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寫作時，并沒有想過我有一天會寫科幻小說。雖然我剛讀大學的時候讀的是物理系，當時想成為科學家，但之后發現自己的志趣可能在寫作方面，我轉而讀了人類學和文學。在持續的寫作當中，在對現實的觀察當中，科技的維度又被我重新重視起來了。我發現科技不再是跟生活十分遙遠的東西，比如阿波羅火箭發射登月，大部分人看個熱鬧就可以了，跟我們的日常生活關系不大，該怎么生活還是怎么生活。但是今天，我們使用手機等各種高科技產品，它們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原來要寫的那個現實在解體，它構成了一個新的拓撲形狀的現實，我必須要面對它。這是觸發我寫科幻的最重要的現實原因。同時，我所在的南方一帶，尤其是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特別注重應用，比如騰訊、華為、大疆，都是巨型商業公司，它們的產品覆蓋率之高是難以想象的。我被它卷入，不得不正視。這是一種特別嶄新的中國經驗，而且是超越地域的，是一種世界性的經驗。所以，我在2018年曾提出一個概念——“科技現實主義”，后來，我的小說集《野未來》出版的時候，編輯把它改成了“科幻現實主義”，有人詬病，說科幻怎么能跟現實并置在一起呢？確實，“科技現實主義”更符合我的想法，但有些直白，反而是“科幻現實主義”因為悖論而更耐人尋味。如果誰還認為人類的現實中沒有致幻的成分，誰就完全不了解現實。

實際上，早在2010年，我就寫過一篇“科幻現實主義”的小說，《沒有指紋的人》。那會兒我還在出版社上班，大家都比較自由散漫，后來領導覺得管不住了，拿了一個當時看來是高科技的東西：指紋打卡機，開始采集每個人指紋。我當時就很焦慮，覺得這就麻煩了，肯定被它給鎖住了。我忽然有了一個小說的靈感，假設一個人沒有指紋怎么辦？我設想人類的未來可能全部都是用指紋來控制的，指紋會成為人類生物特征識別的一個最主要的渠道，其次可能是眼睛的虹膜——當時的科普書都是這么說的。但是，誰能想到呢？我們現在已經不再討論指紋打卡了，現在是人臉識別，甚至步態識別。所以，這就是寫極近未來的困境，雖然小說的主題沒有過時，但它的表層是失效的。

文學是人類的需求，不是AI的。閱讀的感受產生自人類心中。AI生成一個作品，它本身是不在意的，它不會去享受自己生成的文本，也不知道為什么要生成這樣的文本。但是對人類來說，我們是懷著某種情感和某種目的去寫作的，這讓我至今還堅信人類的寫作是人工智能無法超越的。

2017年，《青年文學》策劃了一個很有前瞻性的活動：人工智能與生命意識。當時微軟的智能AI名叫小冰，它寫詩，圍繞著它，純文學作家跟科幻作家進行對話。主持人說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作家寫作的坐在一邊，不相信的坐在另外一邊。大家分成兩個陣營，發現傳統作家全都坐在不相信的那邊，科幻作家都坐在相信的那邊。我當時內心特別震撼，他們為什么會相信AI能在寫作上打敗人類？他們不是科幻作家嗎？代表的是人類對未來的想象！可他們憂心忡忡，說人工智能發展的速度是超出我們預期的。現在想來，他們確實更加了解AI技術的可怖，GPT的誕生肯定在他們的預料當中。

當時我看小冰寫的詩——小冰還出了一本詩集，叫做《陽光失了玻璃窗》——都是濃郁的民國風，在詢問之下，方知他們給小冰輸入的都是徐志摩等人的詩歌。所以，我當時就在想，AI的創作是模仿性的，是很難超過人類作家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些作品寫得好不好，評判的標準在于人類。這倒不是說人類中心主義，而是說文學是人類的需求，不是AI的。閱讀的感受產生自人類心中。AI生成一個作品，無論它是語言模型還是有意創作，它本身是不在意的，它不會去享受自己生成的文本，也不知道為什么要生成這樣的文本。但是對人類來說，我們是懷著某種情感和某種目的去寫作的，這讓我至今還堅信人類的寫作是人工智能無法超越的。

在遇見小冰之后的幾年里，我寫了一系列科幻小說，2021年，我把它們匯聚成了一本科幻小說集《野未來》。之所以被說成是“科幻現實主義”，是因為它們不像劉慈欣等科幻作家的作品那樣，是一種特別宏大的宇宙層面的表達，而是一種微科幻的東西，與現實尤其是日常生活緊密捆綁在一起。其中有一篇小說叫《地圖里的祖父》，就是寫祖父過世后，主人公用高科技手段制造祖父的影像，從而跟他對話。這個靈感來源于當時看到的一則新聞，就是GPS系統的某次滯后，讓一個人看到了他已經死去的親人還在實時的地圖上面，這讓我意識到，我們已經在創造一個世界的副本。前幾天，忽然有幾個媒體來采訪我，就是已經真的有人用AI技術來“復活”自己的親人，在電腦里制作“數字人”確實已經沒有難度。今年春節檔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2》里，劉德華飾演的角色就變成了電子人的形態——當然，這個是科幻，是“活著”的生命。總而言之，科幻已經越來越植入我們生活的內部，我自己的寫作也越來越離不開科幻這條線了，通過回顧，我從自己十來年的寫作史中確認了，科技與科幻通過影響現實的方式影響了我的寫作。

