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歷來有很多深入的討論。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不僅有認識論的意義（“文學是否可以抵達現實”），而且還有方法論的意義（“文學如何更有效地抵達現實”）。

就我所閱讀和了解到的，有如下幾種觀點給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一、文學是對現實的模仿。這種觀點最早見于柏拉圖的《理想國》，簡單而形象地說，文學是現實的影子。該觀點對藝術倫理的導向，天然地被引向“文學是現實的附屬品”，其所聚焦的文學功能則是“記錄性”。我們常聽到一種說法，即“現實比小說更精彩”，本質上就是這種文學觀點的當代投射。

二、文學是對現實的表現。“表現”不同于“模仿”之處在于，“表現”更多地釋放出了作者的主觀能動性。表現的內容可以很廣泛，比如作者的情緒、對世界的理解以及理解方式。在這里，“現實”降格而成為了作品的“材料”，這些材料本身是否真實或符合現實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作者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編織、加工、敘述所展現出來的心境才是關鍵所在。至于說到“真實”，則后者的“真實”更為作者所看重。

三、現實是文學藝術的模仿。這種觀點有些極端，出自王爾德的藝術評論文章。但作為一個“唯美主義者”，他對文學藝術的無以復加的推崇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某種意義上，他也確實道出了文學藝術的一些重要屬性。實際上，在我們獲知一物之名之前，這個物無論是否存在，于你而言，都是不存在的。換言之，一切事物都不可能離開語言而單獨地懸浮在你的意識之海里，是語言錨定了它的位置并勘定了它的形象。同理，我們對文學藝術的創作，也是對現實的一種創造。文學，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語言的生成，而這種語言的生成，即是對現實中的故事的錨定和勘界。

簡單敘說了幾種關于“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的觀點后，現在來說說“文學如何更有效地抵達現實”。

在這里，我想引入一對概念：“實然”和“應然”。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現實是缺乏戲劇性的，甚至對一些個體來說是一地雞毛的，沒有驚奇可言。并且很可怕的一點是，現實是無主題變奏，是不斷疊加的“一天天生成”和“一天天消逝”。很多人的一生，都遵循著從出生到讀書到畢業工作到退休這樣一個固定的生活軌跡。其中的一些時段，也許有很劇烈的變化，但那種變化如果被放置到整個生命的長河中，并不屬于常態，因為其時間長度和發生的密度都比較有限。這就是生活。如果我們按照生活本來的面貌去敘寫現實的話，最后呈現出來的文學作品，可能也會成為“一地雞毛”。讀那樣的作品，確實是容易令人感到沮喪的。然而當我們在創作中把生命長河中最劇烈的那一部分剜出來加以大肆地渲染，最后呈現出來的作品，也會令人感到疑惑：生活真是這樣的嗎？生活真的總是這么戲劇化嗎？

那么，文學應該表現怎樣的現實呢？是生活本來的樣子（“實然”）呢，還是經過我們浪漫而激情的想象所創造出來的應該有的樣子（“應然”）呢？考察文學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后者成了最重要的傳統。我想這是因為在一個娛樂匱乏的年代（相比于當下娛樂方式的多元性和系統性而言），文學自覺承擔起“娛樂”的功能。文學，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游戲，語言的游戲、想象的游戲、創造的游戲、脫序的游戲。這個游戲的存在，就像一對翅膀，帶領我們從泥濘的現實飛升起來，甚至飛升到異度的空間里去。傳奇、志怪、幻境，從現實生活的軌道脫序出來，本身就是人類的精神所內在渴求的。這也構成了文學存在的心理基礎。

但如果文學寫的是“實然”的生活又如何呢？我們會發現，這將令我們窒息。通過對作品的閱讀，我們既不知道作品要表達什么，也不知道作者要表達什么，根本上來說，我們壓根兒不知道活著是為了什么。在《等待戈多》里，兩個人站在路口，有一搭沒一搭地討論戈多、等待戈多。然而，戈多怎么也不來，戈多也許馬上就來，也許永遠都不來。更可怕的是，戈多是什么我們都不知道。這就是生活的荒誕性，是生活的“實然”。對這個“實然”的發現和強調，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進入到現代社會以后才凸顯出來的。對“實然”的表現，讓我們更深刻也更絕望地看到，從前的、古典的一些文學作品可能只是一場美好的夢。

再者，我想談談“自然”和“有效”的問題。一部小說，人物性格鮮明，情節緊張，令人感動，這些都是很好的品質。這些品質確保了作品本身的“純凈”性。事實上，我們是在一種“純凈”的語境下來理解作品本身的。關羽是忠誠的，李逵是粗魯的，高老頭是吝嗇的，包法利夫人是虛榮的……我們其實是在單個向度上理解這一切的。但每一個人物、每一個動作，背后可能存在其他很多維度的心理。人類外在的動作，在相當程度上確實折射出了他的內心世界，然而卻非常有限；內心世界從來都是瞬息萬變的，一股意識的洪流從腦海中洶涌而過，連我們自己也來不及捕捉。在進行創作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依然像古典小說那樣，把情節、事件和動作的邏輯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實際上我們已經丟失了很多的東西。

這就必然涉及敘事的“有效性”問題。它看似邏輯嚴密，層層推進，毫無瑕疵，實則未必是“有效”抵達現實的正確路徑。相反，當我們并不舍棄現實生活中非理性的、非邏輯的、非主題的意象、細節和話語時，我們反而重獲了更深層次意義上的“真實”。而恰恰是這種方式，反而是面向現實的更加“有效”的抵達，或者說更加“全面而真實”的抵達。從現實生活中，我們截取任何一段，無論長短，無論是否具有完整性、邏輯性和主題性，我們反復地用語言、回憶、想象、感受和理性去解剖它、重現它，進而建構它，我們都將發現，它有著明顯的滯澀感、歧義性和含混性。這些對于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而言，是不是一種缺陷呢？當然，相比于我們古典的敘事方式（拆分重組）的邏輯性、主題性和純凈感而言，確實給讀者帶來了一定的閱讀障礙和理解障礙。然而，當我們沉浸其中的時候，卻也會慢慢體驗到一股無法抑制的復雜況味。我們被這樣荒原一般的文字和故事感動了，并不是因為我們意外地抓住了其中的主題思想，而是因為我們知道，說到底，生活也不過如此。這樣的敘事，本身就是“自然”的，所以我們沉浸其中的時候，猶如重新活了一遍，并沒有什么隔閡感。但這一次經驗的“復活”，是帶著我們對于生活荒誕本質的重新審視和思考進行的，所以我們能夠感受到一種復雜的況味。

（作者系《少年文藝》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