時候，我寫得愁苦，他們在命運的漩渦里掙扎、碰撞、起伏，似乎看不到未來。但我相信，那些陰暗，是光明籠罩下的局部的陰暗。這種辯證法讓我糾結，這種糾結讓故事更生動，讓人物更飽滿，使愛恨更復雜。

我一直認為，作品之外的創作談說得再多，都是非常牽強的表達。一個作家最好的創作談，其實就在作品本身。作家陳倉說過：“好作品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每個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本《肝膽記》，每個時代都需要有肝膽的人。或許，你會在這本書里找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