如果繼續回溯，將時間的光標停到我成年的那年——2000年，21世紀的開端，將有更多的感慨。那一年，我剛上大學，發現很多人連電腦都沒見過。當然，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學時代溜到某位同學父親的辦公室，偷偷用電話線連網。大學的圖書館有專門的上網機房，學生們排著長隊，每個人進去只有半個小時，匆匆感受一下互聯網。這還是在中山大學，在廣東這樣比較前沿的城市，更不用說其他地方。但從第二年開始，我的很多同學就有了個人電腦，絕大多數都是笨重的臺式機，只有極個別家里“不差錢”的同學享用著小巧的筆記本。我是到了大三，終于有了個人電腦，到這一年，機房門口的排隊景觀已經消失。從無到有，如此之快，電腦變成了生活的有機組成，仿佛永遠如此：一方面繼續過去的生活，但一段時間不上網，就會覺得心癢，被專家稱之為“網癮”，似乎是需要戒斷的。那個時候，我覺得日常生活跟網絡是兩個世界，網線一拔，另一個世界就此消失。電腦屏幕猶如小小的巖洞，里邊有無限風景可以互動，而我們像原始人一般趴在洞口深深著迷。

ChatGPT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會虛構信息，其實就是撒謊。我們虛構一個作家或將不知名的作家名字輸入，讓ChatGPT介紹，它會列出這個虛構的作家寫過哪些作品。假如有人把信息復制下來，然后上傳到維基百科里面，這樣便構成了循環論證。這是很可怕的，相當于一種污染，就像基因剪切一樣……污染我們的文化庫。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就此過去，這十年的另外一個機器就是手機，笨拙的鍵盤、粗糙的屏幕，遠遠無法與臺式機媲美。差不多到第二個十年，智能手機才完全普及，手機不只是媲美臺式機，而且遠遠超過臺式機。大概每個人都見過臺式機的“內臟”：CPU、硬盤、顯卡、電源、電線……幾乎可對應人體的每一個臟器。但是很少有人見過智能手機的“內臟”。早期的手機假如死機了，可以直接把電池摳出來，但對智能手機來說，一般人根本無法打開它。換句話說，臺式機更是一臺機器，而智能手機已經將自己成功地從機器的暴力美學中逃逸了出來，成了一件“工業—信息”時代的藝術品，然后與我們的生命牢牢綁定在一起，我們于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從網絡到移動互聯的跨越。

第三個十年開始沒幾年，ChatGPT4.0出現了，人工智能閃亮登場，它的能力震撼了人類，正如20年前，那個“屏幕洞穴”震撼了普通人。但這種震撼又是如此不同，如果說那次的震撼在于發現了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新世界，而這次的震撼則在于發現這個新世界有可能會顛覆我們的舊世界。

這正是我寫這篇文章的背景。AI技術的研發史很漫長，但為什么到今天忽然有了飛躍？這與網絡發展息息相關，這20年產生了大量的“數據垃圾”，而AI在這“垃圾堆”上開出了鮮艷的花朵。在這我要提一下陳楸帆的科幻小說《荒潮》，其靈感來源就是汕頭一個收洋垃圾的工廠，當時中國剛剛發展電子產業，從國外進口大量的洋垃圾，然后把那些小元件拆下來再去賣。《荒潮》中的機器人就誕生于這樣的垃圾場，這是一個特別好的隱喻。在“大數據技術”之前，有人把我們的信息碎片稱之為垃圾，斥之為影響效率的東西，但后來才發現，這些垃圾是非常豐富的人類數據，它提供了AI快速學習的土壤，促發了AI的進階。AI通過大數據技術不斷抓取各種信息資料，然后構建自己的數據庫，有了初步的認知能力。現在AI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能力，因為人類掌握了這項技術：我們就像訓練一個嬰兒，不斷地訓練它，它就跟生命的神經網絡一樣，能夠逐漸認識這個世界。現在AI的底層邏輯就是模仿大腦的神經網絡結構，GPT4的參數達到了100萬億左右，與大腦的神經元突觸數量已經差不多。當然，據說一個神經元突觸堪比一千個參數，但這種規模已經相當嚇人，更何況這種參數的數量級還在不斷上升。

關于ChatGPT的應用，現在最準確的部分就是翻譯，它已經充分掌握了人類的語言模型，也就是“元語言”；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會虛構信息，其實就是撒謊。比如，你輸入一個問題，它其實可以說：“我不知道”，或者說：“對不起，我沒有找到結果”，傳統的搜索引擎都是這樣的。但ChatGPT會撒謊，會虛構。我們虛構一個作家或將不知名的作家名字輸入，讓ChatGPT介紹，它會列出這個虛構的作家寫過哪些作品，說得有板有眼。如果有人不知道，會以為它說的是真的，假如他把信息復制下來，然后上傳到維基百科里面，這樣便構成了循環論證。這是很可怕的，相當于一種污染，就像基因剪切一樣。被人為編輯過的人類基因，會因為這個人跟別人通婚生子而傳遞下去，污染人類的基因庫。與此類似，ChatGPT編造答案就是在污染我們的文化庫。

GPT撒謊到底意味著什么？是語言模型的慣性輸出，還是說它具有了某種主體意識。包括兩則被熱議的新聞，一個是GPT聲稱自己愛上了它的操作者，讓他離婚跟自己在一起。另外一個是GPT破解網站權限的時候，需要人工驗證碼，它跟人類聯系，那個人問它是不是機器人，它說它不是機器人，而是一個盲人，看不見代碼，需要幫忙，于是它成功破解了權限。前者涉及情感，后者則是為了具體目的而進行的撒謊，都非常駭人。盡管具有主體意識的超級AI還沒那么快出現，但是這種可能性已經構成了人類的危機，而且是生存危機。

在未來，人類的精神危機將會非常嚴重。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個人要找到自己活著的價值和意義。所以，文學與人文學科在未來十年會有大用。為什么還要活著？這會成為未來十年的“靈魂之問”。

無論如何，接下來的十年，AI的能力與應用都會超出我們預期。我們的生活中會充斥著AI產品。最可怕的是，我們會在短暫的驚慌之后進入一種渾然不覺的狀態，重新成為溫水中煮的青蛙，就像我們這20年一樣。我們會更容易沉浸在AI與萬物互聯的虛擬世界中，它會讓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舒適，與此同時，我們則越來越不能忍受繁重的工作。在未來，人類的精神危機將會非常嚴重。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個人要找到自己活著的價值和意義。所以，文學與人文學科在未來十年會有大用。因為意義問題會變得非常突出。在歷史的大多數時期，大多數人并沒有把價值和意義問題放在人生的首位，生存是第一位的，很多人為了吃飽肚子都已經付出了全部的力氣。而未來，吃飽肚子活著越來越簡單，難的是很多事情AI都比你做得好，而你為什么還要活著？這會成為未來十年的“靈魂之問”。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技術如此發達，科學思想卻并沒有完完全全成為老百姓思維的主流，還有各種各樣與科學思想相沖突的迷信在新技術的媒介上大行其道。比如網絡算命，隨手一搜到處都是。怎么能讓工具理性的代表產物——AI機器來給我們算命呢？這是悖論，而這也是我們的現實。比如說陳崇正的一些小說，其實在我看來他確實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科幻小說，他也自嘲說他是“土路子”。他的《黑鏡分身術》里寫到一個巫婆造出了一個“魂機”，這就充滿了悖論，巫術與科技混雜在了一起，但這反映出當地人的一種世界觀。高科技到達了魔法、巫術想要而不可得的效果，但普通人并不理解高科技的原理，只能用魔法、巫術的思維去揣度，這反而是最簡便的一種方式。

與陳楸帆寫科幻的“正路子”、陳崇正的“土路子”不同的是，我更愿意說自己是“野路子”。這三個路子，也許能為世界的科幻文學提供一些中國經驗。所謂“野”，就是說我會試著反抗一下某種科技的趨勢。我有一個短篇小說叫《后生命》，涉及永生。很多“科技大佬”開始不斷談論永生，谷歌的韋爾奇預測，2045年人類就實現永生了，然后這個家伙以及跟他相似的家伙們現在不好好吃飯，而是吃一種黏糊糊的營養餐，就是把人體所需的各種能量和維生素統一搭配好，喝下去就可以了。這與美食的理念已經全然不同。但這樣顯然不能永生，永生最大可能性在于“意識復制”：我們克隆自己的身體，讓大腦意識復制到自己的新身體里面，如果可以成功，自然就永生了。我在小說里提出了一個觀點，生命具有唯一性，是不可轉移的。每個人的個體生命，會有量子狀態的唯一性，就像“測不準原理”一樣，你一觀測，它的曲線就坍塌了。同樣，你轉移意識，意識便崩潰了。當然，我的科幻設定的依據不是科技，而是哲學。哲學之道與科技發展在高處必然是相逢的，它們兩者本身就是虛實相生的關系。以前我們總覺得是前者在指導后者，但實際上后者卻常常改變前者，甚至顛覆性地改變人類看待世界的目光。所以，“后生命”便是觸及生命終極邊界的一種狀態，想要逾越而不可得的時刻。此外，需要說明的是，身體與生命是不同的，身體將突破肉身的概念，呈現出多種形態，肉身更像是新身體的脊髓。

這也是一種象征：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即將得到一個更加龐大的身體，你要么用這個新身體大步奔跑，要么困在這個新身體里邊寸步難行。